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临床与咨询心理实验室
作者：郑海仪 唐苏勤 2021年12月24 日
《无耻之徒》剧照
在与丧亲者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他们说：“他都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还有什么意义”。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这并不仅仅只是一般的情绪宣泄，而是丧亲后“意义丧失”之痛的真切表达。与存在主义对“意义”的强调相似，建构主义也强调人们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上创造出意义，并去维持自我叙事的意义。有的人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与所爱之人赌书泼茶、长相厮守，有的人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目送子女远行、陪伴父母老去……
纵使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各有不同，重要他人的离去却都会对我们原有的意义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多个针对不同类型丧亲者的研究都发现，在重构意义过程中面临的挣扎、挫折很有可能会使丧亲者长久处于极度的哀伤之中，甚至走向自杀。而当死亡的方式是意外等非自然死亡发生时，丧亲者则需要用一个更长的过程理解死亡的意义、重构自己的意义系统。
在针对机动车事故中丧亲群体的样本的研究中，有 32% 的死者配偶和 52% 的死者父母在事发 4 到 7 年后仍在试图寻找失去亲人的意义；在针对患有婴儿猝死综合症的父母的样本的研究中，超过 86% 在丧亲后几周内便在持续地寻找意义；在针对因为意外、凶杀或自杀而失去孩子的父母的样本的研究中，绝大多数亦表示 5 年来自己在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生意义。
可见，虽然丧亲后的意义重构之路可能充满艰辛，却对于不同类型的丧亲者而言都十分重要，也是我们大多数人人生中的必经之路。那么，丧亲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意义世界的？意义重构有哪些途径？我们又可以通过什么具体的策略来帮助丧亲者呢？
《阿甘正传》剧照
一、丧亲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意义世界的？
一方面，重要他人的离去可能会破坏我们自我叙事的连贯性。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叙事故事正是我们组织自己生活经历的基本结构，我们都希望去维持连贯而有意义的自我叙事。然而，亲友的离去让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人生故事也戛然而止，一时之间，我们感到自己的人生也被他们的离去“切割”成截然不同的两段叙事，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也再难以像从前一样将琐碎日常下的微观叙事整合进构成我们自我身份的宏观叙事中以创造意义。
《人物》在对《人间世》中因癌死亡的闫宏微的鳏夫吴载斌的专题报道里写道：“他觉得自己是枯萎的落叶没有落地，在天上飘，但已经跟大树脱离关系了，一直在空中，没有目标……平时自己就是宅在家，睡得昏天黑地，混过去。他心里生出一种悲凉，人生而立，没有工作，不一定能照顾好父母、小孩，也没有家庭。”
吴载斌一人在家中
吴载斌在妻子墓前
同时，亲友的离去也让我们丧失了重要而亲密的互动主体，从而无法再从日常熟悉而独特的互动中体验到“主体间亲密性”，这意味着失去知己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一面认知、探索自我的重要镜子，我们的归属感、安全感和自我叙事的发展也随之受到影响，这也可能会进一步“侵蚀”自我。
另一方面，亲友的离去还会破坏我们一直以来对世界、他人或自己的核心信念。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精神支柱”——“上天是公平仁慈的”，“好人有好报”，“我可以努力掌控自己的命运”等等。然而，面对亲友的离去，我们可能不禁会反问自己：“假如上天是仁慈的，为什么要夺走我最爱的人呢？”“命运如此冷酷无常，我努力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会不会也突然得上这种可怕的病然后死去？”如果我们没法找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则会进而陷入怀疑、恐慌与不安。同时，有研究也发现，原本意义信念较为消极、自尊感较低的丧亲者的哀伤会更加严重。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二、意义重构之路有哪些途径？
美国心理学家、著名丧亲研究专家罗伯特·内米耶尔提出了三条路径：意义建构、益处寻找和身份改变。
意义建构，指的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易接受、较为正面的理由来解释、理解亲友的离去。这可以与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所提出的新认知形成过程中的同化与顺应联系起来。
同化，指的是我们让自己继续用丧亲前的信念和自我叙事解释亲友的离去。比如，我们让自己相信他们会“去天堂享乐”、会有“来世”，又或是从其他熟悉的人或有相似经历的人中获得持续支持和对我们丧亲后所想所感的确认，进而修复起中断的自我叙事、延续自己的核心信念。
顺应，指的是我们通过创伤后的成长来“升华”自己。比如，我们可能更加珍视与他人的关系、更能感知到生命的目标和意义、更敢于做出尝试和改变等等，进而重组、加深或扩大自己原本的信念和自我叙事，以此来解释和理解亲友离去这段经历。
益处寻找，顾名思义便是去发现亲友的离去除了给我们带来哀痛之外，还给我们带来的潜在的益处。我们可能会在丧亲之痛中重新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会更加珍惜身边的重要他人等等。《回归故里》一书中，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便讲述了自己在父亲离去后，他有了勇气回到曾极力逃避、疏远地故乡，与母亲和解，也与此前一直拒绝、否认、抵制的自己和解，完成了一场精神回归之旅。
《回归故里》书本封面
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的确，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罗伯特·内米耶尔的研究也发现，丧亲者要在丧亲数月或数年之后，基于一系列成熟的个人和社会资源，才能从这段充满哀伤的人生阅历中“挖掘”出益处来。
身份改变，指的是我们在亲友离去后的世界中找到新的“目标”或“意义”，不再执着于回到过去的身份，并发展出新的身份来投入生活。三联生活周刊《中国100多万失独家庭，如何熬过丧亲之痛》一文便记录了哀伤咨询师刘新宪在失去独子后在职场、家庭、社会角色上艰难而动人的身份转变之旅，他在一场演讲中提到：
“丹还活着的时候，我在美国一家高科技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很多年。在失去儿子以后，我一点点从商场中脱身出来，一方面做些企业咨询的工作，另外开始注重哀伤研究，并通过了美国哀伤咨询学员的考试，与国内学者合作写哀伤科普的文章，写作和翻译相关书籍……
就在我孩子忌日十周年的那个周末，我和妻子像往常一样来到墓地。在那里，我告诉儿子，爸爸通过了美国哀伤咨询学院的证书考试，爸爸还和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国学者王建平教授合作，为我国丧子失独父母及关怀者撰写了一本哀伤心理疗愈的书籍，同时还翻译了一本美国丧子母亲的书，介绍她如何在平凡生涯中走出深渊……
把对你的爱延伸为一个更广阔的大爱。”
一项针对 49 名近三年内丧亲大学生的研究也表明，日常生活中存在感、目的感越弱的大学生，他们的哀伤也也更为强烈。而当我们能够以新的身份重新组织、开展自己的人生时，意义重构也就在日常行动中悄然发生了。
只是，这些途径听起来略为抽象，在具体的干预过程中，我们又能够通过哪些具体策略来帮助丧亲者重构自己的意义世界呢？
三、哀伤咨询中的建构主义干预策略有哪些？
1. 叙事复述
来访者重新讲述并与治疗师讨论关于丧亲经历和感受，并做一些与意义重构相关的叙事练习。在此过程中，咨询师可以：
■ 陪伴并支持来访者讲述以往被回避但非常重要的伤口。
例如：
“或许你愿意和我一起聊一聊你看到尸体时的场景吗？”
“你愿意尝试重新打开相册，聊一聊他/她上幼儿园的时光吗？”
■ 帮助来访者对其讲述的故事重新赋予意义，挖掘潜在的“闪光点”。
例如：
“你提到这个物品很多次，那它对你而言应该有很重要的意义吧？”
“除此之外，这件事情还带给了你什么改变呢？”
2. 治疗性写作
来访者自发的或在咨询师指导下，以表达情感和进行反思为目的写作，包括信件（如给逝者写一封告别信、给相似经历的朋友写一封建议信）、日记、传记（如撰写自己与逝者共同生活的岁月）等方式。在这此过程中，咨询师可以：
■ 鼓励来访者不受限制地用文字表达内心感受，以更真实地面对哀伤。
例如：
“写写你想到他/她的死亡时脑海中浮现的图景，以及写作过程的内心感受。”
“记录下在他/她离去这件事情上你最痛苦的回忆，以及你在生理、心理上所经历和承受的一切。”
■ 引导来访者通过写作重新评估并调整自己的认知。
例如：
“想象你正在给一位和你一样经历了亲友离去的朋友写一封信，你会写一些什么、希望她收获到什么呢？”
“你在信中提到你希望你的这位朋友能更积极的投入现在的生活，那你能试着列举一些能帮到她的具体活动吗？”
■ 帮助来访者整合丧亲前后的叙事，贯通其过去、现在、未来的感受。
例如：
“写下你认为他/她的死亡带给你的改变和对你的意义。”
“现在你最珍惜的人是谁呢？谁的离去会最令你不安？你打算如何面对他们的离去呢？”
3. 利用隐喻
来访者在咨询师的引导下借助熟悉的事物来认识理解和思考表达新事物的认知思维方式。在这此过程中，咨询师可以：
■ 具体化与澄清来访者的隐喻，帮助来访者思考隐喻特征的内在意涵。
例如：
“你提到你想到他/她的离去时脑海中的图景有落叶和露水，具体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的落叶呢？温度可能会是怎么样呢？”
“你提到的这座山，是高耸的还是平缓的？是绿油油或者光秃秃的吗？
■ 帮助来访者看到隐喻与当前情绪的内在关联，鼓励其做出改变。
例如：
“落叶和露水似乎是风一吹就稍纵即逝的，不知道这是否和你面对他/她骤然离去时的感受相似呢？”
“你描述的这座大山带给我的感觉不仅仅是安全感，也有压抑、隔阂的感觉，不知道你与他/她的关系是否也是这样的呢？”
正如一百多年前爱德华·特鲁多医生所说的：“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每一个人的丧亲体验与意义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哀伤干预策略及相关理论并不应当成为我们与丧亲者打交道的盔甲，而应当是我们感知丧亲者情绪并建立积极链接的柔软触角，是我们从死亡与哀伤中看到意义的多面镜。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你，也能有更多的勇气和信心互相陪伴走过幽谷之路，帮助自己看到乌云之上的阳光，一同见证荒芜与哀伤中绽放出的每一颗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