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一章 哀伤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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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创 刘新宪 哀伤疗愈之家 2023-07-29

齐齐哈尔的悲剧惊动了全国。十位花季少女，她们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她们的青春正在绽放、她们在训练场为了明天而拼搏、她们的美好人生刚刚起步；还有那位教练老师……这美好的一切却因一场违规施工操作，在几秒钟内戛然而止，她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23年7月23日。

这些遇难孩子和老师的父母在过去的几天、在今天、在无数个明天会是如何度过？没有这番经历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和体会他们的心境，因为那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人类文明迄今所创造的文学、艺术在这里都是苍白无力的，即使最杰出的大师之作充其量只能表现出其冰山一角。

哀伤研究早已揭示，失去未成年子女是痛苦指数最高也是最深重的一种苦难，然而当失去子女事件还具有多重其他创伤特征时，比如意外性；死亡方式极为痛苦；遗体损坏等。这些特征在齐齐哈尔惨剧中几乎全都具备了，这对齐齐哈尔遇难孩子的父母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如何帮助他们渡过当下最艰难的时光和今后漫长的煎熬，如何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高度关注的。

本文将重点讨论如何为齐齐哈尔遇难父母提供人性化和科学化的心理危机干遇，从而帮助他们从绝望中看到希望，感受到社会和人性的温暖。

一、信息沟通是任何心理危机支持的首要元素

著名英国心理学家和哀伤学者帕克斯除了杰出的学术贡献外，他还参与并指导过国际上多起重大危机干预，包括不同国家的重大的自然灾害到911恐怖袭击。他在“灾难之后的失亲”一文中提出，在重大灾难事件发生时导致愤怒的重要原因往往是相关部门不能及时地提供丧亲者迫切想知道的信息。

他在文章中写道“即使我们（心理危机干预人员）和他们（遇难者家属）同样也不确定情况，但重申没有什么在向他们隐藏也是有帮助的。从心理层面上来说坏消息比完全没有消息更容易应对，所以我们应该减少通过隐藏信息对人做过度保护，要考虑到隐藏信息可能只会使他们更加愤怒。”

这些信息首先包括家人是否真的死亡，即便死了，也要亲眼辩认一下。

我在一个视频里看到一位齐齐哈尔遇难学生父亲说道，“你让我认一下，没准就不是我孩子。”

他希望有个人出来，跟他们沟通一下孩子的情况，“我求求你了，我孩子什么情况，你告诉我一声 。哪怕是没了，让我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让家里老人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他甚至没要求道歉，没要求追责，只是需要有人能和他沟通，告诉他孩子进了医院已经5个小时了，到底是是死是活，还是正在抢救。但是他没有得到回应。他悲愤至极，但他依然努力并艰难地抑制住自己的情绪的爆发。

在确认死亡真的发生了，有很多意外事故丧亲者会迫切希望知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的原因，调查进度和结果，尤其是谁对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方，以及对这些对事故负有责任者是否开始行使行政和法律追责。他们也可能寻求道歉和赔偿。

记得就在今年六月，那位最后从二十四层楼一跃而下的李女士在生前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她在学校门口悲愤地拉起了寻求回应的横幅。

然而在齐齐哈尔体育馆坍塌事件中的失去子女的父母和武汉失去儿子后来跳楼的李女士事件中，及时的信息沟通在危机干预第一时间都缺席了，至少是不充分的。

在重大事故中的失亲者，尤其是失去孩子的父母对信息与沟通的无反应会导致巨大的悲愤，它是一种痛苦的二次伤害。

我们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有及时地参与信息沟通和疏导令人感到十分心痛和遗憾。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实在是太需要采用科学的危机心理干预方法来应对危机事件。它与我国人民心理健康的提升和社会持续的稳定发展密切相关。

帕克斯还提出，在灾难性事件发生的初期，为服务对象提供情疏导绪支持是心理急救（PFA）中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经历重大失亲事故时，他们的情绪会变得难以控制。经过相关训练的专业的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及时提供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来安抚和疏导他们的情绪，帮助服务对象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不去做出因一时冲动会令自己感到后悔的事情。

二、RAPID心理危机支持体系

下面我将介绍由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教授乔治·埃弗利（George Everly）教授等对心理危机支持RAPID体系的研究与诠释。埃弗利教授父子两代学者是RAPID体系的开发到实际应用的领军学者。这套体系经过实证研究被证明是有效可行的。

（一）R – 反思性倾听（Reflective Listening）。

1、积极倾听：反思性倾听是一种积极的倾听方式，你需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说话，不要打断或干扰他们。表现出对他们的关注和兴趣，让他们感到你在乎他们的感受和经历。

2、用自己的语言重复：在进行反思性倾听时，你需要用自己的话语重复对方所说的内容。这是为了确认你理解了他们的话，并将其反反馈回去，让对方知道你听懂了他们的意思。

3、确认理解：重复对方所说的内容并不是简单地复述，而是要确认你真正理解了他们的意思。你可以问一些问题，以确保你对他们的感受和想法有一个准确的理解。

4、认可他们的感受：反思性倾听还包括认可和尊重对方的感受。你可以使用鼓励性的语言，如“你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让对方感到他们的感受被认可，并且没有被评判。

5、共情：反思性倾听是一种共情的表达方式。共情是指试图理解和感同身受对方的情感和经历。通过共情，你能够与对方建立情感连接，让他们感到被支持和理解。反思性倾听首先是一种具有共情的积极倾听。

（二）A – 需求评估（Assessment of Needs）

1、评估服务对象的紧急需求，这可能包括安全、医疗护理、情感支持，或者获取食物、水和住所等基本生活需求。

2、关注安全：在进行需求评估时，首要考虑的是个人的安全。确保个人处于安全的环境中，并在需要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他们的安全，如寻找避难所或协助疏散。

3、倾听和观察：需求评估需要仔细倾听和观察处于困境中的个人。他们可能会直接表达他们的需求，或用方式暗示他们的困境。

4、主动提出问题：主动提出问题是评估需求的重要手段。以开放和关切的方式向服务对象询问他们的需求和关切，但避免过于具有指向性，给予他们充分的表达空间。

5、确定紧急需求：确定服务对象的紧急需求，这可能包括生理需求（例如食物、水、药物）、心理支持、医疗护理、住所或其他基本的生存需求。

6、协助寻求帮助：在需求评估过程中，如果服务对象的需求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应主动协助他们寻求专业的帮助或转介给适当的资源和服务。

7、灵活性：需求评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求可能会随着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在提供支持时，保持灵活性，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做出相应调整。

（三）P – 优先级确定（Prioritization）

优先级确定是心理急救（PFA）中的又一个关键原则，它有助于确定服务对象最紧急的需求，并确保在有限的资源下提供最有效的支持。

1、紧急需求：在提供心理急救时，需要明确识别服务对象最迫切的需求。这可能涉及到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或其他紧急问题。确保首先应对最迫切的需求，以保障个人的安全。

2、情感需求：在确定优先级时，情感上的需求也应予以重视。服务对象的迫切需求可能是情感上的极度痛苦和困扰，这时候就需要提供心理支持和安慰，从而帮助缓解痛苦、焦虑、恐惧和绝望等哀伤或创伤反应。

3、资源分配：在紧急情况下，资源可能是有限的。因此，需要将资源合理分配到服务对象最需要的地方。将心理和其他资源的支持和援助集中在最重要的地方，以确保最大限度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4、个体差异：优先级的确定应考虑服务对象个体之间的差异。每个人的需求和反应可能因个体的特点、经历和文化背景而不同。通过对个体差异的理解可以帮助提供更具个性化和有效的支持。

5、需求评估反馈：与服务对象进行积极的沟通和反馈是优先级确定的关键部分。确保理解他们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并在提供支持时与他们保持沟通，以满足他们可能出现的新需求。

6、紧急情况下的决策：在紧急情况下，做出决策可能是困难的。尽量做出积极、负责任的决策，并在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和建议。

（四）I – 干预（Intervention）：

1、信息沟通：及时提供可靠的信息和解释可以帮助服务对象更好地理解情况和应对方式。确保信息简明扼要、清晰易懂，并尊重个人的需求。

2、情感支持：提供情感上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倾听对方的感受，并表达理解和共鸣，让他们感到被理解和接纳。

3、安慰和安抚：在急性哀伤/创伤期，服务对象会有强烈的情绪反复。干预时，陪伴和使用适当的安慰有助于舒缓情绪。合适的语言可以参考《哀伤疗愈》（刘新宪， 2020）

4、实用支持：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支持，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这可能包括提供食物、水、药物或其他物质上的支持。

5、引导问题解决：鼓励个人积极参与解决问题，帮助他们恢复一定的自主性和控制感。干预者可以与服务对象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并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提供必要的协助。

6、建立连接：建立情感上的连接和信任是干预的重要部分。建立连接：建立情感上的连接和信任是干预的重要部分。在与个人互动时，表现出真诚和关心，让他们感到被支持和理解。

（五）D – 处理和转介（Disposition and Referral）：

1、处理策略：在提供心理急救时，处理策略是确定个人应对当前困境的方法和计划。干预者可以与个人一起探讨应对策略，帮助他们找到适合的方法来处理困难。

2、支持网络：处理策略可能包括鼓励个人寻求支持网络的帮助，如与家人、朋友或社区资源进行交流。支持网络可以在个人恢复和适应过程中提供重要的支持和鼓励。

3、自我调适：鼓励个人学习和使用自我调适的技能，以应对压力和困难。这可以包括放松技巧、冥想、深呼吸等方法，帮助个人在应对情感困扰时保持冷静和平静。

4、转介服务：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可能需要更专业的心理健康支持。处理和转介的一部分是识别这些需要，并提供适当的转介，将个人引导到专业心理健康服务或机构。

5、确定资源：在提供转介时，干预者需要确定适合个人需求的资源和服务。这可能包括心理治疗、心理咨询、药物治疗等，根据个人情况进行选择。

6、支持决策：支持个人在决定是否接受转介时，尊重他们的意愿和决定。干预者可以提供信息和建议，但最终决定应由个人自行做出。

7、跟进和监测：在转介后，干预者可以进行跟进和监测，以确保个人获得了适当的支持和服务。跟进可以帮助及时调整计划，并提供额外的支持。

RAPID是一个结构清晰而有效的危机心理干预体系。它指导心理健康工作者为服务对象提供即时和具有同情心的支持，可以帮助舒缓痛苦、和其他必要的帮助。

三、齐齐哈尔父母需要什么帮助？

（一）爱与尊重

计生特殊家庭父母在我国传统文化下可能会受到明显的和隐性的歧视。所以我们的社会要有仁爱之心与共情同理心对待他们。对他们合理的诉求予以充分的尊重和礼待。

有些诉求看起来与哀伤/创伤心理辅导没直接联系，但每一个合理诉求能够及时得到满足可以使人感到受尊重，这有益于增加自信。这是每一个失去子女父母哀伤疗愈最重要的自我疗伤和在创伤后成长的起点与基础。

（二）急性哀伤期的危机心理支持

当下齐齐哈尔失女父母正处于急性哀伤期。在急性哀伤期。常规的心理咨询不会有什么效果。

我们需要把帕斯克和RAPID方法具体化并提供（不限于）以下的支持和帮助。

1、急性哀伤期的丧亲者需要陪伴

在丧亲事件发生的头几天甚至头几周，亲友的陪伴极为重要。陪伴包括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饮食睡眠，丧亲初期的社交应酬。

2、共情聆听陪伴者可以是亲友，也可以是心理健康工作者。在急性哀伤期，陪伴者需要具有共情能力和聆听能力。对丧亲者的哀伤反应和倾诉不做任何主观及对错评判，只是用共情心去聆听和关注。

3、合适的安慰

关怀者需要提供合适的安慰包括语言和行动。我在《哀伤疗愈》书中列举了一系列的具体建议包括那些话是合适的安慰，那些话可能会造成无心的伤害 如果不知道该说什么，默默地陪伴是一种更好的帮助。

4、回避可能造成伤害的人和事

关怀者需要帮助丧亲者尽可能回避会造成伤害的人 。

5、提供必要的工具性支持

工具性支持是指为丧亲者做一些具体的事。例如提供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帮助，包括健康的食物，打扫卫生。考虑到创伤性丧亲者的状态，帮助安排丧葬往往是极为重要的，还要提及的是，关怀者要高度关注丧亲者的睡眠。关怀者可以鼓励丧亲者根据医嘱服用适量的安眠药。

6、社会要保持信息的及时沟通和清晰化

向服务对象及时提供所需要的信息。

7.心理健康工作者注意事项

1）在急性哀伤期内，心理健康工作者与丧亲者做直接的常规的哀伤咨询和治疗基本上不会有任何作用。这时候，如果丧亲者没有主动要求咨询师干预，更合适的方法是亲友在前，咨询师在背后向亲友提供支持和指导。

2）对齐齐哈尔失女父母做好心理危机干预只凭热情和爱心是不够的。还需要专业的学习培训、专业的知识结构和经验。

专业还意味着专业的语言、专业的态度、专业的方法。在创伤性失亲心理辅导中，尤其是对失去子女父母的的辅导中，缺乏专业知识很可能导致“咨询伤害”。

3）如果心理咨询师注意到丧亲者有任何危险举动的迹象，尤其是自杀，需要寻求专业的团队支持。

如果心理咨询师发现自己的干预能力具有局限性，务必要寻求专业的督导或及时转介。

4）另外提供心理支持的心理健康工作者要注意自己的心理调整并预防“同情疲劳”。相关信息可参考“哀伤疗愈之家”公众号2020.2.4的文章 – “战”疫”面前丨医护人员如何应对“同情疲劳”？

（四）做好长期支持的准备

失去子女的父母往往会经历漫长的时间适应痛苦的生活变故。我国计生特殊家庭父母最痛苦的急性哀伤期大约为二年时间。他们中间有30%以上的人可能会罹患延长哀伤障碍，很多人还会有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共病症状。所以对齐齐哈尔失去子女父母的心理辅导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对超过一年以上但依然有严重的急性哀伤症状者需要提供专业辅导。

自2020年武汉爆发了疫情，我作为督导师和培训师与武汉“伴行社工”团队合作对武汉地区疫情丧亲群体进行了长达3年的团体/个体的创伤性哀伤干预，参加者也包含失去唯一儿子的父母。在项目开展的第一阶段，我们整合了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健康专家，包括专业的哀伤咨询师。项目持续长达近一年。在项目结束时，符合心理学评估要求的新冠疫情丧亲服务对象的哀伤分值呈现出显著下降，潜在延长哀伤障碍（PGD）率从75%下降到12%。该项目对有强烈哀伤反应的疫情丧亲者效果尤为显著。

该项目以“双程模型”为框架，融汇了当代国际上哀伤干预的主流学派的成功方法并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由于在隔离期，多数干预是小组线上干预形式，我们在国际上首次采用了“超市模式”的灵活和多样化的哀伤干预模式。“超市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服务购物单”，包括更加多样化的干预主题和方法，使参加者能够选择他们感到对自己有帮助的干预元素。

当一个新的干预元素推出时，社会工作者会在微信群里发布消息，由参加者决定是否参加。例如，女性参加者偏好舞蹈治疗，而男性可以选择不参加。这种灵活性有助于解决每位参加者的不同问题和需求。通常情况下，哀伤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经历，虽然丧失是相同的，但其背景和应对过程通常因人而异。

此外，“超市模式”还创造了一些娱乐性的元素。例如在心理教育讲座“如何处理自责”，参加者有机会在讲座后参加问答比赛中赢得奖品，这样的活动有助于鼓励参加者回顾和巩固他们所学的知识。

这个项目第一次在我国以实证数据为基础来评估和证实哀伤干预的有效性，它成功地把国际上成熟的哀伤理论与中国文化及疫情丧亲的创伤性哀伤干预结合起来，它是第一次把社会心理干预这个新颖的哀伤干预理念在我国付诸实施。

同时，它还是国际上第一篇以实证数据为基础的对新冠疫情丧亲者进行哀伤干预的论文，该文于2022年3月发表在国际上有很高影响期刊“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著名心理学家，建构主义意义重建开发者纳米耶尔博士给我发来邮件祝贺说，“这次你们中国走在了前面。”

有关这篇论文的中文翻译，可以查看“哀伤疗愈之家”公众号2022.6.10帖子，“一个有实证数据的新冠疫情哀伤干预项目的研究”。

2022年我们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开发了更加严谨“创伤性哀伤与干预程序”。这个干预体系把哀伤和创伤症状干预整合在一起预，整个项目持续了14周，分十个单元如下。

通过对干预前与干预后的创伤与哀伤症状评估数据分析，可以看到新开发“创伤性哀伤干预程序”虽然干预时间短，但同样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参加者的延长哀伤障碍症状评分均值下降了35%，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评分均值下降了20%。我们进而把这套干预体系加以修改应用到失独父母的团体哀伤干预中，同样也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失独父母对生命意义源重建单元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鉴于我们过去三年多在对武汉疫情丧亲群体的成功的第一线的实践经验，我相信，我们的干预方法同样也可以在今后应用到齐齐哈尔失去孩子的父母心理辅导中。

若齐齐哈尔相关单位需要我们帮助，请在“哀伤疗愈之家”公众号留言，我们有一系列经过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认证的“创伤性哀伤与干预”系列课程培训，并在专业督导下对武汉疫情丧亲者有三年第一线成功干预经验的团队可以提供支持。

结束语

“人们时常想像丧亲哀伤仿佛是一次旅行的开始，然而哀伤并不是一个有归程的航行。我们不可能在经历过一段哀伤的日子之后，返航，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

相反，哀伤是一个新的家园，是生者的永居之地，生者要在那里重新界定他们的生活。生命因为重大的丧失而永远改变。即使哀伤没有终止，但生活的意义却依然可以重建，并让人感到丰盛和满足。

尽管我们在丧亲后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各不相同，如同我们丧失的亲人也各不相同，重燃对生活的热情是丧亲者一种本能追求。”

（“复杂哀伤治疗” 开发者， 凯瑟琳 谢尔（M. Katherine Shear）

原创： 刘新宪  哀伤疗愈之家   2023-06-05

不久前一个小学生在学校被一位老师的汽车意外碾压至死，几天后，这位孩子年轻的母亲从自家二十四层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接连失去挚亲家人的父亲正被极度的哀伤和绝望吞噬。这场惨烈的死亡事件向我们提示了什么？我们应该和能够做些什么来降低这种悲剧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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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丧亲者的风险

创伤性哀伤来自于创伤性丧亲事件，即丧亲事件具有突发性、意外性。它往往还涉及到自杀、暴力、刻意伤害、谋杀、突发性、自然灾难、工伤事故、疫情、惨烈的死亡经历、逝者临终经历了巨大痛苦，遗体受到破坏等，父母失去子女以及未成年子女失去父母等 (刘新宪, 2023)。

创伤性丧亲与其他丧亲事件相比，它对丧亲者的伤害更为严重，因为它往往会同时引发哀伤与创伤，由于这双重因素的相互影响，会导致更强烈更持久无法言述的巨大痛苦，以及很高的风险罹患延长哀伤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他心理疾病。创伤性哀伤如同黑洞般的痛苦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尚无法将它真正地表述出来。相关题材的电影、小说充其量只能表现出其冰山一角。李女士的经历在以上列出的有代表性的创伤性丧亲例子中，一人同时占据了多条，1. 失去了年幼的独生儿子，2.死亡事件是突发和意外的，3.死亡方式极为惨烈，孩子的头部遭到碾压，死后遗体被车子拖拽，4.遗容已经“面目全非“。这么多创伤性丧亲事件特征同时压到了一位年轻母亲的身上，其彻骨锥心的痛苦是何其之深重。大量学术研究早已揭示强烈的哀伤反应会导致自杀意愿(suicidal ideation) (Stroebe, Stroebe, & Abakoumkin, 2005)，而创伤性丧亲会使这种风险增高 (Prigerson,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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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哀伤期的风险

急性哀伤的概念最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被提出。林德曼是第一个对“急性哀伤”做系统研究的哀伤学者。1942年波士顿夜总会“椰树林酒吧”火灾导致了492人死亡的惨剧。通过对死者家属的哀伤研究，他提出了丧亲初期的“急性哀伤”可能引发抑郁症、自杀，以及“病理性哀伤” (Lindemann, 1944) 2022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冊 – 第五版修订版》(DSM-5-TR)以及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都将“病理性哀伤”正式定义为“延长哀伤障碍”。林德曼认为“急性哀伤”是有可能通过专业干预，转变为正常哀伤，即丧亲者可以在丧亲事件之后逐渐适应新的逝者已逝的生活。

急性哀伤通常发生在经历丧亲事件的前半年到一年，尤其在前几周或几月内其症状尤为显著。如果丧亲事件具有强烈的创伤特症，丧亲者（比如失去子女的父母）急性哀伤期的持续时间往往会更长。在急性哀伤期内，丧亲者往往会出现极为强烈的哀伤反应, 包括（不限于）对逝者的极度思念与渴望，强烈的悲痛、内疚、愤怒、否认、责备、麻木，难以接受死亡的现实，感到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一个部分，难以体会到积极情绪。有研究显示，急性哀伤期内有约9%的丧亲者会出现自杀意愿 (Murphy, Tapper, Johnson, & Loha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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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哀伤反应的多元化

不同创伤性丧亲者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境况的创伤与哀伤反应有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在急性哀伤期，有的人以泪洗面哭得天昏地暗，有的人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法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蒙田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他在《蒙田散文集》第二篇“论哀伤”写过一个故事。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征服了，亡国君主看见大臣和士兵受到凌辱和杀戮，痛哭不已，后来，敌方将他儿女也带到他跟前凌辱伤害，他反而不哭了。别人问为什么，亡国君主答，因为失去子女的悲伤连眼泪都无法表达。这种悲剧世世代代在无数的丧亲者身上重演。对李女士的网暴者中，有人指责她在受采访时没有哭和如此“冷静”。这是对急性哀伤反应中的常见的“麻木”症状的无知，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出于某种不道德的动机恶意网暴。

另外创伤性丧亲者的哀伤反应会比较多地以愤怒的形式表现出来。著名哀伤学者帕克斯在谈论突发性自然灾难丧亲初期的哀伤反应时指出，愤怒是最典型的哀伤反应之一 (Parkes, 2011)。而为了寻求公道的愤怒情绪是需要宣泄和表达的。李女士拉横幅讨公道正是一种愤怒情绪的喧泄。这是一种极为正常的哀伤反应，也是一种对公义的追求。网暴者把它说成是李女士希望索取更多金钱。同样，这如果不是对创伤性哀伤反应的无知，便是一种没有人性充满恶意的刻以伤害。

在我与很多计生特殊家庭父母的服务和访谈中，我看到他们在急性哀伤期的反应也有巨大差异。有人卧床不起，有人一刻不停地做事；有人不敢见人，有人逢人就谈；有人蓬头垢面，有人保持仪容；有人机械地“活着”，有人想赴死去“陪伴”孩子。哀伤反应的方式没有标准的模式，从来也不应该有。我们的社会不该希望人类在经历痛苦的丧亲事件时应该用同一种模式去哀伤。这种期望不仅是无知，也是十分非人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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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暴与歧视的恶性负面影响

大量哀伤研究早已揭示，负面的社会舆论环境，会加重丧亲者的创伤和哀伤，并会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比如对丧失子女父母的歧视和污名化评论，无异于在他们本身就已无法承受的痛苦之上狠狠踩上一脚，它并不仅仅只是加上了 “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Wang, Ren, Wang, Xu, & Wang, 2019)。从当代哀伤与创伤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李女士的死亡与那些恶意网暴者有着直接而并非间接的关系。对创伤性丧亲者来说，网暴者比一般的歧视更具有伤害。网暴者对这起人间惨剧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有人说，李女士在如此悲伤的状态下，不会介意或关注网上的评论。这是对丧亲哀伤的无知。创伤性丧亲者在急性哀伤期是十分脆弱的，不要说无人性的攻击，有时一个眼神都会引发强烈的痛苦。

还有传统文化对创伤性丧亲者及死者的污名化也是极为有毒的。有网暴者甚至指责无辜死亡的孩子“也不是好人”。这对丧亲者是一种缺乏人性的伤害，我们需要对社会上一些迂腐的非人性化的旧的传统文化加以反思和否定，而不应该继续去吃人血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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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急性哀伤期的丧亲者

1.急性哀伤期的丧亲者需要陪伴

在丧亲事件发生的头几天甚至头几周，亲友的陪伴极为重要。有研究显示，丧亲者的孤独与自杀意念成很高的正相关性 (Pitman, King, Marston, & et al, 2020)。亲友陪伴对一些情绪严重不稳定的创伤性丧亲者极为重要。陪伴包括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饮食睡眠，丧亲初期的社交应酬。虽然这样的陪伴并不能填补急性哀伤如黑洞般的痛楚，但它能有助于丧亲者减少孤独的压力。使丧亲者在绝望中感受到一点温暖，这有助于以后的良性哀伤适应。

2.共情聆听

陪伴者可以是亲友，也可以是心理健康工作者。在急性哀伤期，陪伴者需要具有共情能力和聆听能力。对丧亲者的哀伤反应和倾诉不做任何主观及对错评判，只是用共情心去聆听和关注。任何大道理说教或指令性的要求，尤其是对丧亲者的倾诉加以批评指责往往会使丧亲者倍感孤独、愤怒和绝望。

3.合适的安慰

关怀者需要提供合适的安慰包括语言和行动。在对国外文献的研究和为计生特殊家庭服务的实践基础上，我在《哀伤疗愈》书中列举了一系列的具体建议包括那些话是合适的安慰，那些话可能会造成无心的伤害 (刘新宪, 哀伤疗愈, 2021)。例如，如果没有相似的丧亲经历和感受的人说，“我能理解你”。这是一种有伤害的“安慰语“。这在不少国外哀伤咨询与治疗的文献中，被列为最不适当的“安慰语”。如果不知道该说什么，默默地陪伴是一种更好的帮助。

4.回避可能造成伤害的人和事

关怀者需要帮助丧亲者尽可能回避会造成伤害的人，即使家人，如果严重缺乏共情和同理心或一味指责，也要尽量避而远之。关怀者还要帮助丧亲者不要在急性哀伤期的冲动情绪下去做可能会导致将来会后悔和有伤害的事情。

5.提供必要的工具性支持

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对急性哀伤者来说极为重要。工具性支持是指为丧亲者做一些具体的事。例如提供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帮助，包括健康的食物，打扫卫生。考虑到创伤性丧亲者的状态，帮助安排丧葬往往是极为重要的，还要提及的是，关怀者要高度关注丧亲者的睡眠。失眠是急性哀伤期的主要反应之一。失眠对丧亲者的健康和情绪会产生严重的伤害。如丧亲者不能保持最基本的睡眼时间，关怀者可以鼓励丧亲者根据医嘱服用适量的安眠药。保证必要的睡眠对减缓哀伤情绪的巨大波动会有帮助，它也能降低急性哀伤期内的冲动行为，包括自杀。另外也可以考虑提供一些哀伤科普书籍、相关网站及公众号。不必要求丧亲者在急性哀伤期去阅读，但有的丧亲者自己会阅读，他们往往会希望知道，自己会不会一直䧟在这种不堪忍受的痛不欲生的状态中。哀伤科普知识对哀伤适应会有帮助。

6.社会要保持信息的及时沟通和清晰化

帕克斯认为，在导致自然灾害丧亲者巨大痛苦的若干重要因素中，信息沟通滞后与不清晰是极为有害的 (Parkes, 2011)。对李女士诉求的沟通不充分或不及时也许起到了加剧她哀伤反应的作用。她在校门口拉起横幅是在强烈哀伤反应中寻求及时沟通的方式。有关方面如果当时能够做好充分的沟通和保持信息的清晰，这对李女士的情绪应该会有帮助。这是丧亲者在急性哀伤期需要被高度关注的教训。

7.新闻媒体的谨慎行事

无论媒体人处于什么动机需要对丧亲者做采访，要充分注意急性哀伤者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要考虑到这种采访往往是对创伤的挖伤疤，并导致丧亲者更为痛苦。另外在发表报道时，要考虑到是否会引发恶意网暴评论，从而对丧亲者造成更大的伤害，要考虑风险控制。如果丧亲者没有主动诉求，媒体人要极度小心避免挖伤疤。任何媒体都要注意避免歧视性的言语，对非人性化的网暴更加不能容忍。

8.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功能

在急性哀伤期内，心理健康工作者与丧亲者做直接的常规的哀伤咨询和治疗基本上不会有任何作用。这时候，如果丧亲者没有主动要求咨询师干预，更合适的方法是亲友在前，咨询师在背后向亲友提供支持和指导。咨询师过早地站到第一线往往会使重要的亲友支持资源退出。

在哀伤急性期，心理健康工作者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创伤或哀伤评估量表。因为填写这些量表具有强烈的创伤/哀伤提醒影响，并可能会激发强烈的痛苦，甚至对身体健康有问题的丧亲者造成安全隐患。

如果心理咨询师注意到丧亲者有任何危险举动的迹象，尤其是自杀，需要寻求专业的团队支持。如果心理咨询师发现自己的干预能力具有局限性，务必要寻求专业的督导或及时转介。

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学习哀伤/创伤与干预基础知识。大量研究显示，有约10%的丧亲者可能罹患延长哀伤障碍，而创伤性丧亲者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要高得多。中国每年有一千多万人死亡，从而有着巨大的丧亲群体。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需要经过专业的哀伤与干预培训的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帮助。

结束语

李女士的悲剧向我们的社会敲响了震耳欲聋警钟。回避谈生死与哀伤的传统文化不能使死亡与哀伤消失，无知只能使悲剧更惨烈。恶意的网暴是腐蚀社会道德的毒剂，网络不能成为法外之地。对生命不负责任的推诿应受到问责。哀伤与干预知识的普及和培训应该在我们社会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推广。

愿李女士和她的孩子安息，愿李女士的丈夫和她的父母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充满善意的关注和帮助，愿这个世界更加善良和温柔，愿每一个善良和宝贵的生命，无论是平凡还是伟岸，都能得到尊重、珍惜和善待。

编辑推荐语：我们总是说“时间会治愈一切。”但是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时间本身并不能治疗什么，这种说法就等于说我们就消极地等待着就好了。其实重要的是在人生对抗悲痛的旅程中，我们该怎样利用时间，采取主动。一位观察家这样说：“重要的不是时间，而是我们该怎样利用时间。”

作者：查尔斯·科尔，克莱德·内比，多娜·科尔

来源：本文选编自书籍《死亡课 关于死亡、临终和丧亲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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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对哀悼的探讨已经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现在我们要提出两个新的问题。哀悼的过程究竟有没有固定的终结点？还是说哀悼本身就是成长和改变？

固定终点论

无论如何解释哀悼，我们总认为它的目标是康复、完成或解决问题。但是当代的一些研究者们却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比如说，从悲痛中复原，这种说法就意味着悲痛本身是不好的，像疾病一样。还可以引申出另外一个含义，即一旦人们恢复了，基本就不会再变了。完全康复被认为是一个固定的点，意味着永远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有悲痛了。

固定终点经常被认为是悲痛康复的目标。尤其是把它与弗洛伊德的观点联系起来看的话，会认为目标是脱离与逝者的情感纽带，从而忘记逝者。固定终点理论也曾被广泛的认可，部分原因在于它与阶段性理论相吻合，我们也愿意为悲痛设定一个时间——比如一个月或一年——作为悲痛的一个必要的终结。我们总是说“时间会治愈一切。”但是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时间本身并不能治疗什么，这种说法就等于说我们就消极地等待着就好了。其实重要的是在人生对抗悲痛的旅程中，我们该怎样利用时间，采取主动。一位观察家这样说：“重要的不是时间，而是我们该怎样利用时间。”

之前，我们就曾经批评过认为悲痛是病态说法。在这里，我们说到“康复”似乎也同样不合适。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康复”是继续前行，过健康新生活的话，那么还是很合适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抵抗悲痛就不仅仅是回到过去，而是意指继续生活下去。然而很多悲痛的人们振作起来，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了，但是他们依旧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重新陷入悲痛当中。

成长与改变

从悲痛中成长起来的人，与从与死亡对抗成长起来的人们很相似。我们可以从“危机”一词中看出，“危机”既蕴含着“危”，也蕴含着“机”，这很有趣。当然，这里的“机”更多的是指一种新事物的诞生，而不是单纯指一个好的机会。

一位丧子的父亲的成长经历

现在我比以前更加体贴，更富有同情心，作为牧师也更称职了。当然，这些都是在经历了儿子的死之后才变化的。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可能不会是现在这样。如果可以，我还是愿意用所有的一切换回我的儿子。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仍然会选择放弃这些成长的经历，变回15年前的我，一个平凡的教士，一个冷漠的心理顾问，能够帮助一些人，但对其他人无能为力，我愿意做聪明快乐的男孩的父亲。但是，我无可选择。

死亡和悲痛是一种成长和改变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让我们最终变得更加强壮，但也有可能会使情况更加糟糕。即使这种挑战使人们变得更强壮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比较大的。

当一个人想起逝者不会感到如最初般的痛苦时，我们可能会说，他的进展还是令人满意的。这种情况通常表现为可以重新正常工作，可以重新投入生活。大多数人经历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要比社会的期望值长得多。在最初的一年里，周年纪念日或其他特殊日子和时刻总会一次次地提醒人们亲人的离去。这让生者尤其难过，这个阶段叫“纪念日症候”。第二年有可能比第一年还要困难，因为第一年的经历总会不时地出现。

沃登曾说：“悲痛结束时，人们会有一种感觉：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兴趣，充满希望，适应新的生活角色。”然而，当悲痛尚未过去之时，人们问悲痛的人“你何时能走出悲痛的阴影？”他们通常的回答是：“永远也不会了。”如果，悲痛是一种个人的旅程，那么悲痛的人们就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固定结局。相反，有很多人将穷极一生去学习和适应新的生活。所以有人说，于悲痛的人们来说，生活就是从混乱中找到秩序，从毫无意义中找到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成功的人们就是幸存者。他们不但幸存了下来，而且还超越了生命，他们用积极有效的方式成功地抵抗了悲痛，并重新塑造了没有对方的新的生活。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上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和道克首先提出，男女哀伤反应会因性别不同而有所不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将在女性身上较多表现出来的哀伤反应称为“直觉型哀伤”；将在男性身上较多表现出的哀伤反应称为“思识型哀伤”；当两种反应同现于一体时则被称为“混合哀伤”。

女性在“直觉型哀伤”中倾向于追随直接的感觉去感受和表现哀伤，男性的“思识型哀伤”则倾向于去思考、认知哀伤和做具体的相关事情。女性在哀伤时会公开流泪，而男性会努力克制。女性会积极对他人表述自己的哀伤，男性会把哀伤深藏于心。女性会向外界求助而不介意被视为弱者，男性则倾向于回避外界帮助。女性用大量语言疏解哀伤与压力，男性用沉默和做事来忘却哀伤。女性的哀伤情绪起伏及冲动更显著于男性。

学者对失去子女父母的调查数据显示，女性的复杂哀伤程度明显高于男性。法国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科医师勒洛尔和安德烈认为，男女哀伤不同反应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男性与女性大脑结构和运作机制不同；社会角色定位不同，男性从小就被教育要坚强，但社会对女性表现软弱和依赖则容易接受和宽容。研究还显示，由于男性对自身哀伤情感的克制和缺乏宣泄疏缓的渠道，哀伤会使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患上致命性的生理疾病。

疗愈建议：出现哀伤情绪的夫妻，彼此之间要理解包容，切莫互相指责。要明白，女性的哀伤会经历更长时间和更多反复，而男性的沉默是另一种形式的刻骨铭思。

周围的亲友千万不要用“坚强”来赞扬和鼓励哀伤者强行克制痛苦的情感，应给予更多情感上的理解和支持。

人们面对哀伤，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味克制，而是对过去要勇敢地接受，对现在要敢于寻求疗愈，对未来要自信，以健康积极的心态生活下去。

对失去子女的父母来说，他们的哀伤反应和抑郁症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情绪低沉，绝望，孤独，失眠，无力，体重减轻，严重的甚至有自杀倾向。

哀伤就是抑郁症吗？一个世纪前，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徳作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认为哀伤并不是抑郁症。弗洛伊徳提出哀伤者明确知道为何痛苦，但抑郁症患者往往不知道痛苦的原因；哀伤者把痛苦原因指向外界，抑郁症患者则更多地指向自己；哀伤会有起伏并随时间一点点缓解，抑郁症患者往往一直蹉跎在黑暗中。

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精神心理分析技术的发展，大量研究揭示，抑郁症和很多复杂的因素有关。它通常由外因引起，但往往还和个体的大脑组织神经细胞运作机制有关，与基因遗传或基因突变等因素有关，与生活工作环境有关。

近代研究还揭示正常哀伤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慢慢平缓，但有10%以上人的会转变为病理性哀伤，它会严重损害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以及正常的社会、职业、生活功能。但这种哀伤障碍和抑郁症有很多不同之处。世界卫生组织发行的《国际疾病分类-11版》称这种病理性哀伤为“延长哀伤障碍”。

延长哀伤障碍和抑郁症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它表现出对逝者的过度思念和超过六个月以上的剧烈哀伤反应，而抑郁症是持续的令人窒息的情绪低沉和空虚感。

大量研究统计还揭示，与任何一类哀伤人群相比，失去孩子的父母出现延长哀伤障碍几率更高，而失独父母尤为严重。此外，延长哀伤障碍往往会引发抑郁症，并和抑郁症共病同存。有研究显示，有50-60%的延长哀伤障碍患者同时会被诊断出有抑郁症。

建议：   

    1。不要误把正常哀伤作为抑郁症治疗。临床证明，抗抑郁药并不能缓解哀伤。在哀伤的初期，尤其需要仔细观察，而不是贸然用药。

2。当出现延长哀伤障碍或与抑郁症共病同存时，求医服药还是必须的。安眠药可以帮助失眠，抗抑郁药可以缓解抑郁，抗焦虑药可以缓解焦虑。

3。最后，正如中国一句老话所说，“心病还需心药医”。延长哀伤障碍源于丧失挚爱。这里特别要对失去子女的哀伤父母说，请你们努力用积极的态度重新定义自我和生命的意义。将不可复得的过去和不该失去的未来用一种新的方式联结起来，并为其赋予全新的意义。惟此，你所挚爱的过去就不会黯然消失，相反它会在你的未来熠熠发光。

我国有一句成语，积郁成疾，说得是过度抑郁会染病。其实哀伤也一样，长期的极度哀伤也会出现“积哀成疾”。只是积哀成疾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不被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认可。学术界曾经更倾向于把哀伤引发的精神障碍归类到抑郁症、焦虑症或创伤后应激反应等疾病。

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比较，学者们发现很多时候因哀伤引发出严重心理障碍的患者与抑郁症患者是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对抑郁症有效的药物往往对病理性哀伤并无效果。学者们提出应该把由哀伤引发的精神障碍分类为一种独立的精神障碍。

2013 年5月，目前在世界上对精神疾病诊断最具影响力，由美国精神病协会编写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发布了最新的第五版，简称为DSM-5。在DSM-5 发布之前，学术界和媒体对哀伤是否应该分类为一种新的精神疾病出现了巨大分歧。有学者担心，精神病医师会给正常哀伤者不适当地开处方药，媒体更是夸大其词的宣传，说有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师要把哀伤当成精神病。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DSM-5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它把由哀伤引发的精神障碍从抑郁症类别中分出，即不再把病理性哀伤归类为抑郁症。虽然DSM-5没有明确将其列为一种新的精神障碍类别，但它在附录中把由哀伤引发的精神障碍命名为“持续性复杂哀伤障碍”，并详细列出了诊断建议。以后的研究显示，在DSM-5发行后，并没有出现精神病医师因此把哀伤当成精神疾病来治疗。媒体的顾虑是有点多虑了。

2018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国际疾病分类 – 第11版》（ICD-11），这比DSM-5 的发表时间晚了5年。但ICD-11明确地把由哀伤引发的精神障碍分类为独立的精神障碍，并称其为“延长哀伤障碍”。ICD-11的“延长哀伤障碍”和DSM-5的“持续性复杂哀伤障碍”实际上说得都是病理性的哀伤障碍。

下面是《国际疾病分类 – 第11版》对延长哀伤障碍的诊断所提出的指导性建议。

1.挚爱的人逝去。

2. 持久且弥漫心灵的强烈哀伤伴随着下列特征：

    无比地思念逝者，

    或持续不断地关注逝者。

3. 同时伴随着剧烈的情感痛苦以及出现不同的哀伤反应，比如：

    感到悲哀，

    有负罪感，

    有愤怒情绪，

    拒绝承认事实，

    指责他人，

    难以接受死亡事件，

    感到失去了生命的一个部分，

    无法体会到积极的情绪，

    出现情感麻木，

    很难参与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

    哀伤反应和哀伤方式违背了当地的文化习俗或宗教传统

4. 因为极度哀伤，个人、家庭、社会、教育、工作及其它重要方面的功能受损。

5. 丧亲事件发生至少6个月以上。

ICD-11所提供的是一个指导性的建议。在临床实践中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比如有学者认为在诊断时，需要同时出现若干项反应才符合延长哀伤障碍的条件，也有学者认为只要其中有一项哀伤反应很严重并对日常生活和工作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便可诊断为延长哀伤障碍。在时间因素中，DSM-5认为不同的哀伤反应的持续时间超过一年（儿童为半年）以上，才可以诊断是否有持续性复杂哀伤障碍。在我国的实践中，失独父母的哀伤反应将会持续更长的时间。所以在实际临床诊断中，需要根据具体对象和具体情况而定。

哀伤是人类在丧失所爱后的一种正常情感，时而来之亦去之。但人世间有一种哀伤，那就是丧子父母的哀伤，它永远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父母和子女的血缘关系无可替代。无数父母视子女为自己生命最保贵的一部分。

当灾难突然把孩子从他们的生命中夺走，由此而来的巨大悲哀是人类语言所无法描述的。他们会无助地感到， 1. 世界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样“温和美好”；2. 世界的生命秩序竟然可以被本末倒置，无可预测；3. 以往人生信念不过是一座用沙堆成的小城堡。

失独父母的哀伤是一个漫长反复的过程，其表现主要有：

1. 情绪上被巨大的悲伤笼罩，愤怒，自责，情绪冲动，负罪，羞耻。

2. 认知上通常表现为对外界发生的一切毫无兴趣，对自己曾经所爱做的事毫无兴趣，不能接受孩子死亡的现实，思维反应迟钝。

3. 行为方面的表现通常是不能抑制地哭泣，降低或失去打理日常生活及工作的能力，有强迫症行为，比如不停整理孩子遗物。

4. 对社会和他人的反应通常表现为不願沟通，缺少信任。

5. 生理方面的反应通常是头昏、失眠、恶梦、无力，饮食紊乱，免疫系统功能下降，体弱多病。严重者还会罹患危及生命的恶疾，如心脏病、癌症等，甚至早逝。

由于文化习俗的影响，我国失独父母还时常会受到。那就是由失独而引发的社会歧视，职场失利，婚姻破裂，亲朋躱避，因病至贫等。“第二次伤害”将使失独父母的处境更为艰难。

由于无比惨痛的丧子经历会使丧子父母出现极其强烈的哀伤反应，这是极其正常的。请哀伤父母不要对自己的哀伤反应感到过度不安，请无此经历的关怀者不要对此对此产生过度困惑或任意判断。

还有，哀伤反应不是一个从强到弱的线性过程，它也并不像人们常说那样，会按阶段变化，并达到完全恢复到丧亲经历之前，相反它会像过山车一样高低起复，但总体趋势慢慢地趋向平缓。丧子哀伤是永远也抹不掉的伤痕，只是，它可以成为一种能够令人承受得了的痛

丧子哀伤的过程痛苦而漫长，同时它也是丧子父母对自身认知调整和生命意义重建的过程。随时间的流逝和努力，丧子失独父母还是可以“新我”的姿态去缅怀逝去的子女，并能对过去的回忆，当下的生活和未来的生命感受到其中的美好。要相信，你们不仅有余生，还有未来!

哀伤是一场漫长的告解

2019年3月22日，电影《地久天长》在国内院线悄然上映，失独家庭的特殊历程由此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这一天正好是春分后，太阳的轨迹往赤道以北偏了半分。虽然寒潮还未褪尽，但是春日里特有的暖意已然开始复苏。导演王小帅将镜头对准了失独父母，体现的不仅是一份关注，还有一份对失独群体的慰藉。

电影取名“地久天长”，语义源自老子的《道德经》：“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其中寄托了失独父母对离世孩子深远思念的朴素情感。电影的英文标题被巧妙地译为——So long, my son，则更显直白真切。3个小时的电影，三十余年的碰撞、挣扎与原谅，仿佛一场与哀伤漫长的告解。

今天，让我们来谈谈失独父母的哀伤。

哀伤是思念与痛苦并存的情绪体验

子女的死亡对于父母而言从来都是一场灾难，世界的秩序在一瞬间崩毁，由父母和孩子间的关系纽带所共同创造的独特未来也同样遭受破坏。对于失去唯一子女的父母而言，这种丧失更具创伤性。然而“创伤”并不表现在身体上，而是心理乃至精神层次上的痛苦。

中国古代有一“殇”字，专指未成年子女（20岁）的死亡。古人就曾指出：殇者，伤也，可哀伤矣。其意就是在强调子女的离世给父母和家庭带来的巨大伤痛。哀伤是丧失后产生的综合性的身心反应，包含了诸如伤心、内疚、懊悔、愤怒和孤独等痛苦情感，其实质上是一种生者与逝者永久分离的焦虑性体验。但是哀伤不只有痛苦，过往的经历和回忆亦伴随着积极的情感，强烈的思念也会给生者会带来宽恕和平静。对于经历哀伤的人来说，思念与痛苦的感受是并行不悖的，共同形成了哀伤反应中核心的两类情绪特征。

每位失独父母与逝去的孩子间有着独特而不同的关系，因此对于不同的父母而言丧子之痛都是特殊的，高度个性化的。也许时间会治愈一些伤痛，但是哀伤永远不会终结。因此，单纯让父母“接纳”孩子已经彻底离开或者与逝去的孩子彻底“分离”不仅是不现实的，甚至是有害的。在某一层面而言，哀伤承担了和已逝去的孩子保持联系的重要功能。

哀伤是生者与逝者间记忆与情感的持久联结

生育和呵护子女为大多数父母增添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当唯一的子女逝世后，他们就彻底失去了为人父母的机会，也丧失了对生命的控制感，最终不得不承担自己无法自主选择的身份——失独父母。这一身份带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他们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他们仍然还是已故孩子的父母。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对于失独父母而言，与过世的孩子保持持久的联结往往带有疗愈的功能。

时近清明，祭祀扫墓成为生者缅怀逝者的重要形式，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上对持续性联结的重视。记忆与情感的联结在纪念中得以强化，因而死亡并不是关系的终结，相反，对于失独父母而言重要的是要找到有意义的方法将以往的身份整合到新的角色关系之中，这种角色既承认孩子的死亡，但也保留了关于孩子的记忆，并尊重与孩子之间的特殊联系。

当唯一的孩子死去之后，哀伤变成了失独父母永久的陪伴。只有思念才能慰藉受创的心灵，哪怕会伴随苦涩。那么当我们谈论失独父母的哀伤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呢？

《地久天长》的预告片中一直回响着主角刘耀军的一番呢喃：“都这样了，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面对的呢？”直面哀伤，坚强就是一种态度。愿这个春天再温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