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人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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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佳第一次走进哈佛校园的时候，身边同学都在东张西望看风景，只有她，是顺着盲杖轻轻敲击地面的声音，一点一点“摸”进这个世界顶尖学府的。

那一年，她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却拿到了全A+的成绩，并且在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毕业生站在人群中央，听着全场掌声朝她涌过来——她看不到任何人，只能靠耳朵判断大家的方向，但那一刻，她知道，自己不是“被命运打趴下的盲人”，而是“闯过地狱又走回讲台”的教授。

很多人只知道结果：盲人、中科院教授、哈佛优秀毕业生。但要说起她是怎么从“天之骄女”，一步一步跌进黑暗，再从黑暗里硬生生爬出来，这个过程远比“励志故事”残酷得多。

她不仅失去了光明，还失去了婚姻和女儿，差一点把自己困死在房间里。

你要是把她这一生拉成一条线看，会发现，它完全不是那种“一路开挂”的爽文人生，而更像是被命运撕裂过好几次，最后靠着倔强和不服输，一针一线把自己缝回来的过程。

杨佳真正的“重生”，不是从失明那一天开始的，而是从法庭上签下离婚协议的那一刻开始的。

那之前，她一直以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坏到不能更坏了。

结果命运告诉她：还可以。

一、离婚那天，她彻底掉到“第二个深渊”

很多年后再说起那场离婚，杨佳讲得很平淡：传票寄到家里时，她才真正意识到，丈夫和女儿已经离开她一段时间了。

她视力彻底丧失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锁在屋里。她不想出门，不想见人，甚至不愿意面对亲戚朋友的关心——那会让她觉得更羞愧，更像个“废人”。

她原本是中科院里最年轻的英语讲师，24岁就站上了讲台，是那种别人一看就会说“这姑娘以后前途无量”的人。结果，29岁突然失明，她之前辛辛苦苦积累的一切，全都像被人按了“清空”的键。

看不见了，课上不了，书也读不成，出门都得人扶着。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人从“天才青年”“别人家的孩子”，在几个月内变成“家里的负担”，那种心理落差有多大。

她开始变得自暴自弃，整天锁在房间里，谁叫都不肯出去，连家里走廊的路都不愿意摸索。她觉得，自己以后大概就是个需要别人伺候的残疾人了，人生也就这样了。

在这种状态下，她忽略掉了一些细节——比如，丈夫越来越沉默，女儿出现得越来越少；比如，有些原本会帮她端水、带她去医院的事情，后来都变成父母在做。

直到有一天，她收到法院寄来的离婚传票。

她先是愣住了，迟了好几秒，才真正读懂那几句话的意思——丈夫要和她离婚。

她是崩溃的。

在她最狼狈、最脆弱的阶段，她本来以为，至少还可以拥有一个家庭，至少还有一个小小的女儿可以让她抱一抱、摸摸她的脸、听听她叫“妈妈”。结果，连这一点也要被拿走。

在法庭上，最尖锐的矛盾不是什么财产，而是女儿。

丈夫坚持要带走孩子，理由很现实：她现在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又看不见，怎么养孩子？

杨佳的第一反应是：不行。她可以离婚，但女儿不能走。

哪怕她已经失明，哪怕她连独自走路都困难，她还是本能地想抓住这个唯一的亲情——至少，她想保留一个“妈妈”的身份，而不是被全世界判定成一个“需要被照顾的盲人”。

这场争执在法庭上一度僵得谁都说服不了谁。最后，是法官从旁观者的角度，说了几句很刺耳，但很现实的话：你现在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反而要老人照顾你，你怎么给孩子提供稳定、安全的环境？对孩子来说，跟着父亲，生活会更有保障。

杨佳沉默了很久。

她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她只是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现在，确实无能为力。

那一刻，她很清楚，自己签的不是一张普通的离婚协议，而是等于亲手承认——她暂时不再是一个能“保护孩子”的母亲。

最后，她含着眼泪，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主动放弃了女儿的抚养权。

离婚之后，前夫带着女儿离开北京，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失明、失婚、失去女儿，她一下子被抽空了所有可以依靠的东西。

很多人经历一次打击就已经爬不起来了，而她是连续掉进两个深渊。第一个，是眼睛看不见；第二个，是家庭散掉。

你要说她是“被命运逼着重生”，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她真正开始往上爬，就是从签完那张协议之后。

二、真正把她推回人间的，不是“励志”，而是“自尊”

离婚之后，杨佳没有立刻变得多坚强、多积极，现实没那么快转弯。

她一度还是会陷在那种“我完了”的感觉里。失明让她连最基本的生活都要重学：怎么端水不洒？怎么不被桌角撞破头？怎么在自己家里走路不摔倒？连做饭、洗衣这种以前从来不在乎的琐事，都成了可能要受伤的危险动作。

她有一次只是在家里走动，一脚踩偏，摔得脚踝骨裂。在别人眼里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块小石子、一个柜门、一个凳角，对她来说可能都是“潜在杀手”。

你要是理解不了“失明之后的日常有多危险”，想象一下：你把灯全关了，捂住眼睛，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摸索走路——那还是知道房间只有几平方米、没有楼梯、没有车、没有烫水、没有厨房刀具的前提下。

杨佳那时候，是连“普通人不在意的小磕小碰”，都可以变成受伤的程度。

所以她干脆把自己关在屋里，什么都不做，谁也不见。那种状态，说难听点，就是“等着被命运安排”。

真正让她开始“动”的契机，其实很朴素——她意识到：自己如果继续这样躺着不动，不只是毁了自己，还会拖垮年迈的父母。

她失明后，父母基本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支撑：做饭、收拾、带她去医院、安慰她情绪。年纪大的人，本来该是享福的年纪，却每天围着她转。

她一边自怜，一边又忍不住觉得羞耻。

再加上那场离婚，哪怕外人不知道细节，她自己心里明白：丈夫会离开，不只是因为“残疾”，也因为她一度彻底放弃自己，让整个家都压在别人身上。

这个现实，比医生那句“视神经病变、无法逆转”还要刺人。

她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尊心被戳到了：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吗？难道我真的只配被人照顾，什么都做不了？

那段时间，她开始尝试做两件事情：

第一，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秩序。哪怕只是从房间里走出来，试着自己摸索着去卫生间、去厨房、在家里不扶人地转一圈。

第二，逼着自己面对“未来还要工作”这个现实。她以前是老师，她的专业能力和语言天赋都还在，眼睛看不见不等于脑子坏了。如果她愿意，也许还可以回到讲台上。

决定学盲文，就是在这种情绪之下做出来的——不是那种“我要自强不息”，而是很现实地想：我不想一直被人当“废人”。

三、学盲文这件事，比她想象中更难，也更孤独

今天说起“盲文”，很多人会以为有成熟的体系、完备的资源，各种培训班随便报。但别忘了，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特殊教育体系还远没有现在这么完善。

她想系统学盲文，跑去找盲校，结果得到的答复基本都是——不接收成年人。

换句话说：你年纪太大了，我们没法收你读书。那些学校的主要对象是从小失明的孩子，而不是一个已经快30岁的女讲师。

她想靠正规渠道解决问题，却被现实挡在门外。

对一个刚刚失明的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看不见已经够惨了，还不让她有机会系统学习怎么在无光的世界里阅读和获取信息。

但这个人有个很鲜明的特点：越被逼到绝路，她越倔。

既然没人教，她就自己学。

她想办法弄到了盲文的资料，用手指一点一点去摸，去记。别人学一套系统，有老师讲、有同学一起练，她完全靠自己“理解规则”。摸错了就重来，记不住就反复抄。

实在搞不懂的地方，她才会硬着头皮去盲校找老师请教。但人家能给的帮助也有限，不可能像正规学员一样，从零开始手把手教。

这种自己摸索的学习方式，说难听点，有点像“盲人摸象”，效率低，过程慢，还极其消耗耐心。但她就是靠着这种笨办法，一点点把盲文读写“啃”下来了。

与此同时，她还得面对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她不仅要学会读，还要想办法在生活和工作里“运用”。

她是英语老师，需要大量阅读资料、准备课件、写教案。如果不会盲文，她连最基本的专业学习都继续不下去，更别提回到讲台。

所以她学盲文，不是兴趣课，而是“要么学会，要么彻底离开自己热爱的职业”的生死线。

最终，她硬是靠自学，把这条路走通了。

四、她重返讲台那阵子，装得像一个“视力正常”的老师

很多学生后来回忆，九十年代在中科院上课时，遇到过一个“很特别”的老师。

她每次来上课，都比学生到得早很多，安安静静地站在讲台边，几乎不和人聊天，连随手翻资料都没有。整间教室因为她站在那里，反而变得很安静。

上课铃一响，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慢慢写下自己的名字。

那种“慢”，不是一般人写字认真，而是——她的手在黑板上有点摸索的感觉，写一个字要借助左手定位，生怕写歪。每写几个字，手指都会轻触一下上一笔的位置，确定间距。

学生刚开始以为她是新老师，上课紧张，所以来得早、写得慢。

而且她上课的时候，很少正对学生的眼睛看，好像总是微微偏一点点。直到有一些细心的学生发现，她其实一直都没有真正“看向”任何人。

有人隐约猜到她的眼睛可能有问题，但没人敢问。再加上，她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就是普通近视，外人很难一眼看出她是完全没有视力的。

她自己也刻意在“伪装正常”。

她不希望学生在一开始就带着“同情”或者“偏见”的眼光来看她，所以尽量把一切动作训练得像“一个视力正常的人”。

比如，她下课从讲台走到门口，不是让学生扶着，而是等同学都走光了，才自己慢慢摸索着收拾东西、离开教室——那时候，没人再看她，她可以放下那层“老师很镇定”的外壳，慢慢找路。

她写板书的时候，用左手边摸边量，保证字不会写得太歪；她走上讲台的路线，每一步都在心里记好，什么地方有阶梯，往哪里拐能避开桌椅。

这些细节背后，是她日复一日地“把自己当普通老师训练”，不允许自己在学生面前表现出太多无助。

而一旦到了讲课本身，她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逻辑清楚，讲解流畅，反应敏捷，提问、互动、举例，丝毫不显得慌乱。

学生很快发现：这个老师虽然写得慢一点，动作有点生涩，但她的课特别清晰、扎实，讲解能力非常强。

中科院后来有不少学生回忆，她是他们见过最认真、最严谨的英语老师之一。

很少有人知道，为了站回这方讲台，她花了多少力气去“重新适应世界”。

她是中科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高校正式任教的盲人教师。而这四个字的背后，是无数天独自在黑暗里练习走路、写字、摸盲文、翻资料的日子。

五、她去哈佛，不是“冲动”，而是为自己补上一块“本该拥有”的人生

很多年后人们提起她的时候，总会特别强调那句：“她作为一个盲人，在哈佛拿到了全A+，还以优秀毕业生身份出席毕业典礼。”

这句话听上去很燃，但如果不把时间轴拉长，就会误以为她是突然想不开去挑战世界最难度的选项。

实际上，她决定去哈佛，是经过冷静权衡的。

按正常轨迹，如果她没有失明，她很可能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出国继续深造了——成绩好、专业强、单位背景好，出国深造几乎是她的必然选择之一。

但失明让这一切戛然而止，比起“要不要出国”，她先要解决“怎么吃饭、怎么洗澡、怎么走路”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等到她靠盲文、靠自学，重回中科院的讲台，几乎把盲人的日常生活适应得差不多了，她才开始认真思考：我是不是应该把那段被打断的人生接上？

于是，在三十多岁、已经失明八年之后，她做了一个别人听着都觉得疯狂的决定——去哈佛。

你可以想象，她要面对的是什么难度：

先不说申请本身有多严格，光是“语言障碍”这一块就足以把很多健康人挡在门外。而她，不仅要拿出过硬的语言能力，还要说服对方接受一个完全失明的学生——这意味着学校要给出相应的学习条件支持。

更大的压力在后面。哈佛本身的学习强度大、阅读量惊人，各种原文资料、长篇论文、复杂的参考书，对任何研究生来说都是一座山。

她看不见。

那怎么读？

她想出的办法是，把大量阅读材料扫描进电脑，再用语音软件朗读——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屏幕阅读器”那一套。但那会儿，这些技术远远没有现在成熟，操作起来没那么顺滑，是需要不断调试和适应的。

为了跟上学习进度，她经常会把朗读语速调到4倍。

对大多数人来说，那已经是“完全听不出内容”的怪异声音，只剩下一连串模糊的音节。但她听得懂，而且能一边听一边记笔记。

你可以想象，她的脑子得以多快的速度在工作——信息飞快从耳朵灌进来，瞬间拆解、理解、筛选，再用盲文或键盘记录下来。

靠这种方法，她不仅没被课程压垮，还拿到了全A+的成绩。毕业典礼上，她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之一出现，全场同学给她鼓掌。

那天，她应该是毕业生里最特别的一个——别人朝台下挥手，她只能微笑着站在那里，听着掌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用耳朵“感受”那种被肯定的氛围。

她的导师对她的评价非常高，说她的意志力和韧性，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

哈佛这一段经历，真正改变的不是她的“履历”，而是她对自己的定义——她不再是那个被动接受命运安排的盲人，不再只是“尽量适应生活”的人，而是一个可以主动选择自己人生走向的人。

六、把人生拆开看，你会发现她经历的是“三次坠落、三次重建”

如果按时间顺序给她的人生分段，大概可以这么看：

第一段，是很多人羡慕的“顺风顺水”。

1963年出生在一个温暖的家庭，父母恩爱，家里氛围好。从小聪明，学习成绩出众。15岁考入郑州大学，在那个年代，能上大学已经是“凤毛麟角”，更别说提前好几年上大学。

大学四年，她没有因为年纪小而松懈，反而比别人更拼，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她顺利留校当老师。

不满足于此，她继续往上走，22岁考入中科院读研，两年后毕业，直接留在中科院当讲师——24岁，就成了中科院里最年轻的英语老师之一。

事业顺利，家庭美满，一切都在按一条非常光明的路往前走。

第二段，是突如其来的“坠落”。

一次上课，她突然发现眼前一阵模糊，看不清学生的脸，也看不清课本的字。一开始她以为只是疲劳，休息一下就好。

可这样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她终于去医院做检查。

医生告诉她：视神经病变，病情会进展为失明，目前没有有效治疗手段。

“失明”这个词砸到她身上的时候，她整个人都是懵的，脑子一片空白，过了好一阵才真正听明白。

她不愿意相信，就开始在不同医院来回跑，中医、西医都试了个遍，检查、看病、求方子，但结果几乎一致：无法逆转。

她眼前的世界一点一点变暗，直到完全失去光明。与此同时，生活从“熟悉的操作”变成“处处是陷阱”，原本无需思考的日常动作，随时可能引发磕碰、烫伤、骨折。

这是第一次坠落：身体意义上的失明和生活能力的崩塌。

第三段，是在黑暗中的第一次“重建”。

这段就是前面说的：她从自暴自弃，到开始学盲文，重塑生活秩序，再到咬牙重返中科院的讲台，成为中国第一位在高校任教的盲人教师。

如果人生在这里按下暂停键，那已经非常励志了。但现实没给她这份“善意”。

第四段，是情感意义上的“再次坠落”。

她刚刚把自己从“生活废人”的状态里拉出来一点，婚姻就宣告结束，女儿也被判给了前夫。

她在法庭上不得不承认：此刻的自己，没有能力给女儿更好的生活环境。

她失去了“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只剩下一个“盲人女儿”，需要父母帮忙照顾。

这是第二次坠落：家庭的破碎和亲情的缺席，让她被迫面对一个几乎被掏空的自己。

第五段，是更彻底的“再出发”。

离婚对她来说反而像一种反向刺激：如果她继续躺平，除了拖累父母，她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于是她把情绪收紧，把精力全投到工作和学习上。重返讲台、出国读书、哈佛优秀毕业生，这一切，都不是简单的“励志剧情”，而是一种“你不逼我，我可能还不一定这么拼；你要把我踩到底，那我就必须站起来”的反弹力。

第六段，是一种“新的平衡”。

从哈佛回来后，她继续在中科院工作，以盲人的身份担任教授，教学、科研、讲座，一样没少。

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站在讲台上、眼神里满是未来”的24岁年轻讲师，而是一个经历过失明、离婚、分离，又在黑暗里重新找到路的中年人。

她适应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也适应了“用别的方式看世界”：用手、用耳朵、用脑子，用一种更宽的视角去理解人生。

七、她的故事，真的不是“歌颂苦难”

很多人在讲这类故事的时候，容易陷入一种套路：把苦难包装成“礼物”，把所有痛苦都说成是“上天的安排”。

但杨佳这一生，你如果真去看，会发现苦难一点也不值得歌颂。

她原本可以走一条很稳的路：优秀学生——青年教师——学者——出国深造——再回国继续科研和教学，事业和生活都在阳光下。

是疾病，把她从这条路上硬生生拽下来，让她跌进黑暗；是婚姻破裂，让她在情感上又经历了一次重击。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浪漫意义”，就是很残酷。

值得被看见、被记住的，是她面对这些事时不肯彻底躺平的那部分劲儿。

她可以理直气壮地怨天尤人，但她没有停在那一步；她完全有理由说“我很难，所以我什么都不做”，但她最终还是一步步摸索着回去了讲台，还跑去哈佛把所有课程打穿。

所以，当我们谈她的时候，不是要歌颂“苦难多美好”，而是要承认：“苦难很糟糕，但人的韧性，有时候比苦难更硬一点。”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其实没有必要拿自己去跟她比——她承受的压强，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人生经验。

但有一点，可以悄悄放在心里：如果在她那样的处境里，一个人还能重新站起来，那我们在面对一些生活里的小困境、小失败、小委屈时，可能真的没必要那么快就认输。

你不需要把自己变成“钢铁人”，也不需要刻意去经历什么苦难，只要在碰到难受的事情时，比昨天多撑一下，多试一次，多往前挪半步，就已经是在向自己的命运“还手”了。

杨佳这一生，某种程度上就是不断“还手”的过程：

失明——学盲文——重回讲台；婚姻破裂——把自己投进工作和学习；现实一次次把她往下压，她一次次倔着脖子往上顶。

她不是不会痛，她只是没有让痛成为终点。

这，大概就是她留给我们的、最具体也最真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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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2025-05-27 侵删

初见赵红娣，很难将眼前这位气质端雅、笑容和蔼的女子，与那一连串令人瞩目的慈善事迹联系起来。

她宛如春日暖阳，悄然温暖着无数人的心灵；又似涓涓细流，源源不断地滋润着那些干涸的心田。她的慈善之旅，每一页都写满了爱与奉献。她就是上海市白玉兰开心家园家庭服务社社长赵红娣。作为上海唯一来自社会组织领域的代表，赵红娣入选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从点点微光到众人拾柴

时光回溯到20多年前，那时的赵红娣还是一名普通的心理咨询师。然而，一次偶然的社区服务经历，却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她心中慈善的熊熊烈火。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赵红娣像往常一样来到社区，为居民们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与一位失独老人的交谈中，她深切地感受到了老人内心深处那无尽的痛苦与孤独。老人那黯淡的眼神、颤抖的双手以及充满悲伤的话语，如同一把把利刃，刺痛了赵红娣的心。那一刻，她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力量，为这些身处困境的人们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

从那以后，赵红娣便一头扎进了慈善事业的海洋。她利用业余时间，四处奔走，积极组织志愿者团队，深入社区、学校、福利机构等地，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心理疏导、生活帮扶等服务。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日，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

随着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赵红娣逐渐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想帮助更多的人，就必须建立一个专业的慈善机构。于是，2013年9月，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她毅然创立了上海市白玉兰开心家园家庭服务社。这个服务社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汇聚了众多志同道合的爱心人士，他们一起为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送去关爱与帮助。

从个案辅导到出版“工具书”

赵红娣的慈善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她就像一位无畏的勇士，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一次次战胜困难，将慈善的种子播撒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赵红娣的慈善服务涵盖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她关注的群体众多，每一个群体都倾注了她无尽的心血。对于失独家庭，她就像一位贴心的女儿，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她经常带领志愿者团队，上门看望失独老人，陪他们聊天、做家务，为他们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他们重新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在她的帮助下，许多失独老人逐渐走出了阴影，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

对于家暴家庭和困难单亲母亲，她是一位坚强的后盾，为她们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支持，帮助她们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困境，走出阴霾，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她曾遇到过一位遭受家暴多年的妇女，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赵红娣得知后，第一时间赶到她身边，耐心地倾听她的遭遇，给予她安慰和鼓励。随后，联系了法律援助律师，帮助她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还为她提供了心理疏导服务，帮助她逐渐走出了心理阴影，开始了新的生活。

对于留守儿童，她则是一位慈祥的母亲，给予他们缺失的关爱和温暖。她经常组织志愿者团队，前往偏远山区，为留守儿童送去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为他们举办各种兴趣班和辅导班，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她还通过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让每一个留守儿童都能得到专人的关心和帮助。在她的努力下，许多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得到了提高，性格也变得开朗活泼起来。

而在面对重大灾难时，赵红娣更是毫不犹豫地冲在第一线。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在重灾区余震不断、塌方不断，环境极其恶劣，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她主动请缨，带队赴灾区开展救援服务。在灾区的日子里，她不顾个人安危，每天穿梭在废墟之间，用自己的爱心抚慰灾区群众，缓解幸存群众的心理压力。她的脸上沾满了灰尘，双手磨出了血泡，但她依然坚持着，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她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灾区群众的高度认可和赞扬，也因此荣获当年 “上海市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在突发的危机灾害面前，都能看到她第一时间奔赴现场进行心理援助的忙碌身影。

赵红娣始终怀着一颗炽热的初心，带着一双慈祥的目光，散尽数百万元财产，凝聚起一群火热的团队，历经扶贫帮困到乡村振兴，奔走在公益慈善的路途上。为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从上海本土到大凉山等边远山区角落，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助其融入社会，串联起无数可歌可泣的凡人事迹。如今，在云南文山州全州和广南县分别举办的“百校千师心灵园丁”公益培训项目，已经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师生家长在线听课；给当地近800位优秀班主任、德育骨干进行了3-5天的现场培训，成效显著，受到当地教育工作者的欢迎。配套图书《新时代青少年心理疏导指南——班主任学生心理疏导工作手册》也已经编辑出版，因其可操作性、实用性和可读性，成了班主任的学生心理疏导工作的工具书。

从一众赞誉到一首歌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年来，赵红娣的慈善付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誉。她获得了众多荣誉称号，其中包括“全国三八红旗手”“感动上海年度人物”提名奖等。然而，对于这些荣誉，赵红娣却看得很淡，她认为，这些荣誉不仅仅属于她个人，更是对所有慈善工作者的肯定和鼓励。

为进一步弘扬慈善精神，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2025 年，经有关方面推荐、初核初选、评委会评审、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社会公示，并报市委、市政府审批，第二届“上海慈善奖”正式揭晓，赵红娣众望所归，荣获慈善楷模，并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和隆重表彰。这一荣誉，无疑是对她多年来慈善事业的精神褒奖。在颁奖典礼上，当主持人念到她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赵红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领奖台，深情地说道：“慈善，是我一生的事业。我将继续努力，用爱与善去温暖更多的人，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个人，一辈子，做件好事，做几件好事，做好多好事并不难，但像赵红娣这样旷日持久，无怨无悔地认真做到永远，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诚心，不是一般的善举。正因为始终感受着最宝贵的善良，一众人竟然成为慈善偶像的铁杆拥趸，为了表达心底的赞美，传颂大爱的力量，甚至用原始的语言，谱写了一首歌《姐姐》：一沙一世界双手握无限一峰至微小游览天地间；一溪过雪山汇聚成江海一人似小草结集现草原；一步一咫尺累积可遥远一炬至微弱星火可燎原……

歌为心声，歌如人生。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25年5月23日 侵删

以下是我们和上野千鹤子的对话。

一个人的老年生活，乐趣与困惑

三联生活周刊：八岳南麓的土地，实际上你在20多年前就买了，为何2020年左右才决定把那里作为定居地？做出这个决定的契机是什么？

上野千鹤子：当时买那块地，是因为已经有朋友在那里居住。那个朋友那年夏天要出国，于是问我要不要搬去那儿住住看？我在那里生活，在大自然中度过了一段日子，才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这种生活的喜悦，于是买下了那块土地。当时我并没有认真思考是不是就此定居下来这个问题。即使是现在，其实我也还是在两地来回，还没做出决定——毕竟，对年纪大的人来说，城市生活真的很方便。但另一方面，在自然中的生活又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我现在仍然在犹豫中。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你看来，普通人在选择养老地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或者说，什么样的地方适合度过晚年？

上野千鹤子：20多年前我并没有打算在八岳安度晚年。直到后来开始认真考虑晚年生活的去处时，我才意识到，决定一个地方是否适合养老，比起基础设施条件，更重要的是，那里是否具备完善的医疗、护理与照护资源。

事实上，八岳南麓最初正是一个医疗照护的“空白地带”。但这些年陆续有专业的医疗与照护工作者选择迁居于此，使得原本资源匮乏的地区迅速得到了改善与充实。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才得以依靠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平稳地照顾并送别了我的一位亲密的老朋友。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所谓“自助—互助—公助”的养老模式，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可以在现实中具体实现的愿景。

图片日本山梨县富士吉田市的新仓山浅间公园内，樱花盛开，远处可见富士山（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八岳的住所鹿野苑，听说是请了设计师专门按照一个人生活的习惯来设计的。可以介绍一下，这栋为独居生活设计的房子有什么特点吗？

上野千鹤子：是的，设计上有几个特点。整个房子采用了一体式设计（one-box），没有把空间细分成许多小房间，毕竟家里并没有很多人住，所以没有必要。还有一点是，这栋房子做了无障碍设计，因此卫生间也特别加宽了，可以让轮椅顺利进出。此外，卫生间在一楼和二楼各有一个。

说到失败的地方嘛，就是把浴室建在了二楼。这么做的初衷其实不错，因为二楼南侧的视野非常好，从那里能看到很美的景色。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洗澡，就必须上下楼梯。等年纪大了以后，这恐怕会变得很困难。

三联生活周刊：记得你最初要求卫生间不装门，因为一个人住的时候并不需要，后来还是听从设计师的建议装上了。

上野千鹤子：是这样的，我问过一些独居的朋友，他们大多说自己上厕所时都是不关门的。不过，因为家里还是会有客人来，所以厕所不能没有门——这一点我后来才意识到。有时候有客人来，我也会把门关上。但因为做的不是平时习惯的事，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三联生活周刊：让我比较吃惊的是，你是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人，却能够完全适应山中的生活，而且发现许多乐趣。这一点是如何办到的呢？

上野千鹤子：我本来就是个热爱登山和滑雪的人，可以说是典型的“户外派”。所以，待在自然环境中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虽然在乡村生活会有些许不便，但我并不是靠务农为生，也没有打算深度融入当地的传统社区。我更倾向于在自然之中，单纯地去感受和享受自然，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极大的奢侈。在日本的一些地方，其实也存在着“移居者社区”，也就是由和我一样因热爱自然而选择迁居乡村的“新住民”们自发组成的社群。与这些人交往让我感到非常愉快。

三联生活周刊：在八岳的朋友圈中，人际关系的边界感很有趣。老年后建立的友谊，与年轻时的不同吗？

上野千鹤子：朋友是无论到了多大年纪都可以交到的。而且，朋友也有各种类型。年轻的时候，会毫不顾忌地踏进对方的内心，像是赤脚踩进去一样，建立非常紧密的关系。那种人际关系是我们在年轻时会去构建的。可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就会倾向于另一种关系，我们称之为“ゆるとも”，也就是松弛的朋友关系——彼此不过多介入对方生活，但在有需要的时候，却是可以彼此帮忙的关系。

慢慢地，我们会越来越擅长去建立这种类型的朋友关系。比如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算不特意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向对方倾诉，只要对方能陪在你身边，一起出去走走，一起吃顿饭，仅仅是这样，也真的能让人觉得得到了救赎。

放下“必须如何”的执念

三联生活周刊：你过去多次论证过一个人终老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孤独终老”还是个难以接受的概念。那么，经过长年思考，你认为独自度过晚年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呢？

上野千鹤子：我平时一直是一个人生活，那么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非得被很多人围着不可呢？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一点。如果只是一个人生活，身体慢慢衰老，某一天就那样死去了，不是也很好吗？问题只是希望死后能尽早被人发现而已。为此，日本现在设计了介护保险制度。只要年纪到了，就会有叫作“介护经理人”的人来负责管理。这样，去世后大概两三天之内就能被发现。那样不就可以了吗？我也写好了遗嘱，指定了遗嘱执行人。

图片在日本长野县，从八岳山脉最高峰上的行者小屋 (Gyoja Goya) 望去，便是著名赤岳的山顶（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说实话，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心态。我发现人很难预测临死前的想法，比如我家的老人去世前，希望挂念的亲人都到病床前来见最后一面，看着那样的场景，我也很受触动。可能不站在生死的临界点上，人是无法知道自己的心情的。

上野千鹤子：人在临终的时候，并不一定能见到所有想见的人。上一辈人大概是那种从出生开始，就从未独自生活过的。而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自己的“儿童房”里长大的孩子，中国也是独生子女比较多的国家吧。所以，对于那种习惯了一个人生活的人来说，临死的时候突然被一群人包围，反而是一件很反常的事情。还有一点是，随着社会高龄化的到来，“准备死亡”的时间其实是很长的。如果真的有想在临终前见的人，完全可以趁着有时间提前见面，把想说的话说清楚。没有必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匆匆赶来。

独自一人生活这件事，其实不必等同于“孤立”或“孤独”。一个人住，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拥有各种朋友、社会关系，这两件事是可以并存的。所以，一个人生活、一个人死去，并不意味着孤独或者寂寞。完全不需要那样想。如果说我在临终的时候真的有想见的人，那可能不是家人，而是朋友。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八岳送走了自己多年的朋友色川先生。为了帮助色川先生处理身后事，做出了入籍的决定，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当时为何做出那样的决定？如果事情发生在现在的话，会有更好的方式解决吗？

上野千鹤子：我败给了日本的法律。日本是一个“家庭主义”很强的国家，而我一直是反对这一点的。比如说，朋友，或者只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即使你陪伴他走到人生的终点，也不能为他提交死亡申报，无法处理他的财产。去银行取钱的时候，工作人员一定会问你：“请问你和这位是什么关系？”如果你说是朋友，那基本上什么手续都办不了。正因为如此，我在照顾色川先生期间遇到了很多麻烦。最后，我也只能无奈地屈服于家族主义的法律，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

现在，日本国会正讨论关于“夫妻可选择不同姓氏制度”的提案，这个法律正在提出和讨论阶段，执政党反对这个法案，而在野党是赞成的。我们当然是希望它能够通过的，但目前为止，情况仍不明朗，还不能掉以轻心，真的让人非常为难。在日本，有很多人正因此感到困扰。

三联生活周刊：我在你过去的书中读到，在朋友K子女士的临终护理中，你和朋友们建立了一个30人左右的小团体，你称之为“生命综合管理”。这样一个团体似乎能解决各种护理、法律上的问题。你开始为自己准备一个这样的小团体了吗？

上野千鹤子：在为独身的朋友K子女士送终时，朋友们组成了一个30人的团队。其中有各类专业人士，包括法律、医疗，还有专门从事基金会管理的人。所以，我也在想，如果我将来能有那样的团队就好了。但我不知道，等我需要的时候，是否还会有人愿意为我组建这样的团队。

当时我们组成那个团队的时候，大家都还年轻。可现在大家都已经老了，未来会怎么样，真的无法预料。通过介护保险认定之后，我也会配备一位“介护经理人”。他会从医疗、看护、介护等方面，为我组建一个团队，叫作“照护服务对接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这个团队不仅包括医疗和介护人员，也能加入法律专业人士、朋友，还有像“成年监护人”（日本法律体系下，为了保护认知能力减退者而指定的成年人监护者）这样的角色，如此就可以建立一个全面支持的体系。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但到了那个阶段是否真能做到，现在还不确定。不过，我已经指定了遗嘱执行人，是一位比我年轻的人。所以如果现在要开始组建那样一个支持团队，交一些比自己年轻的朋友是很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从30多岁就开始思考老年问题了。你觉得一般来说，我们应当花多长时间为老年做准备？尤其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上野千鹤子：这个嘛，其实得等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知道情况怎样。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花时间去经营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际关系是用钱买不来的。尤其是应该鼓励男性也要努力去建立那种没有利益关系，但能在关键时刻给予支持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另外，通过对老年生活的研究，我也越来越意识到，不断收集信息、拓展知识面是非常重要的。不论面向老年生活，还是面对死亡，信息的丰富程度决定了我们选择的空间与从容的程度。尤其是在现今社会，中小规模、个体性的资讯来源反而可能比宏大的体制性信息更贴近实际、更有用。一直以来，我都在看着比自己年长10岁、20岁的人，他们是走在我前面的人。也就是说，通过观察那些比我年长的人的生活方式，我学会了“原来人是这样变老的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很令我关心的问题是，人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到底有多少自主权。如果看护者、家人和本人的意愿真的发生冲突，究竟谁的意志能被贯彻呢？对你来说，到了最后一步，什么事情可以让步，什么事情会坚持？

上野千鹤子：我一直很明确地觉得，自己不想在医院或养老机构终老。但一旦到了无法自主决定的状态，情况会变成什么样，那就是个未知数了。毕竟，人是无法决定自己将以怎样的方式死去的。

我很庆幸自己从事了这项研究。因为我接触了很多人，见证了各种各样的死亡方式。正因为见得多了，慢慢就不再那么执着了。所谓“不执着”，指的是不再固守“死亡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的想法。我不再认为“非得如此不可”。随着对现实理解的深入，人的想法是会改变的。不论老年的过法，还是死亡的方式，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样貌。既然我们无法自己选择将来的结局，我也就慢慢地，把“必须如何”的执念放下了。

图片《岁月自珍》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底，在八岳生活的老人还是素质很高、经济条件不错的。那些相对贫困的老人，他们的老年生活质量该如何保障呢？

上野千鹤子：非常遗憾的是，当前老年贫困问题十分严重，尤其是女性独居者的贫困状况尤为突出。这与日本养老金制度的设计缺陷密切相关。曾作为雇员工作过的人，还能领取相对体面的养老金；但对于那些自营业者，或者一生未婚、未能持续就业的女性来说，由于长期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她们所能领取的养老金往往非常微薄。因此，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我认为是一项非常艰难的挑战。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我们看到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养老领域。你觉得科技的进步，能更好地支持人类的晚年生活吗？

上野千鹤子：护理床、护理机器人之类的护理辅助工具，以及各种相关技术的出现，是非常好的事。但是我坚决反对“交流型机器人”的应用，就是那些被设计来替代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机器人。护理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正如孩子必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长大成人。同样，老年人也应该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衰老和离世。如果有人认为机器人可以承担这部分工作，那是完全错误的想法。

现在社会上常听说要研发“照顾老人的机器人”，但很少有人谈论开发“照顾婴儿的机器人”。这说明大家默认老人可以交给机器处理，情感层面的需求不再重要。但这其实是在轻视老人，把他们当作“已经衰老到这地步了”“反正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差不多就行”的存在。不管老年痴呆与否，人依然是人，尤其是那些活了几十年、有着丰富人生的人。所以我认为，照顾老人的这项工作，如果能被视为一份真正值得尊敬、有回报的劳动，那就太好了。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第21期。参考资料：上野千鹤子，《我准备好了，变老也没关系》《一个人最后的旅程》《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25年5月23日 侵删

编者语：《在八岳南麓，直到最后》是上野千鹤子的山中独居随笔，也是她以第一人称书写的老年生活观察志。她告诉我们，老去和死亡虽然是需要不断修习的课程，却不是一场需要打分的考试，不必规定结果。

20多年前，上野千鹤子在日本山梨县八岳南麓购置土地，建起别墅。疫情期间，她将这栋度假别墅转为主要居所，生活重心从都市转向山野。那一年，她年过70，正从日本医疗制度划分的“前期老年人”迈向“后期老年人”阶段。这段生活，不仅意味着环境的切换，也是人生阶段的过渡。

2023年，上野千鹤子将山居期间的生活随笔结集成册，出版了《在八岳南麓，直到最后》（以下简称《八岳南麓》）。这位一向以锐利、强悍著称的社会学家，在书中展现了更私人、更温柔的面貌——用第一人称的叙事，加上社会学者的观察力，忠实叙述自己在老年生活中的探索与困惑。

在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我们与上野千鹤子进行了线上对话。镜头对面的她并不在山中，而在东京。她邀请我们一起，为线上会议挑选一张合适的虚拟背景。她在几张照片中切换，并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她自己在八岳的住所中拍摄的。

她最终选中一张树木葱郁的照片。“因为有季节感，”她笑着说，“城市生活的便利无可替代，但自然生活也很重要，所以关于在哪里度过晚年，我依然在犹豫中。”

图片：《在八岳南麓，直到最后》（中信出版集团 供图）

上野千鹤子对老年话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近40年前。38岁时，她在论文《老年问题与老后问题之间的差距》中，提出应当将老人当成主体而非客体来研究。这种“主体”意识贯穿她的老年问题研究始终。此前的著述中，她一直标注着自己的年龄：50岁时，她意识到自己从年龄上已经“越过巅峰”，开始“向老而生”。58岁，她开始写“独居者”三部曲，从自己独居者的身份出发，讨论如何一个人度过晚年。写完三部曲后，她开始接近身体衰退的“摇坠期”，期待进入65岁成为“需护理老人”，那样便能以当事者的身份发言。《八岳南麓》终于实现了她一直以来的愿望。

翻开这本书之前，我一直抱着好奇的心态：此前所有的理论准备、社会调查，在她自己的生活中能提供帮助吗？对老年生活进行过周全思考的她，能顺利实现自己的设想吗？对于一个人的老年，她的心中仍会存有疑虑吗？

八岳南麓是一片充满野趣的居住区。上野千鹤子在这里找回了自然时间的节律感，第一次“无为地享受时间流逝”。但山间生活自有它的不便利之处。对于其中的种种懊恼与妥协，上野千鹤子并不讳言，那些小小的抱怨、理想和现实的落差，看起来真实而富有趣味，更可以为有类似打算的人们提供参考。

比如当你拥有一块土地，到底要成为“园艺派”还是“家庭菜园派”？上野千鹤子和朋友租地尝试种菜，最终因惰性与杂草败下阵来，只能当个“园艺派”。又比如偶然来拜访的野生动物，它们固然可爱，但也会破坏人类种植的花草与作物，该如何处理？山中的人们多半只能将鹿、野猪拦在门外，顶多喂喂野猫。与自然共处，看似美好，实际充满了矛盾和妥协。

更多的妥协发生在身体与心理内部。老年不是一个时间节点，而是一段不断踏入深水区的过程。50岁时，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上野千鹤子尚且觉得“时间的流逝没有显见的节点，我自己也并没有出现特别变化的分水岭”。70多岁，身体的衰老已经成为日常可感的事实。

图片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IC Photo 供图）

一向喜爱登山和滑雪等户外运动的上野千鹤子，开始感觉到膝盖出现“不祥的感觉”。站在滑雪场上，她开始思考眼睛、腰、腿还能听使唤多久。一直享受驾驶乐趣的她，也逐渐到了要接受“高龄者培训”的年纪，再过几年，就要作为“后期高龄者”接受认知障碍测试。至于能不能等到自动驾驶成熟的那一天，她不抱太大希望。于是，上野千鹤子去观察一位放弃驾驶的女性的生活，发现也可以用每周租车、集中外出采买来解决。接受自己的局限，在妥协中寻找新的平衡点，也是老年生活重要的一课。

独居并不意味着孤独，相反，人际交往的水平决定着老年生活的质量。在八岳，移居者们组成的“猫之手俱乐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团体。人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实用生活技能互相帮助，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猫之手俱乐部”里，做饭、木工、开车等技能比陶艺、绘画、唱歌剧更受欢迎。为避免帮忙变成负担，他们还创造了象征性交换的“喵券”，维持人情又不生尴尬。这种微妙而细腻的互助方式，唯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在日本学术界，以上野千鹤子为代表的一群学者，一直关注着“如何独自度过老年”这一话题。这个提法如今是日本社会普遍接受的现实，背后的社会变迁引人注目。

如上野千鹤子在书中列举的数据：2007年日本独居老人比例为15.7%，到2019年激增到27%，加上两位老人单独居住的33%，加起来超过半数。2000年，和子女居住的老年人比例接近一半，到2017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0.9%。过去十几年，“父母和孩子分户居住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日本医生辻川觉志则在他的著作中总结了决定老年生活满意度的三个关键：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拥有真正信赖的朋友（亲戚），以及随心所欲的生活。他对各种不同境况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做过调查。其中一条结论是，“没有子女的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最高，烦恼度低，觉得寂寞的比例低，觉得不安的比例也低”。

如果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架，“独自度过老年”不一定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也可以是自发的选择。在如今的中国人看来，“一个人终老”的图景还是难以接受。日本学者的讨论，或许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将来更有参考意义。如果年轻时选择不结婚不生子，或者选择逃离不健康的家庭关系，老年就必然孤独凄凉吗？答案可以是多样的。

图片：2023 年 7 月 4 日，85 岁的大岛安武（Yasutake Oshima）在位于东京近郊神奈川县茅崎市的家中进行拉伸运动（视觉中国 供图）

如何迎来死亡，是“一个人度过晚年”必须解决的终极问题。在这本书中，上野千鹤子记录了她照顾好友历史学家色川大吉，陪他走过最后一段人生路的过程。得益于介护保险制度、走访介护、定期巡回的医疗服务，加上有好友上野千鹤子的帮助，色川大吉得以在自己家中迎来人生终点。遗憾的是，在法律规定的限制下，身为“介护保险使用监护人”的上野千鹤子，在代为处理色川先生的个人事务时仍然遇到重重阻碍，最终无奈选择了通过婚姻登记获得法律上的权限的方式。

在本次采访中，她回应了这个当时引起争议的事件。语气带有遗憾，但是非常坦然，“我败给了日本的家庭制度”。要想让更多人获得如何老去、如何告别世界的选择权，仅仅改变个人观念和社会偏见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的支持。

我想知道，上野千鹤子对于自己的人生终点，是否已经有足够的安排？能否得到可靠的协助？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告别人世？她对这些问题有信心吗？我以为她会给出一个立场鲜明的回答，但她却说，已经放下了“死亡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的执念。

（未完待续）

来源：婚姻与家庭杂志社   侵删
原创：孙汉清      2020年5月9日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在这之前，我们忍不住将目光聚焦在一群独特的母亲身上，希望她们能在生活中发现更多不同的光，照亮余生。
——小婚家     

丛芳芳站在矮凳上，吃力地从衣柜顶上搬下储物箱。

里面存着女儿琪琪的遗物：照片、图书、丝巾、布娃娃……还有27年前琪琪出生时，她一针一线缝制的婴儿枕。

琪琪去世已经5年多，丛芳芳记不清曾多少次，搬下这个特别的箱子，把女儿生前的用品一件件取出、抚摸、端详。

“大部分都烧了！”她一边看，一边喃喃自语。

冬日的阳光斜照进来，屋内一半温暖，一半阴寒。

丛芳芳是成千上万失独母亲中的一员。

恒大研究院《2019年中国生育报告》显示，全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并且每年还会新增7.6万个。

只有一个孩子，却不幸早逝，命运把这些悲苦的母亲逼到了极限，岁月荒凉，她们是否仍有勇气追寻阳光？

 01               
一个永远不能触碰的角落

在《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人到中年，孩子夭折，苦不堪言。风烛残年，孤苦无助，想起来谁都不寒而栗。

汪梅怎么都想不到，这样的凄苦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2011年6月的一个上午，43岁的汪梅在单位接到了儿子就读的大学打来的电话。

“老师只说孩子病了。听口气我就明白了，却不愿相信……”回忆起9年前那个痛苦的上午，汪梅仍止不住哽咽泪流。

在学校的游泳课上，患有心肌肥厚的儿子玉轩，“还没下水呢，人就不行了。”

汪梅和爱人匆匆赶到儿子上学的城市，她只记得学校派了老师来接，其他的记忆一片空白。

汪梅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三口之家的生活很是温馨，她无法接受幸福就此碎裂了。

“当时整个人都傻了，想不起来别人说了什么、自己做了什么，孩子在学校的东西都是别人帮忙收的……”
汪梅沉浸在往事里，长久沉默着。

汪梅和很多同龄人一样，生了玉轩之后就领了独生子女光荣证，这在当时再平常不过。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总人口约5.4亿，1953年超过6亿，到1970年达到8.3亿。

人口过快增长，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修改的宪法明确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从上到下治理“超生”，一度成为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

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有效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

40多年间，全国少出生4亿多人，使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了4年。

可以说，这一政策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日益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也带来种种社会问题，2010年，全国约有1.45亿独生子女。

随着时间推移，“失独”，这个曾经陌生的字眼，开始频繁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失独，巨大的悲恸让人肝肠寸断。

武汉失独家庭群体“连心家园”创办人李铭兰说：“成员中几乎每个人都有疾病，1/3的人患有癌症。”

孩子一走，汪梅的身体就垮了，“动不动就浑身疼。”

她加入了一个失独母亲的微信群，一开始只有二三十人，很快就翻了五六倍。

从大家讨论的内容看，“几乎每个人的身体都不行”。

除了身体健康堪忧，心理的创伤更隐蔽，也更难愈合。

∞

54岁的丛芳芳是河北正定的一名乡村教师，对女儿琪琪的离去，她始终充满了自责。

“因为没同意她出国念书，孩子和我们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性格内向的琪琪陷入严重的负面情绪不能自拔。

后来她考上了外地的一所大学，但交往不久的男友听说她患有精神疾病，立即选择分手。

2014年的早春，暖气刚停。

丛芳芳起床后一直心神不宁：“快凌晨一点了女儿的QQ还没下线，问她话，一个字也没回。”

刚到办公室，丛芳芳就接到琪琪班主任的电话：“夜里，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吃烧烤，一氧化碳中毒……”

丛芳芳始终认为，这是琪琪精心掩饰的一次“意外”，“她在用这种方式惩罚我……”

丧女之痛，让丛芳芳“一宿宿睡不着觉”；更让她痛苦的，是永远无法消除的自责，“我没有做好，没给孩子一个温馨的环境。我该下18层地狱！”

∞

每一位失独母亲的心里，都有一个不能触摸的角落。由于女性的心理、生理特点，失独后她们的痛苦往往比男性更大，更无助，也更被动。

作家韩生学在《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一书中，记录了几位失独母亲试图“留住”孩子的方式—

∼ 黑龙江网友“心碎”，把女儿的照片装在项链吊坠里，时刻挂在胸前。
∼ 江苏网友“叶儿黄”，在女儿的书桌上，摆满她生前最喜欢的冰红茶。
∼ 济南的张月菊，5年里每天为逝去的女儿做各种菜肴，等着女儿回家品尝……

汪梅把儿子的骨灰撒进了大海，“希望他无拘无束。”把遗物装进箱子密封起来。

她说：“心里有个地方，绝对不能碰，一碰就疼啊！”

        02                   
孩子不在了，爱要何处安放

失独，让一个家庭面临崩溃，抚养、赡养、教育等家庭功能和社会化功能逐渐弱化甚至消失。

正如湖南一位失独者所说：虽然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但也是风险最大的结构，一旦一个角出了问题，另外两个角也就散架了。

琪琪去世后，丛芳芳与丈夫的关系跌到了冰点。

丈夫一开始总是埋怨她脾气不好，给孩子的压力太大。后来，就不跟她吵了，经常去山上的庙里住个几十天不回家。

丛芳芳叹息着说：“好多我们这样的人家，孩子走了，家就散了！”

几经权衡，丛芳芳决定收养一个孩子。

“下半辈子，我得有一个念想，得有个伴儿。”她的想法遭到了丈夫的强烈反对，每次领回孩子，家里就硝烟弥漫，丛芳芳身心俱疲。

正在这时，村里分给她一套经济适用房，这让丛芳芳有了底气。

她跟丈夫摊牌：“咱现在需要有人陪伴。不管你怎么想，我就指望这孩子了。你要不同意，咱就各走各的路！”

领回绵绵的前一天晚上，丛芳芳梦见了琪琪，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在丛芳芳看来，这是冥冥之中天注定。

但丈夫仍旧无法接受，在绵绵两岁半前，他经常离家出走，最长的一次达40天。

丛芳芳咬牙坚持，想方设法开导丈夫：“你一走孩子就哭，这孩子就要你！”绵绵乖巧懂事，小小的年纪似乎已洞察一切。

“她知道哄着他，还总说我，‘你不要用这样的口气说爸爸啊！’”丛芳芳疼惜地摇摇头。

再冷的冰，也会被焐化，丈夫终于慢慢接受了，他再次进入父亲的角色。记者上门采访丛芳芳时，他正抱着绵绵看动画片，低声讲着剧情，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的纽带，没有她，我俩走不到今天。”丛芳芳感慨地说。

重视生育，是东方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

作为生活在北京的知识女性，汪梅失去独子后，仍免不了陷入让丈夫“断了后”的负罪感：“爱人那么优秀，得给他留个根儿。”

他们开始尝试再要一个孩子。

“看医生、找专家，背回一袋子一袋子的药吃。”幸运的是，跑了无数家医院，花了30多万元，汪梅终于借助试管婴儿技术生了一对双胞胎。

尽管身体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但她毫无怨言：“家里要是没了孩子，还有什么乐趣？”

现在，汪梅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照顾两个儿子。

孩子们的哭声笑声，给曾经阴云笼罩的家带来了久违的阳光。

再要一个孩子，似乎是缓解失独痛苦的一剂解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失独母亲，都把自救寄托在“再要个孩子”上。

∞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所老年大学活动室里，春子正带着一群阿姨排练合唱。

春子在2011年7月失去了年仅17岁的女儿，丧女之痛让她一度情绪崩溃。

经过长期调整，她慢慢意识到：“我一定要坚强，如果我走不出来，就会把全家人都拖到阴暗里。”

春子从事妇女工作，单位设有失独家庭咨询电话，原先由其他同事负责。女儿去世后，她主动说：“我来接听这个电话吧。”春子情真意切的坦诚沟通，让咨询电话成了真正的“热线”。

“要慢慢跟这些妈妈们交心，不能跟她说不要再想以前的孩子了，而要告诉她，想是正常的，我也很想女儿，关键是想了以后，要做什么……”

春子把失独的伤悲转化为助人的动力，推动实施多个帮扶失独老人的公益项目。

“人没事做就会孤独。我们搭建一个平台，让大家来学习、展示，哪怕出来听听音乐会，也能愉悦心情，更好地与社会融合。”

后来，春子又开展了很多活动：

启动儿童道路安全公益行，开展家庭健康促进项目，关爱妇女盆底功能障碍治疗……从帮助失独母亲开始，她的助人之路越走越宽。

春子的电脑屏保，一直用的是女儿的照片。工作空闲，她会在心里和女儿聊上几句。

“失去女儿，让我痛苦，也让我学会了坚强。我要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这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动力。”

  03                   
希望在未来，永恒在心中

随着年纪增大，养老问题开始摆在面前。

春子坦诚地说：“每次去看婆婆时，我就想，等我和老伴儿动不了了，双双躺在床上，有没有人来看我们？”

虽然这样想，她还是尽量活得阳光：“想太多没用，好好善待每一天吧！”

冬去春来，岁月的车轮把很多东西推进了历史。

2013年11月，“单独两孩”政策启动。两年后，“全面两孩”政策推行。

从此，独生子女政策正式成为历史。

春子觉得：

“当年老老实实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不应该被忽视。对失独家庭，应该给予特殊的关爱。这个工作做好了，才能显示出我们国家的温度。”

目前，国家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各地据此制定了相应政策，标准从每人每月补助100元到1000元不等。但这个政策对于丛芳芳、汪梅这样再次要孩子的失独家庭，是无法享受的。

丛芳芳在县城买了房，未来似乎有了些保障，“但房子得住，总不能卖了。年纪越来越大，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除了经济压力，她的心理压力也不小，“绵绵慢慢长大了，她很懂事，也很敏感。经常问：‘你是我的妈妈吗？’”

丛芳芳一直纠结，是不是应该把收养的真相告诉孩子，“咱也想学国外，一开始就告诉她你是收养的，但又怕对孩子是一种打击。”

丛芳芳叹着气，一筹莫展。

常年的操劳让不到60岁的她显得很苍老，“我总担心自己哪天没了，绵绵没人带，就给孩子认了个干妈。她是我的邻居，20多岁，人很好。有她帮助，我就放心多了。”

汪梅虽有退休金，丈夫的收入也稳定，但两个孩子的抚养、教育，也让她压力山大。

去幼儿园接孩子，有的小朋友会喊她奶奶，汪梅说：“经常碰到这种尴尬，已经无所谓了。人家年轻妈妈在一起聊出国游，咱听了，就离远一点儿。咱没这个经济实力，精力也跟不上。”

失独妈妈再次养育孩子，总是比平常的妈妈考虑得更多。

汪梅经常告诉孩子：“妈妈会变老，你们要多学本领，自食其力。”即使手头不宽裕，她还是给两个儿子报了游泳课和跆拳道班，“我们不可能陪他们太久，有个强壮的身体，将来好生存。”

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汪梅似乎也更高瞻远瞩一些：“对学习成绩没什么要求，只要他们有自理能力，能快乐生活就好。”

痛失独子，此伤一生难愈，但生活仍需继续。每一位失独妈妈都在为了将来努力着。

汪梅每天去幼儿园接孩子之前，总要好好打扮一番，“穿上漂亮衣服，让孩子看到充满活力的自己。”

57岁的春子依然干练而坚定地走在公益的路上，她感叹说：“人生这一关走出来后，再大的困难也不算什么！我要帮助更多人，替早逝的女儿品尝这个世界的美好。”

采访结束时，丛芳芳收拾好储物箱，把房门轻轻带上。

这是琪琪生前的房间，一切依然保持着原样。门上是琪琪粘的两块长方形贴纸，上面分别写着：“THANK YOU”“ I LOVE YOU”。

翻译成中文，分别是：谢谢您，我爱您。 

ENT

来源：大聪明 2025-04-12 侵删

四月的一个夜晚，一家高级餐厅灯光柔和，温馨的气氛中，62岁的李玲玉身着棕色外套和花色裙子，戴着珍珠首饰，恰到好处的妆容让她看上去优雅又大方。她举杯与好友相谈甚欢，儿子也站在一旁，身材修长，眉眼间透着混血特有的俊朗。镜头扫过餐桌旁，另一位熟悉的身影吸引了所有目光——傅艺伟。这位曾经的女神，身穿质感极佳的白色服装，怀抱一只小狗，剪了干练的短发，脸上挂着久违的笑容。

这场生日宴，看似平静，却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交织。傅艺伟的出现，是一次难得的公开亮相。而她脸上的笑容，背后藏着多少隐忍与心碎？她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场生日宴的温馨片段。

女神降临：从荧幕宠儿到国民女神

1980年代的中国银幕，傅艺伟是一道耀眼的光。她的美，不是流行的甜美或娇俏，而是一种骨子里的高贵与冷艳。尤其是在《封神榜》中扮演的妲己，她用一颦一笑勾勒出了媚而不妖的极致美感，至今无人能超越。她当时的火爆程度，让无数人将她视为“梦中情人”。然而，这样的光环，也给她的生活埋下了隐患。傅艺伟的美貌，让她成为无数追求者的目标，但她的感情之路，却并不顺遂。

两度婚姻：从甜蜜到破碎

傅艺伟的第一段婚姻，是与同为演员的杨晓丹。这段感情来得迅速，去得也匆忙，短暂的婚姻生活后，两人和平分手。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位舞蹈老师高度，婚后两人育有一子高乐男。一家三口曾一度被视为幸福家庭的典范，但婚后矛盾逐渐显现，最终两人分道扬镳。两度失败的婚姻，带给傅艺伟的不仅是情感上的打击，更是生活上的巨大压力。

命运转折：事业巅峰后的坠落

2016年，傅艺伟因涉毒被捕，这一事件让她的形象彻底崩塌。从昔日的国民女神到人人指责的“负面人物”，舆论的压力几乎将她压垮。然而，真正让她坚持下来的，是儿子高乐男的支持。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儿子始终陪伴在她身边，不离不弃。

母子情深：高乐男的陪伴与支持

高乐男是傅艺伟的唯一孩子。从小到大，他不仅是母亲的精神支柱，更是她生活中的最大慰藉。在傅艺伟出事后，高乐男主动站出来为母亲道歉，甚至用自己的力量去试图挽回母亲的声誉。然而，命运似乎对傅艺伟格外残酷。2023年，高乐男因病去世，年仅30岁。这一噩耗，让傅艺伟彻底跌入人生的低谷。

痛失爱子：面对无法弥补的缺失

高乐男的离世，不仅是傅艺伟人生的重大打击，更是让外界感受到她的脆弱与无助。从那之后，傅艺伟完全退出了公众视野。她的社交账号再也没有更新过，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沉寂。曾经的笑容不再，曾经的坚强也似乎被摧毁。然而，傅艺伟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默默地将所有的痛苦埋在心里。

回归生活：从痛苦到释然

时隔两年，当傅艺伟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她的状态让人感到意外。短发的她，看起来干练又利落，脸上的笑容虽然不再那么明媚，却多了一份沉淀后的释然。怀抱着一只小狗，似乎是她疗愈自己的方式。或许，对傅艺伟来说，生活再难，也要继续走下去。

从女神到普通人：形象的转变

傅艺伟的美，是不可否认的。但如今的她，已不再是那个人们记忆中的妲己。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经历也让她的眼神多了一份厚重。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女神”，而是一个经历过苦难的普通女人。

坚韧母亲：从失独到重生

对于傅艺伟来说，人生的苦难接踵而至，但她始终没有被彻底击垮。这种坚韧，来源于她对生活的执念，以及对儿子未竟梦想的延续。高乐男曾梦想成为一名演员，但因母亲的事件以及自己的早逝，这个梦想被迫中断。傅艺伟或许正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儿子延续着这一切。

情感的自我救赎

傅艺伟的两段婚姻，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她并没有因此否定自己。如今的她，似乎已经不再执着于情感的归属，而是更多地将重心放在自我疗愈和生活的平静上。她的笑容，不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源于内心的释然。

傅艺伟的人生，是一部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从万人追捧的国民女神，到经历两度婚姻失败，再到失去唯一的儿子，她的人生充满了跌宕起伏。然而，这样的经历并没有将她击垮。她的隐忍与坚韧，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女人面对命运考验时的力量。

或许，对于傅艺伟来说，未来的生活不一定会平坦，但她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苦难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光。在这次生日宴上，她的笑容是最好的证明：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她依然选择微笑面对。这样的傅艺伟，值得所有人为她的坚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