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推荐语：死亡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正视它，谈论它，与它和平相处，并从中看到安宁疗护的价值和意义。
来源：龚怡洁 中国慈善家杂志 2024-05-31 侵删
“与死亡握手言和”
图片许满秀告别会现场，十方缘的伙伴在读写给她的信。
84岁的许满秀老人，正在开一场人生告别会。
她做了一份PPT，回顾自己的人生故事，泰然自若地谈论起死亡的临近。受邀参加告别会的人为她做了一面彩色的照片墙，给她写了信，用挂件装饰了起来。告别会上，每个人给她送上一个拥抱。
许满秀是广州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的志愿者，从2016年开始从事安宁疗护志愿服务，陪伴了一个又一个老人走到生命的终点。直到有一天，84岁的她也要迎来自己生命的终章。
纪录片《最后的，最初的》记录了许满秀阿姨的故事。在整部影片里，没有煽情的镜头，冷静、理性，又不失温情。在这里，死亡只是生命旅程的一个站点。在这个生命的驿站中，最后的陪伴给予临终之人莫大的慰藉，同时也让陪伴者更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真相和意义。
临终时刻
七年前，纪录片导演罗率偶然看到一则演讲视频，演讲者名叫匡胜利，时任广州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负责人。演讲的内容是关于临终关怀，“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临终的那一刻，想要以怎样的方式离开？”匡胜利在演讲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罗率顿时被这个问题吸引住了。当天，她就想办法联系上了匡胜利。两人交谈后几乎是一拍即合：国内关于临终关怀工作的影像资料实在太少了，我们需要做点什么。
在正式开始拍摄之前，罗率加入了十方缘的志愿团队，开始学习安宁疗护的基本功课。她首先受到的教育是：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带着最大限度的尊重陪伴病床上的人。
图片《最后的，最初的》海报。
志愿者团队里，大多数是30-50岁的人，来自各行各业。罗率观察到，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之前亲身经历过生离死别，因为没能好好解决面临死亡所带来的问题，留下了无法挽回的遗憾。参与志愿服务，于他们而言是一种补课与和解的过程。而对于另一部分不曾面对过死亡课题的人来说，了解另一个生命的故事，学习陪伴与交流技巧，无疑是上了一堂深刻的生命课程。
冯雪霞是影片的主人公之一，在十方缘做了8年的志愿者，陪伴很多老人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影片记录了她和陈伯之间的故事：患癌症的陈伯，长期在广州番禺某医院的康宁病房里住院。三年里，冯雪霞每周都会过来探望他，陪他说话。
冯雪霞是家里的长女。她告诉罗率，在当了几年安宁疗护志愿者之后，她感觉自己宽容了许多，在处理大家庭的关系时也进步了许多——各种鸡毛蒜皮的摩擦，各种看不惯，在目睹过多场生死之后，一切都可以释怀了。
在康宁病房中，陈伯曾经尝试过自杀。有一天凌晨，因为实在无法忍受一阵又一阵的剧痛，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利器，割伤了自己的脖子。冯雪霞知道后很震惊，那是一种“既震惊又不惊讶”的感觉。和老人相处时间久了，心灵似乎也相通，她完全理解老人想要解脱的心情。
影片记录了老人自杀未遂后冯雪霞去探望他的场景：冯雪霞拿着小凳子，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下定决心推开了病房的门。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她在病床边就坐，开始跟脖子上缠着厚厚纱布的陈伯聊家常。差不多聊了二十分钟，她才看向那块纱布，说了一句：“你看你。”话题就这样被自然地提起了。谈及这场自杀，两人仿佛就像谈论喝水、吃饭那般平常。陈伯向冯雪霞讲述了昨晚的细节，她一一接下他的话，轻轻承接住老人的苦闷。
这场对话没有任何惊心动魄的内容，云淡风轻，春风化雨，唯一刺眼的只是陈伯脖子上的伤口和纱布。
坦然面对
最近，广州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我辞职照顾病重母亲这6年》的报道，主人公是今年50岁的广州市民江文勇。他曾经是IT行业的职业经理人，但为了有更多时间在家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他辞了职，改跑网约车。
文勇是纪录片《最后的，最初的》的另一个主人公。2018年底，文勇的父亲因重病去世，母亲则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他在参加一场读书会时得知了“临终关怀”这个概念，结识了十方缘团队，投入志愿工作一做就是六年。
图片文勇陪伴的一位老人。
第一次去康宁病房做志愿服务时，文勇看到一位四五十岁的志愿者哭着从病房里跑了出来。面对病床上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老人，志愿者很难不联想到自己的父母。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勇学习着接受父亲的离世和母亲的疾病。
相对于死亡带来的冲击，疾病给每一天带来的是水滴石穿般的磨砺，考验着陪伴者的忍耐力。拍摄文勇家庭的时候，罗率对这份耐力有着特别直观的感受——在文勇家中，作为导演罗率要站在镜头之外，但文勇的母亲一直说，“姑娘，你坐下，我们家都是凳子。一直让姑娘站着，太不礼貌了。”文勇耐心地向母亲解释，但老人非常执着，同样的话重复了五六十遍。
“一开始我还说，阿姨，我在拍摄，你不用管我，到后来我就不说话了。但文勇不一样，不管同样的话说了多少次，他每一次都依然很耐心地跟他妈妈解释，每说一次，他都一定要回应一次。”罗率回忆说。
许满秀阿姨的故事也是纪录片的另一条主线。2018年片子开拍时，许阿姨79岁，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她和丈夫都毕业于军医院校，从医多年。2016年接触到十方缘后，开始长期做起安宁疗护志愿者。她说自己也是老人，当志愿者能身临其境地享受到心灵呵护的服务，同时也想为老年朋友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和大家一起分享对人生的所思所想。
那年，许满秀的丈夫被诊断出癌症晚期。两位老人心里明白，离别的那天可能很快就会到来了。
“我们想，与其恐惧，在家等待那天来临，不如珍惜现在活着的时光，做我们该做的事，想干啥就干啥。我俩之间好像比以前任何时间都亲密了，相互之间更加能满足对方的要求。分离那天不再有遗憾，对于外界的人和事，该感恩该道歉的都要有所考虑，和大家更好地相处。”许满秀这样写道。
不久后，丈夫去世了，许满秀继续坚持志愿服务。她陪伴过患癌的老人，也陪伴过寿终正寝的高龄老人。五年间，一次次的告别之后，她也坦然地迎来自己生命的终点。
“她是一个内心特别年轻、特别有魅力的老人。”罗率很怀念这位老人。在病房拍摄的三年时间里，她也接受了一场生命的教育。她看到，志愿者与病床上的人建立了深刻的感情链接后，如何在老人离世之后从中抽离，也是志愿者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所以，在整个纪录中，无论是拍摄手法，还是后期制作中的配乐，罗率都不想过多煽情，而是希望体现冷静和抽离。她想给观众传递这样的信息：即使面对死亡这个极度情绪化的话题，也一定要掌握“抽离”和“不投入”的能力，不被它过多地牵绊。而这，正是安宁疗护志愿者都曾努力学习的关键一课。
安宁疗护
临终关怀，学术上称为“安宁疗护”，旨在为患者及家属提供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支持系统，除了医疗与护理方面，还强调人文关怀，以减轻患者的病痛，维护患者的尊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官方数据，全世界每年约有5680万人需要安宁疗护，但囿于医疗资源和培训体系的缺失，只有14%的人获得服务。
当前，中国的安宁疗护还处于起步阶段。死亡，在中国语境中一贯被视作忌讳，很少人愿意正面聊起这个话题，更遑论坦然面对。不少老人在临终时陷入恐惧、孤独、无助，感觉自己成为累赘。
为了帮助老人们度过最后的时刻，2011年开始，几位志愿者建立起一个公益组织，希望通过陪伴的方式，帮助老人们体面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这个名叫“十方缘”的公益机构，如今已在全国铺设了400多处临终关怀小组，注册志愿者4万多人，服务老人近14万人次。《最后的，最初的》，记录的就是十方缘志愿者和老人们携手走过的日子。
图片十方缘志愿者为卧床的老人读书。摄影/张旭
成立十多年以来，十方缘不仅逐步扩大服务网络，还在全国范围内努力推动安宁疗护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训。在十方缘的推动之下，在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下设立了心灵呵护工作委员会，作为安宁疗护在国内的行业协会。
十方缘创始人方树功告诉《中国慈善家》，他们正在努力推动临终关怀服务纳入医保。如能实现，将意味着更多低收入地区的老人们也能享受到基本的临终关怀服务，体面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谈及机构十几年来的发展，方树功说，他一次次经历了认知上的突破，“就如同认识生命和死亡，你也要经历一次次的突破。”这些年，十方缘策划了剧集、VR视频、故事集、出版物等，将生死话题和安宁疗护概念推广给更多人。纪录电影《最后的，最初的》则于今年5月21日起进入全国院线公映。
“希望大家看过片子后，开始正视死亡这个话题，大方地谈论它。这样，我觉得我们主创团队的初衷就达到了。”罗率说。
死亡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正视它，谈论它，与它和平相处，并从中看到安宁疗护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