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盘古老龄研究院 老龄与未来 2025年01月16日 侵删
摘要
作为生命关怀与尊严保护“四大创新”之首意定监护，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老年人决策能力丧失后的尊严和利益。报告围绕意定监护制度展开多方面阐述，上篇从概念、特征、来源以及国际发展现状详细描述意定监护的来龙去脉。下篇从意定监护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存在意义以及我国本土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展开描述。“意定监护”概念作为舶来品，如何更好地实现与本土制度、法律、老龄化社会现状的融合与落地，值得学界关注与讨论。
4、意定监护在中国
中国意定监护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关键阶段。首先，在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关注并探索意定监护制度的构建。随后，在201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第三十三条明确提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这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其中第三十三条再次确认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并将其提升到了法律体系中更为重要的位置，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与法定监护相比，意定监护制度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尊重并保护当事人在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时对未来生活照顾及财产管理的预先规划安排。这对于维护失能、认知症等成年弱势群体，特别是老年人的权益，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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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补充和细化意定监护制度，2022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11条对成年意定监护制度进行了深入阐释。该条款主要解决了成年意定监护协议的任意解除权和监督方法问题。其中，第一款明确了成年人意定监护协议的任意解除权的行使条件，即该权利须在成年意定监护协议成立后至该成年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前的期间内行使。而第二款则通过一般监督规则确定了意定监护的监督人。
综上所述，中国意定监护制度经历了从初步倡导到法律确认，再到具体细化的过程。虽然现行法规已经为意定监护模式的主体设置和运行基础搭建了框架，但我国意定监护制度起步较晚，目前还存在许多空白，一些原则化的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5、意定监护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和老龄化社会的逐渐显现，传统的委托监护和抚养制度在应对老年人监护问题上已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确立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它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也是法律适应时代需求的体现。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建立，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监护制度的法律体系，更为弱势群体特别是老年人的权益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律保障。这一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一是意定监护尊重了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在传统监护制度下，往往由法律直接指定监护人，忽视了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而意定监护则允许当事人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监护人，这充分体现了对个体自主权的尊重。
二是意定监护有利于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通过意定监护，被监护人可以在自己失去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自己选择的监护人代为行使相关权利，从而确保其财产、人身等方面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这种制度设计有助于减少因监护人选择不当而导致的权益受损情况。
三是意定监护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通过意定监护，可以建立起一种基于信任和尊重的监护关系，有助于减少家庭矛盾和社会纠纷。同时，这种制度也为那些因各种原因无法照顾自己的老年人、残疾人等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和支持，有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是意定监护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意定监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一过程中，不断暴露出的问题和挑战也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先进做法等方式，可以进一步完善意定监护制度的相关规定和程序，提高其适用性可操作性。
6、中国意定监护的发展困境
（1）立法细节模糊不明确
意定监护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虽有所规定，但立法细节尚显模糊。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六条虽确立了其法律地位，然而内容宽泛模糊，导致许多实际操作中的疑问未得到明确解答。例如，在订立意定监护协议时，虽然双方当事人均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关于被监护人是否合格的标准却缺乏具体指导。对于高龄但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或是处于阿尔茨海默病等认知症初期但仍有完全认知能力的老人，他们的行为能力如何评估，是否需要额外证明其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以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意定监护启动的唯一标准，也忽略了当事人的实际意愿和意思能力，可能违背意定监护设立的初衷。例如，一些行为能力未完全丧失的委托人，在暂时不想启动意定监护权利时，如被强制启动，将违反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对于那些行为能力未丧失但生活不便的老人，若不及时启动意定监护，其权益也可能无法得到全面保障。因此，意定监护制度的立法细节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以更好地适应实际需求和保障当事人权益。
（2）登记公示平台待建立
意定监护协议在双方签署后即成立，对监护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登记和公示制度，该协议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的预期效果受到制约。在协议订立时，对当事人的资格审查以及协议成立后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的过程中，均没有明确的登记或公证要求来提供必要的辅助和监督，导致意定监护制度的价值未能充分发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等相关法律中也未能找到明确的制度规定，凸显出该制度在程序设置上的立法缺陷。实际案例中，就已经出现过法院对当事人签订并公证的意定监护协议并不知情，导致意定监护协议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和实施的情况，凸显了我国意定监护登记程序的缺失问题，即使进行公证，监护关系也缺乏可查询性，外界难以得知具体情况。登记和公示在意定监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有助于减少侵权行为，还能确保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得到保护。然而，由于登记程序的缺失，公权力机关和利害关系人在管理和查询意定监护关系时面临诸多不便，极大地损害了被监护人的权益。
（3）监督机制缺失待完善
在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的监护人滥用监护权或消极履职导致被监护人权益受损的案例，凸显了当前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尽管公民在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时开始重视监督人的约定，显示出对监护人代理权限限制的重视，并通过协议形式进行监督，但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理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对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哪些主体可以对意定监护协议的履行进行监督，但仅仅聚焦于追责主体，而未能对监督过程本身提供具体的指导。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的本质区别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套用同一套监督体系，因为这会违背意定监护尊重双方意思自治的立法初衷。当前，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督人和监督部门职责规定，意定监护的监督机制往往形同虚设，监护人是否尽职尽责主要依赖于其道德自律，这无疑增加了滥用权力和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风险。更为严峻的是，当监护人因特殊原因中断监护时，我国立法中尚未有明确的措施来及时发现被监护人的困境，并保障其人身、财产权益。
（4）协议示范文本需规范
在意定监护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缺乏统一且权威的意定监护范本，导致协议的签订和执行存在诸多不便和漏洞。一个明确、规范的意定监护范本不仅能为当事人提供明确的指导，减少因理解差异而产生的纠纷，还能确保协议内容符合法律要求，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当前，由于范本缺失，当事人往往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起草协议，这不仅增加了协议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加大了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的难度。
（5）监护机构明显不足
在意定监护制度的实施过程中，面临着担任意定监护人的社会组织等社会公益机构严重缺乏的问题。这些机构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对于保障被监护人权益至关重要，但现实中，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公益机构和专业人才，意定监护往往依赖于亲属或个别志愿者，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意定监护的质量和效果。为了推动意定监护制度的健康发展，亟须加强支持社会公益机构的制度性建设，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参与其中，提升意定监护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从而更好地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巩固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