木兰推荐 | 哀伤主题公益十讲⑤:意义重建理论在哀伤辅导中的应用

来源:哀伤关怀 2026年5月11日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都可能经历失去的时刻–失去亲人、爱人,甚至是心爱的宠物。那份深入骨髓的悲伤,常常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如何面对哀伤,重建生活的意义?在王建平教授团队哀伤关怀与研究中心联合中育心理推出的哀伤主题公益实讲课程第五讲中,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的史光远老师,为我们带来了“意义重建理论在哀伤辅导中的应用”公益课程。

一、哀伤的本质:丧失与重建的旅程

讲座伊始,史光远老师首先带我们理解哀伤的概念。他指出,哀伤是因丧失引发的复杂身心反应,情感上以悲伤为主,行为上则表现为过度怀念、闯入性想法、烦躁不安等。但哀伤并不只是痛苦的代名词,经历哀伤后,人们也可能获得创伤后成长,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更珍惜当下,对精神层面有新的理解。

意义重建理论由Robert Neimeyer等人提出,整合了建构主义、后现代、依恋、创伤认知等理论,是一个用于哀伤领域的整合模型。

意义重建理论认为,若丧失事件与丧失前的意义结构基本一致,则痛苦程度较低;若严重不一致,痛苦就会急剧增加。此时,人们便会致力于寻找意义。当找到有益的新的意义时,痛苦就会减少,反之则会停留在痛苦的状态,需要继续寻求新的意义。

这一过程主要有三条路径:

1、理解丧失:重新认识和接受失去的事实。

2、寻找益处:发现丧失带来的改变或成长。

3、认同改变:自我认同整合,达到新的稳定。

讲者以自己博士期间对失独父母的研究为例,指出失独父母在经历丧子后,意义结构遭受巨大破坏,但他们中有人通过种树、养流浪狗等方式,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比如一位失独母亲为完成儿子遗愿,在内蒙古种树20多年,把对儿子的爱融入到对自然的守护中。

二、评估:哀伤辅导的起点与关键

在进入具体干预技术之前,史光远老师特别强调了哀伤反应评估的重要性。他指出,哀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常与抑郁、创伤等问题并发,因此需要全面评估。

评估的重点内容包括:

1、鉴别诊断:

区分哀伤、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尤其要注意抑郁症诊断中需排除近期重大丧失事件的影响。

2、自杀风险:

哀伤中的自杀念头常源于“想跟逝者一起去”,与抑郁症的无价值感不同,需密切关注。

3、社会支持系统:

评估来访者的人际资源,比如对失去父亲的孩子工作时,就需要考虑孩子的母亲能否提供支持。

4、延长哀伤障碍筛查:

可使用常用量表,如PG-13(Prolonged Grief-13)。该量表包含11道题,前2题核心题目如“我经常怀念并渴望见到逝者”“我经常出现与逝者有关的强烈情绪痛苦”,后9题涉及具体反应。若总得分超过23分,则提示延长哀伤障碍的可能。

三、治疗关系原则:Presence(同在)是基础

在哀伤辅导中,治疗关系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技术本身。Robert Neimeyer提出的“3P原则包括三个部分:Presence(同在)、Process(过程)、Procedure(程序)。这部分哀伤公益十讲的第四讲中有所提及:【回顾】哀伤主题公益十讲④|看见哀伤:哀伤辅导原则与首次会谈

本次讲者重点讲述了Presence(同在),因为它是工作的基础。同在是来访者愿意与咨询师共同工作的前提。同在包括三方面要求:

1、正念水平:

表现在咨询师需要提前准备物理与心理空间,提前到达咨询室,花几分钟做一个提升同在感的小练习,例如: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来访者的样子,把身心调整到此时此刻等。

2、回应性:

咨询师需对来访者的言语、非言语信息保持高度敏感,以贴合其状态的方式回应,同时不加防御。

3、脆弱性:

咨询师要容许自己和来访者展现脆弱,接纳哀伤反应的暂时性和波动性。哀伤情绪本就跌宕起伏,今天觉得好一些,明天可能又陷入痛苦,这是正常的。咨询师若因来访者状态波动而紧张,反而会阻碍工作。

四、意义重构的具体技术:从揭开故事到整合前行

1、第一阶段:揭开丧亲故事

这一阶段的核心是邀请来访者讲述所爱之人,包括逝者的品质、与逝者的共同回忆等。在这一过程中有生命力地、表达性地同来访者进行对话。可以利用以下技术:

技术1:类比式倾听

与来访者的言语和非言语信息保持一致,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其感受。来访者沉默时,咨询师也可沉默;来访者悲伤时,咨询师用深呼吸、点头等方式回应,传递“我在陪着你”的感觉。

技术2:隐喻与意象化表达

哀伤常常难以言喻,用隐喻的方式能促进理解和共情。比如来访者说“悲伤像黑雾”,咨询师可引导:“这黑雾时而像幕布遮蔽阳光,时而像丝绸缠绕指尖,你能多描述一下它的样子吗?”

2、第二阶段:处理丧亲故事

这一阶段的核心是不回避,通过复原性重述、丧失时间线等技术,帮助来访者面对丧失的细节,整合记忆。

技术1:复原性重述

邀请来访者慢慢讲述死亡故事的细节,包括场景、情绪、想法等。重述时要慢,若来访者情绪激动,可让其停下来做深呼吸,调整与痛苦场景的距离。叙述分为三个层次:

(1)外在叙事:客观发生的事件,如:接到病危电话,我赶到医医院。

(2)内在叙事:内在的的情绪和想法,如:我很着急,又有点害怕。

(3)反思性叙事:现在的理解,如:原来我那么依赖爸爸,现在我开始学着自己面对生活。

技术2:丧失时间线

让来访者在纸上画出人生轨迹,标记重要转折点和丧失点。这不仅能帮助来访者挖掘过去的应对资源,还可能发现多重丧失的影响。当然,若咨询时间有限,是否处理过去的丧失需要具体评估,避免偏离当下议题。

3、第三阶段:与逝者的再连接

了解了当事人的顾虑和担心后,咨询就可以从社交的聊天过渡到正式的咨询内容。

当哀伤症状有所缓解后,可以通过一些技术帮助来访者与逝者建立新的、持续的联结。

技术1:“再见你好”信件

让来访者给逝者写一封信,可以是无结构的自由书写,也可以有一定结构,若难以书写,也可用画画代替。还可以布置“模拟逝者回信”的家庭作业,虽然不容易做到,但能带来深刻的体验。

技术2:生命印记

引导来访者探索逝者留下的印,比如逝者的特殊习惯、价值观、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这些如何影响自己。咨询师可以问:“你想发展哪些肯定的印记?又想放弃或改变哪些?”

技术3:指导性哀伤日志

让来访者分享过去几周,与逝者再联结后,自我观察的效果,并分享。例如:当时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而现在你的理解是什么。

4、第四阶段:整合与结束

技术1:虚拟梦境故事

给来访者提供一些关键词,鼓励其将自己喜欢的元素和象征性情节加入故事,通过想象、讲故事或画画的方式进行表达,从而发现新的意义。例如:有来访者在故事中让一只会说话的鸟飞起来,象征着自己内心的整合与成长。此外,记忆盒子、绘画、沙盘等也是常用的方式。

技术2:仪式转换

利用仪式帮助来访者表达思念、完成告别。仪式可以是传统的清明扫墓,也可以是个人化的,比如一位来访者通过给逝去的亲人叠星星,把想说的话写在星星纸上,放入瓶子里,作为对亲人的思念寄托。仪式的关键在于“特异性”,要符合来访者的文化背景和个人需求。

五、研究发现:技术如何发挥作用?

在讲者与陈丽冰老师(现任深圳大学附属华南医院临床心理科专职心理咨询师)合作的研究中发现,意义重构技术的各个阶段作用不同:

1、前两个阶段,即揭开故事、处理故事:对改善哀伤和创伤症状效果最显著;

2、后两个阶段,即再联结、整合与结束:对提升意义重构和创伤后成长作用更明显。

也就是说,意义重构疗法不仅能缓解痛苦,还能促进个人成长。当然,并不是所有来访者都能走到后两个阶段,需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

此外,咨询中对于来访者收获较大的技术包括:咨询关系、类比式倾听、复原性重述、丧失时间线、生命印记以及整合性艺术治疗(虚拟梦境故事、绘画)。

木兰推荐 | 哀伤主题公益十讲④ 看见哀伤:哀伤辅导原则与首次会谈

来源:哀伤关怀 2026年4月29日

2026年4月8日,“哀伤主题公益十讲”迎来了第四场讲座。深圳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工作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注册系统注册心理师、美国死亡教育与咨询学会认证生死学会士唐苏勤老师,详细讲解了哀伤辅导的核心原则与首次会谈的结构化流程。

唐苏勤老师长期聚焦于丧亲与哀伤、应激与创伤、数字化心理干预、生态瞬时评估与干预等领域的研究,致力于探索重大疾病、死亡、丧亲等事件给人们身心带来的影响及疗愈路径。

本次讲座围绕哀伤辅导的基本原则与首次会谈的实践方法展开,强调了在哀伤辅导中倾听、尊重个体差异、建立治疗关系的重要性,重点阐述了“在场”与“过程”的治疗关系。讲座还探讨了哀伤辅导的介入时机、开展场所的灵活性、高风险丧亲者的识别与支持,以及首次会谈的结构安排。

此外,针对常见伦理与技术问题,如回避性应对、创伤性哀伤、PTSD处理等,也进行了初步解析。

一、哀伤辅导的基础设置与核心原则

针对哀伤辅导的特殊性,唐老师在讲座中首先说明了哀伤辅导的介入时机和场所,随后强调了哀伤辅导的核心工作原则。

1、介入时机

哀伤辅导的介入需根据死亡情形、当事人意愿及机构规定灵活安排,通常建议在葬礼结束后一周左右开始。或者,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在丧亲后一个月、49天(七七)或几个月后开始。如果涉及临终关怀,可在丧失发生前进行初步接触。开展哀伤辅导的场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强调灵活性与适应性,除了传统的心理咨询室以外,哀伤辅导还可以在医院、社区活动室、丧亲者家中或通过网络视频进行。

2、核心工作原则

哀伤辅导的核心工作原则主要是多倾听少评判,为哀伤留出时间和空白,以及警惕回避性应对。具体而言,多倾听少评判指的是尊重丧亲者的节奏与表达方式,避免使用“时间会治愈一切”或“离开是解脱”等否定当事人感受的安慰语。合适的回应方式是尊重并接纳当事人真实的情绪反应。同时,要为哀伤留出时间和空白,理解哀伤的自然波动性(如周年纪念日、环境线索触发),允许沉默的发生和情绪的自然流动,避免急于推进咨询进程。此外,哀伤辅导中应警惕回避性应对。这要求哀伤辅导的实施者能够识别丧亲者酗酒、物质滥用等适应不良的应对方式,并及时进行风险评估与转介。唐老师提到,哀伤辅导的实施者实际上不仅限于专业咨询师,还包括社会工作者、医护人员、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及有丧亲经历的同路人。因此,这些核心原则不仅适用于专业人士和志愿者,还适用于同路人互助,甚至可以应用于安慰家人、朋友的过程中。

哀伤辅导的基础设置还包含伦理和咨询师胜任力的一些考虑,这部分内容在李洁老师主讲的第三场【 哀伤辅导中的伦理与胜任力】公益讲座中有详细的谈论。

唐老师在讲解首次会谈的结构化流程之前,先探讨了治疗关系的重要性。治疗关系被以往研究证实是影响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哀伤辅导领域中,治疗关系主要指的是咨询师或其他哀伤辅导的实施者积极的倾听,与此同时还需要不停的察言观色,关注所有的语言和非言语的线索,一心一意地关注当事人本人。并且,对当事人的丧亲经历以及其如何理解这段丧亲经历抱有开放和好奇的态度。

对于如何理解治疗关系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唐老师借助著名的哀伤领域学者和治疗师Robert Neimeyer提出的工作框架进行了阐释。Neimeyer认为在哀伤辅导中涉及三个过程,

首先是要全身心的在当下陪着当事人,给TA提供一个安全和温暖、抱持的环境,这个过程被称作在场 (presents)。“在场”传递的信息是:“我陪着你”。然后,在提供抱持的环境下,来到了第二个过程,顺着当事人的节奏,一起慢慢梳理、消化痛苦,陪伴丧亲者去加工TA的情绪、认知、理解、意义建构,Neimeyer把这个部分叫做过程 (process) 。“过程”传递的信息是:“我陪着你一起走这条黑暗崎岖的小路”。接下来才到了第三个过程,同行路上的小工具,也就是具体的技术,比如在辅导中使用空椅子技术,给逝者写信,做一些绘画等等。综合这三个过程来看,哀伤咨询的过程就像陪伴当事人同行。首先需要表达我陪伴着你的态度,之后陪着当事人一起走过这条可能黑暗的路,此外,在同行的过程中会用到一些小工具,就像走路的时候可能需要手电筒、指南针,或在口渴时需要水等。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在前两个过程有效完成的前提下,具体技术才能够发挥其作用。如果咨询师提供的是没有在场的过程,在整个咨询过程中心不在焉,那么更像是在用基本的咨询技巧操纵当事人的情感。如果咨询师提供的是没有过程的步骤,比如咨询师不顺着当事人的节奏,而是要求当事人给逝者写一封信,那么会误导咨询的方向,甚至给当事人带来抗拒和伤害。

唐老师强调,首次会谈需要避免急于使用技术,重点在于建立治疗关系与理解当事人的需求。

三、首次会谈的结构化流程

哀伤辅导的首次会谈应包括建立关系、寻求共识、探索问题、促进分享、回顾会谈和结束会谈六个阶段。另外,在首次会谈前还需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1、准备首次会谈

为自己做准备:

首先确保自己记住了当事人正确的信息。咨询师需熟记当事人的信息,如丧亲对象、丧亲原因、逝者的性别等。这些信息的准确性能够体现咨询师对当事人的关心。其次是准备好咨询所需要的信息,包括基本规则(保密性、安全性、自主性、咨询方式和转介条件)和界限(时间、时长和频率)的设置。如果哀伤辅导发生的场域是在当事人的家里、医院或者社区,咨询师还需要用非常简短的语言告诉当事人保密原则、咨询设置以及随时可以退出的自由。第三部分是咨询师自己身心状态的准备。调整自身身心状态,心理上提前思考如何与当事人工作,身体上以饱满精神面对当事人。

为当事人做准备:

提前确认并提醒当事人会谈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并可通过细节的提醒(如提醒带外套、寻找安静空间)含蓄地传递关怀,打破丧亲后的社交隔离感。

2、建立关系

正式见到当事人之后,和其他类型的咨询一样,遵循社交礼仪,简单问候当事人。通过日常寒暄(如询问近况)降低当事人防御心理,逐步建立信任关系。在哀伤咨询中,可以感谢当事人准时出席,感谢有机会共同探讨这段经历。同时,第一次见到咨询师时,当事人可能会感到奇怪、尴尬或为难,咨询师可以主动觉察并回应在咨询室中出现的这些感受,同时询问其对咨询的担忧与可能存在的误解。

随后检查当事人的阻抗及来源,了解当事人对咨询是否有顾虑和担心并进行澄清。一方面,处理当事人对接受咨询的阻抗,比如“咨询如果让我感觉好了,会不会让我忘记逝者”、“谈论丧亲经历会让自己失控”等,针对这一类的担忧强调咨询的目的是调节痛苦而非消除记忆,咨询不是要改变哀伤,而是调节过于强烈的哀伤或是调节过于强烈的哀伤给丧亲者的身心带来的伤害。另一方面,处理当事人对咨询师的阻抗。比如“我要怎么相信你”,“人死不能复生,你能做些什么”,“咨询过程中会干什么,会发生什么”等。针对这种情况,可以简单介绍哀伤辅导或者心理咨询通常是如何起效的。如澄清之后,当事人仍存在怀疑,可以邀请当事人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进行咨询。

3、寻求共识

了解了当事人的顾虑和担心后,咨询就可以从社交的聊天过渡到正式的咨询内容。首先,温和地探索当事人以前的咨询经验、谈论哀伤的经验。通过对以往经验的探索,咨询师可以借鉴使用让当事人感觉舒服的回应方式,也可以有意地避免使用让当事人感觉不舒服的回应。其次,解释本次咨询的目的、结构、时长等设置。

接下来,了解当事人对这一次咨询或整个哀伤辅导的期望。询问当事人希望通过咨询达到的目标,这决定了咨询的重点是改变当事人对哀伤的看法,还是教授情绪调节技巧。当事人的期望有可能是不现实的,需要咨询师及时澄清。例如,当事人可能希望自己的哀伤反应在两三个月内就能得到明显的改善,咨询师需要稍微回应并表达这可能是不容易做到的。

最后,当事人可能对咨询师有一些好奇,咨询师可以介绍自己的专业背景、哀伤咨询经验,介绍的详细程度依据当事人的需要而定。另外,还可以介绍一些当事人想要了解的其他信息,介绍的过程可能也是一次处理阻抗的机会,当事人可能会表达对咨询师胜任力的担忧,咨询师需要在考虑伦理边界的基础上告知一些个人信息。

4、探索问题

首次咨询的重点之一是通过时间顺序来了解当事人的故事。

按照“临终-告别-葬礼-葬礼后”的时间线梳理当事人的故事,引导当事人讲述事实经过,帮助其将混乱的思绪结构化。有关“临终”时刻,简要了解逝者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因为什么事情去世了。当事人在不在场,如果TA不在场的话,是谁告诉TA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有关“告别”时刻,邀请当事人介绍一下是如何告别的,家乡有没有特别习俗(如,守夜)等。当事人在讲述时肯定会出现情绪和评价,但是在探索阶段,咨询师需要更多的聚焦时间线,尽量先让当事人把这个故事讲完整。对于“葬礼”时刻,邀请当事人描述葬礼的过程,特别是TA在葬礼上的见闻。评估当事人及其家人是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参与,以及对葬礼是否满意。对于“葬礼后”时刻,可询问当事人在葬礼结束之后到现在是怎么过的,想要分享哪些很重要的时刻。这个问题同时也是基于优势视角关注当事人在寻求哀伤辅导之前的应对资源,或是否还有想替逝者实现的事情。

按照时间顺序来帮助当事人回忆经历可以帮助丧亲者面对丧亲事实,并从混乱的状态梳理到一个相对结构化的状态。同时,在探索之后,咨询师可以帮当事人画出一条丧亲故事线,这个过程可以呈现哀伤的波动,可能有轻松的时候,有回忆到甜蜜的时候,也有很痛苦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上探索的过程更适用于经历了一般性丧亲的当事人。如果丧亲经历是灾难性的,比如目睹了车祸现场,则可能会有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情况,这时需要稳定化技术先行。

咨询师需了解哀伤的基本历程:丧亲首日应关注当事人的安全问题(如拒食、过度哭泣);第三天,当事人可能产生为逝者做事的意愿(如参与葬礼或扫墓);第七天,葬礼结束但可能感觉逝者仍在身边;第一个月,随着他人支持消退,丧亲者痛苦可能加剧;第1至11个月,环境线索易触发哀伤反应;周年纪念日(第12个月)痛苦达高峰;此后多年,触发反应仍存在,但频率与强度递减。若当事人在此期间提及过多时间节点,咨询师应预判其哀伤需要更长的恢复周期与更大的处理空间。

5、促进分享

在探索阶段之后,咨询师可以基于故事线中呈现的内容,促进当事人分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打算。在倾听当事人观点的过程中,咨询师一方面需要促进当事人情感的表达,另一方面要促进当事人分享自己与逝者的故事,包括当事人与逝者的回忆,以及逝者如何影响当事人的现在和未来。在首次咨询中,帮助当事人体验到自己的情绪感受是更重要的,给当事人带来新的觉察即可。

唐老师通过一个实例阐释了“促进分享”这个阶段的要点。例如,当事人因母亲的劝阻未能参加葬礼,并因此感到非常生气。咨询师可询问其对未出席的感受,当事人可能产生“不孝”的自我评价,背后可能隐藏着内疚、遗憾与自责等情绪。通过情绪表达,当事人可能有新的体验和觉察(如,觉察到自己不仅在生妈妈的气,也在责怪自己)。首次咨询中,达到这样的初步觉察已是重要进展。咨询师还可邀请当事人分享与逝者的正面回忆,引导其思考当下感受与逝者对未来的影响,从而将谈话由痛苦细节转向力量与希望,为首次咨询收尾。

6、回顾与总结

回顾会谈:在咨询结束前10分钟回顾本次会谈涉及的事项、本次会谈中已完成的事项以及本次会谈中未完成的事件,并确定后续会谈的任务。

总结会谈:遵循社交礼仪结束会谈,比如在线下咨询的时候把当事人送出门,线上咨询等当事人挂视频之后再结束。

在回顾和总结阶段,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询问。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结束可以吗?”提前10分钟询问的意义在于如果当事人觉得不可以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快速处理当事人的情绪。第二个问题是:“你今天离开这里之后会做些什么?”引导当事人从哀伤的回忆回归到具体生活。

四、风险评估

首次会谈除了要完成上述内容之外,还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根据不同的风险水平制定差异化的干预策略。

在风险评估方面,一方面是对高风险特征进行评估,重点关注死亡是不是突发性/创伤性;是不是认为死亡是“可预防”的(比如,很多经历了亲人因重大疾病去世的家属可能会觉得,要是选 A 医生不是 B 医生,死亡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或自己如果做一些什么事情,死亡就可以避免);丧亲事件是否彻底改变了丧亲者的人生;丧亲者在经历丧亲前是否有心理问题史;丧亲者是否经历多重丧失;丧亲是否带来了其他危机,如经济问题;社会支持是否匮乏;社会角色是否单一等因素。如果一个当事人出现了多种高风险特征,就需要对其进行持续的关注。

在结果评估方面,需筛查急性应激障碍(ASD)、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自杀风险及物质滥用情况,必要时优先处理创伤后应激的症状。待当事人情况稳定或自杀自伤风险降低之后,再处理哀伤议题。评估还涉及到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咨询师需要评估自己要选择哪种理论及相应的干预模式对当事人进行个案概念化,哀伤领域相关的理论可以回顾第二讲【哀伤领域相关理论及在哀伤辅导中的应用】的内容。

另外,如果当事人寻求哀伤辅导时,距离其经历的丧亲事件已经过去了6个月甚至是一年以上的时间,那么咨询师应该针对该当事人是否可能存在延长哀伤障碍进行筛查。如何进行延长哀伤障碍的筛查可以回顾第一讲【延长哀伤障碍的评估与诊断】的内容。

咨询师需根据风险评估的层级,制定不同层级的干预策略。若当事人被评估为低风险,可进行定期随访或电话关怀,不强制开展密集咨询,而是持续跟进情况。若存在高风险因素但情绪状态尚可,可开始哀伤咨询;若伴随严重症状(如考虑重度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需及时转介医疗资源。

Q&A

Q: 咨询师在会谈中被哀伤感染怎么办?
A:适度的情绪共鸣(如流泪)是可接受的,只要不超越当事人的情绪表达。若自身近期经历丧亲或易被触动,建议先进行自我成长或哀伤咨询。

Q:当事人害怕入睡(担心像逝者一样在睡眠中死去)怎么办?
A:先共情其恐惧,教授简单的放松技巧(如呼吸法)。若严重影响睡眠可建议药物辅助,后续待睡眠状况好转,再处理与死亡有关的认知。

Q:来访者梦到逝者,是否需要解析?
A: 首次咨询无需深入解析,只需了解梦境内容及当事人的感受。若涉及创伤性噩梦(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表现——闪回),需要优先处理恐惧情绪。

Q:来访者问“为什么我梦不到妈妈,是不是我不够爱她”?
A:通过开放式提问探索其背后的期待与感受,引导其思考,除了梦到妈妈之外,还有哪些方式可以体现爱与思念。

总的来说,哀伤辅导的首次会谈重点在于倾听以及陪伴当事人梳理丧亲故事,避免急于推进干预步骤。治疗关系是咨询起效的关键因素,首先需要通过“在场”和“过程”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而后进入到梳理丧亲事件历程、挖掘优势等内容中。此外,风险评估始终应当贯穿于会谈过程中,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制定差异化的干预策略。

 

木兰推荐|刘新宪清明节谈持续性联结(下)——荣基金清明专题

作者:刘新宪             编发:扬帆远航

清明时节,慎终追远,是中华文化中表达思念与连接的重要时刻。受荣基金邀请,我有幸在这一特殊时节分享“持续性联结”的主题。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认为哀伤的目标是“放下”与“告别”,但现代哀伤研究逐渐指出,与逝者保持一种健
康、适度的心理联结,不仅不是问题,反而是走向适应的重要路径。

所谓“持续性联结”,是指在亲人离世后,我们仍以某种方式在内心与其保持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情感上的思念,也可以是价值观上的传承,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象征性行为。例如,在重要时刻默默与逝者“对话”,延续其生前的习惯,或将其作为内在的道德指引者。这些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在失落中找到连续性,而不是被彻底割裂。


积极的持续性联结,关键在于“适度”与“整合”。当这种联结不再引发强烈痛苦,而是转化为温暖、支持与力量时,它便成为哀伤整合的重要资源。它帮助我们为逝者在内心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既不否认其离去,也不让其占据全部心理空间。在这个位置上,逝者既是被怀念的对象,也是内在力量的一部分。


清明的纪念活动,如扫墓、献花、书写思念,正是这种联结的文化表达形式。而在当代社会,我们也可以借助更多方式,例如建立纪念空间、书写纪念文字,或通过网络平台表达哀思。这些行为不仅是对逝者的安放,也是对自身情感的整理。


当我们能够以平和而持续的方式与逝者相连时,内心往往会逐渐生出一种安定感——仿佛逝者已在我们心中“安顿下来”,不再漂泊。而这种安顿,也让我们感到他们“可以安心”,从而减轻内心的牵挂与不安。

木兰推荐|刘新宪清明节谈持续性联结(上)——荣基金清明专题

作者:刘新宪        编发:扬帆远航

清明时节,慎终追远,是中华文化中表达思念与连接的重要时刻。受荣基金邀请,我有幸在这一特殊时节分享“持续性联结”的主题。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认为哀伤的目标是“放下”与“告别”,但现代哀伤研究逐渐指出,与逝者保持一种健康、适度的心理联结,不仅不是问题,反而是走向适应的重要路径。


所谓“持续性联结”,是指在亲人离世后,我们仍以某种方式在内心与其保持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情感上的思念,也可以是价值观上的传承,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象征性行为。例如,在重要时刻默默与逝者“对话”,延续其生前的习惯,或将其作为内在的道德指引者。这些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在失落中找到连续性,而不是被彻底割裂。


积极的持续性联结,关键在于“适度”与“整合”。当这种联结不再引发强烈痛苦,而是转化为温暖、支持与力量时,它便成为哀伤整合的重要资源。它帮助我们为逝者在内心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既不否认其离去,也不让其占据全部心理空间。在这个位置上,逝者既是被怀念的对象,也是内在力量的一部分。


清明的纪念活动,如扫墓、献花、书写思念,正是这种联结的文化表达形式。而在当代社会,我们也可以借助更多方式,例如建立纪念空间、书写纪念文字,或通过网络平台表达哀思。这些行为不仅是对逝者的安放,也是对自身情感的整理。


当我们能够以平和而持续的方式与逝者相连时,内心往往会逐渐生出一种安定感——仿佛逝者已在我们心中“安顿下来”,不再漂泊。而这种安顿,也让我们感到他们“可以安心”,从而减轻内心的牵挂与不安。

 

木兰推荐|认知情绪调整(一)(上)—失亲者抗逆力培养系列第六课

视频发布、文字说明:木兰
课程文字内容请关注《哀伤疗愈之家》公众号

讲座时间:2025年11月21日
授课老师:刘新宪主题:有针对性地调整和建立积极认知

 壹 认知行为疗法简介

一、认知行为疗法回顾

贰 为什么失去亲人容易自责

一、为什么丧亲往往会引发自责?

二、导致严重自责的风险因素

三、过度自责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木兰推荐 | 哀伤主题公益十讲③哀伤辅导中的伦理与胜任力

来源:哀伤关怀

2026年3月18日,“哀伤主题公益十讲”第三讲如期开讲。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督导师、美国死亡教育与咨询学会认证生死学家李洁老师,围绕《哀伤辅导的伦理与哀伤辅导师的自我照顾》这一主题展开分享。自2008年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接触灾后创伤与哀伤研究以来,李洁老师持续深耕哀伤、创伤与专业助人工作等议题,长期开展相关研究、咨询、团体带领与督导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在本次讲座中,李老师聚焦哀伤辅导中一个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议题:当我们试图陪伴一位处于丧亲之痛中的人时,什么才是真正有帮助的专业工作?而一名哀伤辅导师,又应当如何理解自己的边界、责任与能力?

讲座指出,伦理并不是助人工作之外的附加要求,也不是抽象的职业口号。对于哀伤辅导而言,伦理本身就是胜任力的一部分,而胜任力也构成了伦理得以落实的前提。尤其在面对死亡、丧失与存在议题时,专业助人者不仅需要掌握知识与方法,更需要具备足够的自我觉察、情绪处理能力与自我照顾意识。

伦理与胜任力:哀伤辅导中的基本起点

李老师首先带大家回到一个基础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哀伤辅导师”?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内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哀伤咨询师”官方资质认证体系,但在现实中,参与哀伤支持与陪伴工作的人并不少。心理咨询师、社工、热线接线员、学校心理老师,以及一些在支持性场景中承担倾听与陪伴角色的半专业助人者,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进入哀伤辅导的工作现场。也正因如此,哀伤辅导中的伦理问题,并不只与狭义的心理咨询师有关,而是与所有在助人关系中承担责任的人有关。

那么,什么是伦理?什么又是胜任力?李老师在讲座中对这两个概念作了简明而直接的界定:伦理,指的是职业道德;胜任力,则是一个人是否具备把这项专业工作做好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二者并不是彼此分离的。

一方面,伦理是胜任力的要求之一。一个人即使掌握了某些方法和技巧,如果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与边界意识,也很难称得上是“有胜任力”的助人者。另一方面,胜任力也是伦理的前提。若缺乏必要的知识、训练与人格成熟度,仅凭个人经验、善意或热情贸然开展哀伤辅导,同样可能构成伦理上的问题。

也正因此,伦理与胜任力在哀伤辅导中始终是相互交织的。助人行业之所以格外强调伦理,是因为“无效”在助人工作中并不只包括“不够好”,还可能 “有害”。如果专业助人者缺乏伦理意识,不仅可能无法帮助来访者,甚至可能加重其痛苦,造成进一步伤害。伦理的首要意义,在于保护来访者;与此同时,它也保护助人者自身,并为整个行业提供实践上的参照与规范。

哀伤辅导中的一般伦理原则

在哀伤辅导中,专业助人者首先需要遵循一般心理咨询与助人工作的基本伦理原则。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所强调的善行、责任、诚信、公正与尊重,同样适用于哀伤辅导领域。也就是说,哀伤辅导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它首先仍然是专业助人工作的一部分,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伦理底座之上。

1、 善行:以来访者福祉为核心

无论是国内伦理守则,还是与死亡教育、临终与哀伤辅导相关的国际专业指引,都强调助人工作的出发点应当是促进来访者的福祉、避免伤害。这意味着,辅导的核心不应是展示专业能力、验证某种理论,或满足助人者自身的成就感,而始终应当考虑“这样做是否真正有助于对方”。对于处于丧亲脆弱状态中的来访者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2、 尊重:尊重哀伤的差异性与独特性

哀伤辅导中的尊重,不仅意味着尊重来访者的隐私、权利和自主性,也意味着尊重其哀伤路径、文化背景与表达方式的差异。死亡与丧失从来不是脱离文化、关系与生命史的孤立事件。一个人如何理解丧失、如何哀悼、是否借助宗教信仰、如何面对纪念与联结,都会深受其成长经验、社会环境与价值观影响。不急于把来访者放进单一框架,而是允许其以自己的方式经验哀伤、理解丧失,才是做到了真正的尊重。

3、 胜任力:在能力范围内工作

李老师特别强调,胜任力本身就是职业道德的一部分。专业助人者需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工作,并不断通过学习、培训、督导与反思提升自身能力。尤其在哀伤辅导领域,如果缺乏与死亡、丧失、哀伤理论及评估相关的知识,仅凭一般咨询经验开展工作,很可能无法真正回应来访者的需要。 “持续提升自己”并不是职业发展的附加项,而是伦理责任的一部分。

4、 保密与保护:在边界中维护安全

在助人关系中,保密原则十分重要,但它并不是绝对的。对于丧亲者而言,“活着没有意思”“我很想去陪他”之类表达并不少见。此时,助人者需要判断这究竟是哀伤中的常见表达,还是已经涉及真实的自伤、自杀风险。一旦涉及生命安全,保护责任就会变得尤为关键。因此,哀伤辅导中的保密与保护,并不是简单的二选一,而是需要在伦理框架下进行审慎判断。

为什么哀伤辅导更需要伦理意识

哀伤辅导遵循一般心理咨询的伦理原则,但同时,与一般心理咨询相比,它也具有若干独特的挑战。正是这些特殊性,使得哀伤辅导中的伦理意识显得格外重要。

首先,哀伤辅导所面对的是一个“现实中无法挽回”的议题。与一些仍有现实改变空间的问题不同,丧亲本身无法被“解决”。这意味着,哀伤辅导的目标并不是替来访者消除丧失,而是帮助其逐渐学习如何与丧失共处,如何带着哀伤继续生活。正因如此,助人者如果过度急于“拿走”来访者的痛苦,反而可能忽视了哀伤本身需要被尊重、被容纳的部分。

其次,哀伤辅导极易触及助人者自身的死亡焦虑与丧失经验。死亡并不是少数人的议题,而是每个人终将面对的现实。当来访者谈论丧失、死亡、绝望或无意义感时,助人者自身也可能被强烈触动。若这些个人议题未经处理,就可能在工作中以回避、急于拯救、过度建议或过度认同等方式浮现出来,影响专业判断与工作质量。

再次,处于哀伤中的来访者往往处于高度脆弱的状态。无论是丧亲后不久、处于强烈急性痛苦中的个体,还是长期困于延长哀伤、难以整合丧失经验的人,他们都可能带着极高的痛苦与强烈的帮助期待进入辅导关系。此时,任何不恰当的回应,都可能被放大为新的伤害。

此外,哀伤辅导中的关系也常常更深、更复杂。它不仅发生在咨询室中,也可能延伸到病房、纪念、告别、支持小组等更贴近生命事件的场域之中。因此,哀伤辅导中的伦理判断,往往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关系深度与实际利弊,进行更细致的考量。

有胜任力的哀伤辅导师:三个核心维度

围绕“什么叫做有胜任力的哀伤辅导师”,李老师在讲座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框架:从伦理视角来看,胜任力至少包括认知、情感与存在三个维度。其中,存在维度的胜任力,是哀伤辅导领域尤其独特的一部分。

1、 认知维度:具备哀伤相关的专业知识

认知维度首先指向的是专业知识与理论框架。助人者需要系统学习与死亡、丧失、哀伤有关的知识,不仅包括哀伤心理学,也包括宗教、社会学、民俗文化等跨学科内容。因为死亡议题本身就高度复杂,仅仅懂心理学,往往不足以支撑稳定而深入的哀伤辅导工作。

同时,理论的掌握也不应是僵化的。像“五阶段理论”这类广为人知的经典模型,虽然有其启发意义,但不能被理解为每个人都必须依次经历的固定路径。理论真正的意义,在于为理解、评估与干预提供地图,而不是将来访者套入单一模板。随着新的哀伤形式与议题不断出现,保持学习与更新视角,同样是认知胜任力的一部分。

2、 情感维度:能够觉察并容纳情绪

哀伤辅导不仅是知识工作,也是情感工作。情感维度的胜任力,指的是助人者能否觉察来访者以及自己的情绪,并在其中保持稳定与清晰。只有当助人者能够与强烈的悲伤、内疚、愤怒、无助等情绪共处,而不是急于回避、压制或修复,哀伤辅导才可能真正发生。

在哀伤辅导中,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迅速让对方好起来”,而是能够在强烈的情绪之中陪对方待一会儿,帮助其逐渐承载那些原本难以承载的部分。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系统训练、持续督导,以及良好的自我照顾。

3、 存在维度:发展“死亡胜任力”

李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概念——“存在胜任力”,也可理解为“死亡胜任力”。它指的是:助人者是否能够理解并接纳自身丧失的历史,是否处理过相关情绪,是否能够把自己的哀伤经验逐渐整合进生命之中,从而更稳定地面对来访者的丧失与痛苦。

这里所说的“丧失”,并不只限于亲人离世,也包括关系破裂、职业理想受挫、重要身份的失落等生命中的多种失去。拥有丧失经验,并不会自动让一个人成为更好的哀伤辅导师;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反思、整理并整合自己的丧失经验时,这些经历才可能成为理解来访者的资源。否则,它们也可能成为工作中的盲点与负担。

一个人未必需要把所有哀伤都“解决”后才可以工作,但至少需要对自己的哀伤有足够的觉察和处理,使之不至于在专业关系中失控地影响判断与陪伴。

实践中的常见伦理议题

在具体实践中,哀伤辅导还会遇到一些相对常见、但又需要审慎处理的伦理议题,包括评估、双重关系、礼物、自我暴露等。

首先是评估。虽然心理咨询师通常不承担正式医学诊断的职能,但当一个人前来寻求哀伤辅导时,助人者仍然需要对其状态作出基本判断。比如,是否可能存在病理性哀伤,是否需要进一步精神科评估,是否伴随抑郁、焦虑等共病,是否存在生命危险等。在这一层面上,“知道自己不能做诊断”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具备判断风险的能力”。恰恰相反,具备基本识别与及时转介的能力,是哀伤辅导中的重要伦理责任。

其次是双重关系。由于哀伤辅导常常发生在更贴近生命事件的情境中,例如临终关怀病房、长期支持网络或丧亲支持场域,专业关系与现实关系之间的边界有时会比一般咨询更加模糊。此时,助人者需要不断反思:这样的关系安排是否真正有利于来访者?是否可能带来额外负担?自己作出某个选择时,究竟是出于来访者的利益,还是出于自己的情感需要?

此外,礼物、肢体接触与自我暴露等议题,在哀伤辅导中也可能更频繁地被触及。面对这些问题时,关键并不只是“能不能”,而是“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是否真正有利于来访者”“它会如何影响关系与工作进程”。伦理判断的重点,不在表面的动作本身,而在其背后的关系意义与专业考量。

自我照顾:不是可选项,而是伦理要求

李老师还在讲座中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自我照顾在哀伤辅导中并不是“额外加分项”,而是明确的伦理要求。尤其对于从事与死亡、临终以及哀伤相关工作的专业助人者而言,自己的身心健康并不是一件“私人的、可有可无的事”,而是直接关系到专业工作能否持续、稳定、安全开展的核心条件。

李老师明确指出,把自己照顾好,并不是自私,而是职业道德的一部分。如果助人者长期忽视自己的情绪耗竭、身心疲劳、死亡焦虑或替代性哀伤反应,那么其专业判断、情绪容纳能力与关系边界都可能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自我照顾不是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而是为了让自己仍然具备稳定陪伴他人的能力。

哀伤辅导中的自我照顾,既包括身体层面的休息与修复,也包括心理层面的觉察、反思、督导与支持网络的建立,更包括一种对自身有限性的承认。助人者并不能替来访者拿走哀伤,也无法替对方走完整段路程。真正成熟的专业工作,恰恰建立在对这种有限性的理解之上。

结语:尊重哀伤,也尊重助人本身

整场讲座反复回到一个核心提醒:哀伤辅导并不是“把人迅速从痛苦中拉出来”,也不是助人者用自己的经验、技术或信念替来访者走路。真正有伦理、也有胜任力的哀伤辅导师,首先意味着尊重——尊重来访者独特的哀伤历程,尊重丧失无法被简单修复的现实,尊重专业边界,也尊重助人者自身的局限性与需要。

伦理不是哀伤辅导的外在约束,而是其内在品质;胜任力也不仅仅意味着技术熟练,而是一个人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情感容量与存在上的整合,去陪伴另一个人走过生命中最沉重的时刻。也正因此,自我照顾并非自我中心,而是专业责任的一部分。照顾好自己,才能更稳定地照顾他人;守住伦理,才能真正让陪伴发生。

木兰推荐 | 哀伤主题公益十讲②哀伤领域相关理论及在哀伤辅导中的应用

来源:哀伤关怀 2026年3月13日

2026年3月7日,周宁宁老师带来了“哀伤主题公益十讲”的第二讲–《哀伤领域相关理论及在哀伤辅导中的应用》。

周宁宁老师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注册系统注册心理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延长哀伤中心推荐哀伤咨询师。

长期以来,周宁宁老师聚焦延长哀伤障碍的社会文化机制与临床干预开展研究与实践工作。在本次讲座中,她系统梳理了哀伤领域的重要理论模型,并结合实践案例,探讨这些理论如何帮助咨询师理解与陪伴丧亲者。

主要哀伤理论模型介绍

1、五阶段论(Kübler-Ross, 1969)

五阶段论认为,人们在面对死亡或重大丧失时,可能会经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五个阶段。这一模型的贡献在于它帮助大众理解:哀伤是一个过程,情绪波动是正常的。但该理论并未得到一致的研究证据支持,相当一部分丧亲者并未严格按照五个阶段适应哀伤,且个体差异很大。因此这一模型更多是一种理解框架,而非固定路径。

2、四任务模型(Worden, 1982, 2008)

与五阶段论不同,四任务模型认为,良好的哀伤适应并非严格按照阶段的方式开展,而是需要完成的一系列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四个方面:接受亲人离去现实、允许自己体验与表达哀伤、适应没有逝者的世界、找到与逝者保持联结的方式。

此模型更具实践指导意义。咨询师往往会以此作为评估和干预的参考框架,了解丧亲者目前主要停留在哪个任务上,哪些任务已经有所进展,哪些仍存在困难。例如,在“接受丧失现实”这一任务中,有些丧亲者虽然在理性上知道亲人已经离世,但在情感上仍然难以接受现实,可能反复期待逝者“会回来”,或刻意回避与死亡相关的谈话。此时,哀伤辅导可能通过讲述丧失经历、回顾葬礼或医院情境等方式,帮助来访者逐渐面对现实。

总的来说,四任务模型提醒我们:哀伤的适应不是“结束悲伤”,而是通过完成这些心理任务,使个体逐渐能够达到“整合性哀伤”,能够与哀伤共处,在记住逝者的同时继续生活。

3、双过程模型(Stroebe & Shut, 1999, 2009)

双过程模型认为,哀伤适应并不是一个单向发展的过程,而是丧亲者在两种心理取向之间不断摆荡的过程。一方面是丧失导向,即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失去本身,例如想念逝者、回忆过往、表达悲伤、整理遗物或观看照片等;另一方面是复原导向,即个体将精力投入到现实生活中,例如处理事务、适应角色变化、恢复工作与社交关系等。良好的哀伤适应并不是一直沉浸在悲伤中,也不是强迫自己迅速恢复正常生活,而是在怀念与生活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灵活的平衡。

在哀伤辅导中,这一模型首先能够帮助来访者理解自己情绪的波动。许多丧亲者会因为情绪忽好忽坏而产生困惑,例如有时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有时又会突然被悲伤击中。通过双过程模型的解释,来访者能够理解这种在悲伤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摆荡是正常的适应过程,而不是“不够爱”或“恢复得太慢”,从而减少对自己的怀疑与自责。

同时,咨询师也会观察来访者是否长期停留在某一种取向之中。例如,有些人可能持续沉浸在丧失导向中,反复回忆逝者、减少社会活动、难以重新投入生活;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过度停留在复原导向,通过忙碌工作或回避谈论逝者来压抑悲伤情绪。因此,在辅导过程中,咨询师既会帮助来访者面对丧失,也会鼓励其逐渐恢复现实生活。

4、弗洛伊德的“哀伤工作”与Klass的持续性联结理论(Freud, 1917; Klass et al., 1996)

在弗洛伊德提出的“哀伤工作”理论中,他认为,当重要他人离世后,个体需要通过一系列心理过程逐渐撤回对逝者的情感投入,将情感能量从逝者身上转移到新的关系或生活目标上。这一观点常被理解为一种“切割理论”,即健康的哀伤适应意味着逐渐与逝者分离,将情感联结从逝者身上抽离。

然而,随着哀伤研究的发展,学者们逐渐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不会完全与逝者断开联系。许多丧亲者在多年之后仍然会在内心与逝者保持某种情感联结,例如在重要时刻想起对方、遵循逝者曾经的价值观,或通过纪念仪式维系情感记忆。由此提出的持续性联结理论认为,哀伤适应并不一定意味着与逝者彻底分离,而是通过新的方式继续与逝者保持联系,并将这种关系整合进自己的生命之中,让逝者在记忆、价值与生命故事中继续存在,同时个体也能够带着这份联结继续生活。

哀伤辅导也会关注这种联结的方式是否有助于个体的生活适应。健康的持续性联结通常表现为:个体能够在怀念逝者的同时继续参与现实生活,并从与逝者的记忆中获得力量或意义。如果个体过度沉浸在与逝者的关系之中,难以投入现实生活,例如持续回避新的关系或把全部时间用于维持象征性的联结,咨询师则可能与来访者一起探索更灵活的方式,使这种联结逐渐转化为内在资源,而不是生活的限制。

5、依恋相关理论(Bowlby, 1980; Shear & Shair, 2005; Maccallum & Bryant, 2013)

依恋理论为理解哀伤反应提供了重要视角。依恋理论认为,人类天生具有与重要他人建立情感联结的需要,这种联结不仅提供情感支持,也带来安全感和稳定感。当亲密关系中的重要依恋对象离世时,个体的依恋系统会被强烈激活,从而产生一系列典型的哀伤反应,例如强烈的思念、焦虑、失落感,以及睡眠紊乱、食欲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等身心变化。

从这一视角来看,哀伤的强烈程度往往与个体与逝者之间依恋关系的深度有关,哀伤并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深厚情感联结被突然打断后的自然反应。

在哀伤辅导中,依恋理论首先能够帮助来访者理解自身的情绪体验。例如,一些丧亲者会感到内疚和自责,甚至自己做错了什么导致逝者的离开,事实上他只是正常做平常该做的事。通过依恋理论的解释,可以帮助他们理解,自责和内疚是依恋系统中照料系统被激活后的正常反应,只是因为他想要更好地照顾逝者,而非他真的做错了什么。

依恋理论也指出,不同的依恋模式可能影响个体的哀伤适应方式。具有较为安全依恋的人,通常更容易在悲伤中寻求他人的支持,并逐渐整合失去的经验;而不安全依恋模式(如焦虑型或回避型依恋)的人,可能在哀伤中面临不同的困难。因此,在哀伤辅导中,咨询师往往会帮助来访者逐渐建立新的安全联结,包括与家人、朋友、咨询师或其他支持系统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帮助来访者将与逝者之间的重要情感经验整合进自身的生命故事之中。当个体能够在新的关系中重新获得安全感,并在内心保留与逝者的情感记忆时,哀伤也逐渐从强烈的分离痛苦转化为一种更为稳定的情感联结。

6、认知行为概念化模型(Boelen et al., 2006)

认知行为概念化模型指出,延长哀伤反应往往与三个核心维持机制有关:自传体记忆整合困难、负性的评价与解释,以及回避行为。

首先是自传体记忆整合困难。在正常适应过程中,人们会逐渐把丧失经历整合进自己的生命故事之中,但有些丧亲者会反复停留在丧失发生的情境之中,难以将这一事件纳入自己的生活叙事。例如,有的人会不断回想亲人去世时的情景,仿佛事情仍在发生,而无法把这一经历放入过去的时间线之中。

其次是负性的评价与解释。丧亲者可能对丧失事件、自己或未来产生一些极端或扭曲的信念,例如“如果我当时做得更好,他就不会去世”“没有他我的生活毫无意义”“我永远无法恢复正常”。这些认知会强化内疚、绝望和无助感,使哀伤反应持续加深。

第三是回避行为。为了避免痛苦情绪,个体可能开始回避与逝者相关的事物或情境,例如不愿谈论逝者、不再去曾经共同去过的地方,或减少社交活动、避免新的生活变化。虽然这些回避行为在短期内能够减轻情绪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却会阻碍个体逐渐面对和整合丧失经验,从而维持哀伤反应。

认知行为模型为哀伤辅导提供了清晰的评估和干预框架。咨询师会帮助来访者识别和理解这些维持哀伤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并通过一系列方法促进适应。例如,通过叙事和回顾经历帮助来访者逐渐整合丧失记忆;通过认知重建帮助其检视和调整过度自责或绝望的想法;通过逐步暴露和行为激活,鼓励来访者重新面对回避的情境,逐渐恢复日常生活节奏。基于认知行为概念化模型所发展的聚焦哀伤的认知行为疗法及其多种形式,在不同群体中都得到了循证研究证据的支持。

7、其他现代理论

意义重建理论是由Robert Neimeyer(2000)提出,该理论认为,丧亲往往会动摇个体原有的世界观和人生意义体系。当重要的人离世时,人们原本关于世界、关系与生命的许多假设可能被打破,例如“世界是公平的”“亲人会一直陪伴自己”等。因此,哀伤适应是一个重新理解生命与建构意义的过程。Robert Neimeyer教授也基于哀伤的意义重建理论,开发了意义重建疗法,其效果也得到了研究数据的支持。意义重建疗法会促使个体重新思考“我是谁”“生命意味着什么”“我与逝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继续存在”等问题;鼓励来访者回顾与逝者的关系、讲述重要记忆、表达未完成的情感,逐渐形成对丧失的新理解;帮助来访者重新理解自己的身份。

微观社会模型是Maciejewski et al.(2019)提出,该理论尝试从社会关系与社会环境的角度理解哀伤,强调丧亲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体验,也是一种深受社会关系、文化规范和社会支持系统影响的社会过程。微观社会模型提醒咨询师关注来访者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来访者一起探索其家庭关系、朋友支持、社区资源等内容。

神经生物学理论是O’Connor & Seeley(2022)所发展,它也被称作“离开但恒存理论”(Gone-But-Also-Everlasting Theory)。研究发现,哀伤与大脑中负责依恋、奖励、记忆和情绪调节的神经系统密切相关。在亲人离世后,大脑需要重新调整与逝者相关的记忆与情感网络,将“ta一直在”重新编码为“ta离开但永存”。也就是说,在哀伤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也在学习。

理论在哀伤辅导中的应用与意义

首先,理论在哀伤辅导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心理教育。例如,咨询师可以借助依恋理论解释丧亲后思念、渴求和内疚感;也可以通过双过程模型解释情绪的起伏和波动。其次,理论能够为哀伤辅导提供评估框架。咨询师不仅关注来访者的情绪状态,还需要综合考虑认知信念、依恋关系、社会功能以及生活环境等多个方面,避免仅从单一角度理解来访者的困境。在此基础上,理论也有助于进行个案概念化。咨询师可以根据不同理论整合来访者的信息,例如其成长经历、依恋模式、丧失事件的具体情境以及当前生活状态等,构建对个案的整体理解。

理论同样为干预策略的选择提供依据。不同理论往往对应不同的干预路径。此外,理论视角还可以帮助咨询师理解和评估干预进展。例如,咨询师可以借助四任务模型来评估来访者在哀伤适应过程中的进展,例如是否逐渐接受丧失、是否能够表达情绪等。

在实践中,哀伤辅导往往并不是单一理论的应用,而是多种理论视角的整合。比如说,延长哀伤疗法常围绕七个重要主题展开,管理情绪、接纳悲伤、思考未来、强化现实关系、讲述丧失故事、与提醒物共存以及联结回忆等。这些干预主题实际上整合了包括依恋理论、双过程模型、持续性联结理论、认知行为理论、微观社会模型等多个理论视角。

“哀伤主题公益十讲”系列讲座将持续从不同理论角度探讨哀伤相关议题,期待在后续的分享中,与大家继续交流与学习。

木兰推荐|抗逆力培养案例(下):失亲者抗逆力培养系列第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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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应对人生重大打击的抗逆力

二、案例二 茯苓医生的经历

三、案例三 钟阿姨的故事

结束语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所不知的潜力之源,但只有通过极端不幸的考验,我们才会了解自己的潜力是大是小,或者还是没有。”

—— 普里莫·莱维(著名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

家庭作业

1. 阅读“重建生命意义手册”

2. 思考以上案例,自己可以采用那些策略?

木兰推荐|抗逆力培养(下)失亲者抗逆力培养系列第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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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应对人生重大打击的抗逆力

本课(上)讨论到丹尼斯十个处方前两个,下面将介绍丹尼斯的其余八个处方和三个“补充处方”。

三、坚持道德准则

四、找到适合自己的抗逆力榜样

五、正视自己的恐惧

六、培养主动应对策略

七、寻求社会支持网络

八、注意身体健康

九、进行多方面的自我规律性训练

十、识别、培养和使用独特的长处

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