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哀伤关怀
2026年3月18日，“哀伤主题公益十讲”第三讲如期开讲。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督导师、美国死亡教育与咨询学会认证生死学家李洁老师，围绕《哀伤辅导的伦理与哀伤辅导师的自我照顾》这一主题展开分享。自2008年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接触灾后创伤与哀伤研究以来，李洁老师持续深耕哀伤、创伤与专业助人工作等议题，长期开展相关研究、咨询、团体带领与督导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在本次讲座中，李老师聚焦哀伤辅导中一个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议题：当我们试图陪伴一位处于丧亲之痛中的人时，什么才是真正有帮助的专业工作？而一名哀伤辅导师，又应当如何理解自己的边界、责任与能力？
讲座指出，伦理并不是助人工作之外的附加要求，也不是抽象的职业口号。对于哀伤辅导而言，伦理本身就是胜任力的一部分，而胜任力也构成了伦理得以落实的前提。尤其在面对死亡、丧失与存在议题时，专业助人者不仅需要掌握知识与方法，更需要具备足够的自我觉察、情绪处理能力与自我照顾意识。
伦理与胜任力：哀伤辅导中的基本起点
李老师首先带大家回到一个基础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哀伤辅导师”？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内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哀伤咨询师”官方资质认证体系，但在现实中，参与哀伤支持与陪伴工作的人并不少。心理咨询师、社工、热线接线员、学校心理老师，以及一些在支持性场景中承担倾听与陪伴角色的半专业助人者，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进入哀伤辅导的工作现场。也正因如此，哀伤辅导中的伦理问题，并不只与狭义的心理咨询师有关，而是与所有在助人关系中承担责任的人有关。
那么，什么是伦理？什么又是胜任力？李老师在讲座中对这两个概念作了简明而直接的界定：伦理，指的是职业道德；胜任力，则是一个人是否具备把这项专业工作做好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二者并不是彼此分离的。
一方面，伦理是胜任力的要求之一。一个人即使掌握了某些方法和技巧，如果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与边界意识，也很难称得上是“有胜任力”的助人者。另一方面，胜任力也是伦理的前提。若缺乏必要的知识、训练与人格成熟度，仅凭个人经验、善意或热情贸然开展哀伤辅导，同样可能构成伦理上的问题。
也正因此，伦理与胜任力在哀伤辅导中始终是相互交织的。助人行业之所以格外强调伦理，是因为“无效”在助人工作中并不只包括“不够好”，还可能 “有害”。如果专业助人者缺乏伦理意识，不仅可能无法帮助来访者，甚至可能加重其痛苦，造成进一步伤害。伦理的首要意义，在于保护来访者；与此同时，它也保护助人者自身，并为整个行业提供实践上的参照与规范。
哀伤辅导中的一般伦理原则
在哀伤辅导中，专业助人者首先需要遵循一般心理咨询与助人工作的基本伦理原则。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所强调的善行、责任、诚信、公正与尊重，同样适用于哀伤辅导领域。也就是说，哀伤辅导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它首先仍然是专业助人工作的一部分，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伦理底座之上。
1、 善行：以来访者福祉为核心
无论是国内伦理守则，还是与死亡教育、临终与哀伤辅导相关的国际专业指引，都强调助人工作的出发点应当是促进来访者的福祉、避免伤害。这意味着，辅导的核心不应是展示专业能力、验证某种理论，或满足助人者自身的成就感，而始终应当考虑“这样做是否真正有助于对方”。对于处于丧亲脆弱状态中的来访者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2、 尊重：尊重哀伤的差异性与独特性
哀伤辅导中的尊重，不仅意味着尊重来访者的隐私、权利和自主性，也意味着尊重其哀伤路径、文化背景与表达方式的差异。死亡与丧失从来不是脱离文化、关系与生命史的孤立事件。一个人如何理解丧失、如何哀悼、是否借助宗教信仰、如何面对纪念与联结，都会深受其成长经验、社会环境与价值观影响。不急于把来访者放进单一框架，而是允许其以自己的方式经验哀伤、理解丧失，才是做到了真正的尊重。
3、 胜任力：在能力范围内工作
李老师特别强调，胜任力本身就是职业道德的一部分。专业助人者需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工作，并不断通过学习、培训、督导与反思提升自身能力。尤其在哀伤辅导领域，如果缺乏与死亡、丧失、哀伤理论及评估相关的知识，仅凭一般咨询经验开展工作，很可能无法真正回应来访者的需要。 “持续提升自己”并不是职业发展的附加项，而是伦理责任的一部分。
4、 保密与保护：在边界中维护安全
在助人关系中，保密原则十分重要，但它并不是绝对的。对于丧亲者而言，“活着没有意思”“我很想去陪他”之类表达并不少见。此时，助人者需要判断这究竟是哀伤中的常见表达，还是已经涉及真实的自伤、自杀风险。一旦涉及生命安全，保护责任就会变得尤为关键。因此，哀伤辅导中的保密与保护，并不是简单的二选一，而是需要在伦理框架下进行审慎判断。
为什么哀伤辅导更需要伦理意识
哀伤辅导遵循一般心理咨询的伦理原则，但同时，与一般心理咨询相比，它也具有若干独特的挑战。正是这些特殊性，使得哀伤辅导中的伦理意识显得格外重要。
首先，哀伤辅导所面对的是一个“现实中无法挽回”的议题。与一些仍有现实改变空间的问题不同，丧亲本身无法被“解决”。这意味着，哀伤辅导的目标并不是替来访者消除丧失，而是帮助其逐渐学习如何与丧失共处，如何带着哀伤继续生活。正因如此，助人者如果过度急于“拿走”来访者的痛苦，反而可能忽视了哀伤本身需要被尊重、被容纳的部分。
其次，哀伤辅导极易触及助人者自身的死亡焦虑与丧失经验。死亡并不是少数人的议题，而是每个人终将面对的现实。当来访者谈论丧失、死亡、绝望或无意义感时，助人者自身也可能被强烈触动。若这些个人议题未经处理，就可能在工作中以回避、急于拯救、过度建议或过度认同等方式浮现出来，影响专业判断与工作质量。
再次，处于哀伤中的来访者往往处于高度脆弱的状态。无论是丧亲后不久、处于强烈急性痛苦中的个体，还是长期困于延长哀伤、难以整合丧失经验的人，他们都可能带着极高的痛苦与强烈的帮助期待进入辅导关系。此时，任何不恰当的回应，都可能被放大为新的伤害。
此外，哀伤辅导中的关系也常常更深、更复杂。它不仅发生在咨询室中，也可能延伸到病房、纪念、告别、支持小组等更贴近生命事件的场域之中。因此，哀伤辅导中的伦理判断，往往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关系深度与实际利弊，进行更细致的考量。
有胜任力的哀伤辅导师：三个核心维度
围绕“什么叫做有胜任力的哀伤辅导师”，李老师在讲座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框架：从伦理视角来看，胜任力至少包括认知、情感与存在三个维度。其中，存在维度的胜任力，是哀伤辅导领域尤其独特的一部分。
1、 认知维度：具备哀伤相关的专业知识
认知维度首先指向的是专业知识与理论框架。助人者需要系统学习与死亡、丧失、哀伤有关的知识，不仅包括哀伤心理学，也包括宗教、社会学、民俗文化等跨学科内容。因为死亡议题本身就高度复杂，仅仅懂心理学，往往不足以支撑稳定而深入的哀伤辅导工作。
同时，理论的掌握也不应是僵化的。像“五阶段理论”这类广为人知的经典模型，虽然有其启发意义，但不能被理解为每个人都必须依次经历的固定路径。理论真正的意义，在于为理解、评估与干预提供地图，而不是将来访者套入单一模板。随着新的哀伤形式与议题不断出现，保持学习与更新视角，同样是认知胜任力的一部分。
2、 情感维度：能够觉察并容纳情绪
哀伤辅导不仅是知识工作，也是情感工作。情感维度的胜任力，指的是助人者能否觉察来访者以及自己的情绪，并在其中保持稳定与清晰。只有当助人者能够与强烈的悲伤、内疚、愤怒、无助等情绪共处，而不是急于回避、压制或修复，哀伤辅导才可能真正发生。
在哀伤辅导中，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迅速让对方好起来”，而是能够在强烈的情绪之中陪对方待一会儿，帮助其逐渐承载那些原本难以承载的部分。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系统训练、持续督导，以及良好的自我照顾。
3、 存在维度：发展“死亡胜任力”
李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概念——“存在胜任力”，也可理解为“死亡胜任力”。它指的是：助人者是否能够理解并接纳自身丧失的历史，是否处理过相关情绪，是否能够把自己的哀伤经验逐渐整合进生命之中，从而更稳定地面对来访者的丧失与痛苦。
这里所说的“丧失”，并不只限于亲人离世，也包括关系破裂、职业理想受挫、重要身份的失落等生命中的多种失去。拥有丧失经验，并不会自动让一个人成为更好的哀伤辅导师；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反思、整理并整合自己的丧失经验时，这些经历才可能成为理解来访者的资源。否则，它们也可能成为工作中的盲点与负担。
一个人未必需要把所有哀伤都“解决”后才可以工作，但至少需要对自己的哀伤有足够的觉察和处理，使之不至于在专业关系中失控地影响判断与陪伴。
实践中的常见伦理议题
在具体实践中，哀伤辅导还会遇到一些相对常见、但又需要审慎处理的伦理议题，包括评估、双重关系、礼物、自我暴露等。
首先是评估。虽然心理咨询师通常不承担正式医学诊断的职能，但当一个人前来寻求哀伤辅导时，助人者仍然需要对其状态作出基本判断。比如，是否可能存在病理性哀伤，是否需要进一步精神科评估，是否伴随抑郁、焦虑等共病，是否存在生命危险等。在这一层面上，“知道自己不能做诊断”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具备判断风险的能力”。恰恰相反，具备基本识别与及时转介的能力，是哀伤辅导中的重要伦理责任。
其次是双重关系。由于哀伤辅导常常发生在更贴近生命事件的情境中，例如临终关怀病房、长期支持网络或丧亲支持场域，专业关系与现实关系之间的边界有时会比一般咨询更加模糊。此时，助人者需要不断反思：这样的关系安排是否真正有利于来访者？是否可能带来额外负担？自己作出某个选择时，究竟是出于来访者的利益，还是出于自己的情感需要？
此外，礼物、肢体接触与自我暴露等议题，在哀伤辅导中也可能更频繁地被触及。面对这些问题时，关键并不只是“能不能”，而是“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是否真正有利于来访者”“它会如何影响关系与工作进程”。伦理判断的重点，不在表面的动作本身，而在其背后的关系意义与专业考量。
自我照顾：不是可选项，而是伦理要求
李老师还在讲座中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自我照顾在哀伤辅导中并不是“额外加分项”，而是明确的伦理要求。尤其对于从事与死亡、临终以及哀伤相关工作的专业助人者而言，自己的身心健康并不是一件“私人的、可有可无的事”，而是直接关系到专业工作能否持续、稳定、安全开展的核心条件。
李老师明确指出，把自己照顾好，并不是自私，而是职业道德的一部分。如果助人者长期忽视自己的情绪耗竭、身心疲劳、死亡焦虑或替代性哀伤反应，那么其专业判断、情绪容纳能力与关系边界都可能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自我照顾不是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而是为了让自己仍然具备稳定陪伴他人的能力。
哀伤辅导中的自我照顾，既包括身体层面的休息与修复，也包括心理层面的觉察、反思、督导与支持网络的建立，更包括一种对自身有限性的承认。助人者并不能替来访者拿走哀伤，也无法替对方走完整段路程。真正成熟的专业工作，恰恰建立在对这种有限性的理解之上。
结语：尊重哀伤，也尊重助人本身
整场讲座反复回到一个核心提醒：哀伤辅导并不是“把人迅速从痛苦中拉出来”，也不是助人者用自己的经验、技术或信念替来访者走路。真正有伦理、也有胜任力的哀伤辅导师，首先意味着尊重——尊重来访者独特的哀伤历程，尊重丧失无法被简单修复的现实，尊重专业边界，也尊重助人者自身的局限性与需要。
伦理不是哀伤辅导的外在约束，而是其内在品质；胜任力也不仅仅意味着技术熟练，而是一个人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情感容量与存在上的整合，去陪伴另一个人走过生命中最沉重的时刻。也正因此，自我照顾并非自我中心，而是专业责任的一部分。照顾好自己，才能更稳定地照顾他人；守住伦理，才能真正让陪伴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