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冷暖安危，始终是民生保障里牵动人心的重要议题。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已连续11年开展”关爱失独暖心行动”公益项目，为失独家庭送去精神慰藉；同时，基金会积极联动各方力量，全力推动相关政策落地。为精准摸清群体真实诉求、找准帮扶痛点难点，基金会多次开展专项调研，深入倾听失独家庭的心声，梳理养老照料、医疗保障、精神慰藉、意定监护等迫切需求，以真实调研数据与实际情况，为政策优化完善提供可靠参考依据。由衷感谢杜明燕委员八年如一日坚守初心，心系失独家庭，连续提交提案为失独家庭发声，建言过程中也多次参考引用基金会的调研成果。未来我们也将继续携手各方力量，持续关注政策推进成效，凝聚社会善意与制度保障合力，守护失独家庭的晚年生活。
以下为人民政协报报道全文：
“我会持续追踪，不断关注政策优化”（深度访谈：从民生民意到政协提案）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政协副主席杜明燕委员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第8次提交提案
本报记者：曾宇昕 贺春兰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6年05月25日 第 10 版）
杜明燕（左三）到一户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走访
在我国人口发展进程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含失独、伤残等家庭）。他们曾响应国家号召，践行计划生育政策，却因种种意外，在人生晚年陷入“失独”或子女伤残的深渊，既要承受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还可能面对养老无依、医疗无靠、身后事无人照料的现实难题。这份困境，不仅是个体家庭的隐痛，更是党中央在民生保障工作中正着力补齐的短板。
2018年，杜明燕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从十三届到十四届，履职多年来，对这个特殊群体的特别关爱成为她不变的牵挂。
今年，她再次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养老服务与关爱帮扶体系的提案》。据悉，这已经是她第8次为这个群体发声、建言。
人民政协报：杜委员您好，今年您的提案聚焦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养老服务与关爱帮扶体系。您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什么背景下？当时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帮扶现状和社会普遍认知是怎样的？现在有什么变化？
杜明燕：我最早关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是十余年前在基层乡镇工作时，当时我分管计生工作，在年节慰问中偶然接触到这个群体。那时候整个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知度非常低，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群父母在承受着失子之痛。我当时工作的乡镇只有5000多口人、10个村，每个村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家庭。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们最怕去这类家庭慰问，因为家里的气氛格外压抑，满是绝望感。
当时的帮扶体系刚刚建立，还没有系统的政策支撑，各地的经济补助标准不一、而且普遍偏低，我们只能从民政慰问金里拿一点钱，再送些米面粮油，精神慰藉几乎空白，养老问题更是让人忧心。很多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父母害怕生病，遇到困难只能自己硬扛，他们就像刺猬一样缩起来，既渴望帮助，又不愿被过多关注、议论，普遍存在自卑、封闭、不愿与人交往的状态，整个群体是沉默的、被忽视的。
这些年来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国家层面出台了系列专项扶助政策，经济补助逐年提高，各地陆续建立起帮扶机制；社会层面的理解和善意也越来越多，很多志愿者、社会组织主动参与进来。但同时我在调研中也看到，政策落地不均衡、城乡差距大、养老照护、丧葬兜底等问题依然突出，这也是我坚持发声的原因。
人民政协报：提案中您提及了2026年大连失独母亲用儿子书包装丈夫骨灰的事，得知这件事时，您的心情是怎样的，又有哪些思考？
杜明燕：这件事确实是今年提案进一步深化的契机。看到这条新闻时，我内心非常沉重。一位年迈母亲用离世儿子的书包，装着丈夫的骨灰，独自面对生离死别，而这种困境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并不鲜见。
这件事也让我深刻意识到，我们以往的帮扶更多集中在日常生活补助、精神慰问，但忽略了他们人生最后一程的终极困境：当特殊家庭的父亲或母亲离世，谁来送其中一人的最后一程？谁来处理后事？这件事坚定了我今年的提案必须把丧葬兜底、身后事保障作为重点内容，补齐政策最薄弱、最温情的一块短板。
人民政协报：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调研过程中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故事？
杜明燕：印象最深的是扎兰屯市铁东街道的特殊家庭老两口，儿子25岁时因车祸意外离世，处理完孩子的后事，父亲就承受不住打击，突然昏厥变成了植物人，行动不便。他们居住在一处平房里，出门要过铁路桥洞，生活十分不便。我上门走访时，老太太反复念叨一句话：“我们不怕穷，就怕哪天突然倒下，没人管、没人埋。”她说老伴儿病倒时，凌晨两点钟自己一个人在医院跑上跑下，她边哭边想，儿子要在，即使再不孝顺，父亲生病也能跑个腿儿吧！现在她还能照顾老伴儿，等她动不了的时候，谁来照顾她？
他们不是不想求助，而是不知道找谁求助，帮扶联系人偶尔打个电话就算完成任务，真遇到急事根本找不到人。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个稳定的结对帮扶人，能在突发疾病、需要照料时有人搭把手。这个家庭让我真切感受到，很多特殊家庭需要的不只是钱，而是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陪伴和兜底。
2020年起，我与黑龙江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群体联系，得知他们的诉求主要是养老问题，就连续提交了相关提案。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毛爱珍——她因为独子因抑郁症离世而成立这家基金会，致力于推动民间抗郁联合行动与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2022年底—2023年间，该基金会发起的一项调研显示，养老规划缺失、保险保障不足、监护方式尚未确定是参与本次调研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普遍存在的问题。
人民政协报：我们了解到，您连续8年提交涉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提案，今年的提案在以往基础上做了哪些完善和补充？
杜明燕：这8年其实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补齐短板的过程。前几年更多聚焦计生特殊家庭三代人抚养问题、提高扶助金标准、建立常态化走访、引入精神慰藉服务；随着持续调研，我发现新的矛盾不断凸显，比如部分家庭失独后夫妻离婚、搬离原居住地，导致失联漏管，还有的家庭抚养第三代却无法享受相关补助。在此基础上，我完善并提交了这件提案。
人民政协报：提案中提出要建立特殊家庭精准化动态管理机制。您在调研中发现了相关问题？
杜明燕：对，调研中发现，当前底数摸排和信息管理问题十分突出。第一，部分地区底数不清，存在漏排、错排，很多独居、偏远地区的特殊家庭没有纳入帮扶范围；第二，信息更新不及时，老人患病、失能、搬迁、家庭情况变化后，档案长期不变，帮扶措施滞后，比如有的家庭失独后夫妻离婚、搬离原居住地，户籍所在地却不知情，导致补助无法发放、帮扶无法开展；第三，档案管理流于形式，没有真正用于匹配服务、精准帮扶。
人民政协报：提案中提到了丧葬事宜兜底保障，针对调研中发现的特殊家庭“无力安葬”等极端情况，您是如何思考从而最终形成“民政、殡葬部门全程协助”这一具体建议的？
杜明燕：在调研中，我多次听到特殊家庭老人哭诉，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死后无人安葬”。有些高龄失能老人没有亲友，一旦离世，后事无人操办，这是他们晚年最大的心病。
当然，社会上有很多爱心人士，比如大连那位失独母亲就得到了周边人的很多帮助。但是，个人善意代替不了制度支撑。我认为不能只靠临时救助，必须建立能够兜底的制度。相当部分特殊家庭大多无亲可依，有的人甚至不愿相信自家亲戚，担心被贪图家产，宁可委托陌生人或志愿者，所以需要政府牵头搭建保障体系。我建议由民政部门牵头，联合殡葬机构、社区、志愿者建立联动机制，对无亲友的特殊家庭，从后事办理、骨灰安放、费用减免实行全程协助、全程兜底，让这些一生孤苦的老人走得有尊严、有体面。
人民政协报：除了这些特殊家庭外，您还面向什么人进行过调研、听取过意见？
杜明燕：基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是政策落地的最后执行者，我也多次和他们座谈，从中获得很多启发。很多基层干部坦言，不是不想做好帮扶，而是底数不清、职责不明、缺乏刚性考核，导致有心无力；一线志愿者也告诉我，精神慰藉、日常陪伴比单纯给钱更重要，但缺乏系统支持。还有很多走出悲痛的“同命人”，也主动成为志愿者，他们更能理解特殊家庭的痛苦，帮扶效果更好，比如毛爱珍女士，虽然自己未能完全走出伤痛，却用基金会帮助了无数家庭。这些真实声音让我的提案更多聚焦基层可操作、能落地的问题：比如明确部门职责、建立考核机制、鼓励引入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力量参与精神关爱。同时，我也意识到，志愿者队伍的稳定性很重要，这也是提案中重点强调的内容。
人民政协报：您认为，要真正打通特殊家庭关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您对未来特殊家庭养老服务与关爱帮扶体系的完善有怎样的期待？
杜明燕：我认为打通“最后一公里”最关键的，是压实基层责任、实现精准动态管理。政策再好，如果基层执行打折扣、帮扶浮于表面，特殊家庭依然享受不到真正的温暖。必须把责任落实到社区、落实到人，建立闭环式服务，让帮扶从“节日慰问”变成日常照料。同时，要完善监护人制度，比如刚刚提到的，很多特殊家庭不愿委托亲属，希望由陌生人、志愿者担任监护人，并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避免出现侵占财产的情况，这也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细节。
对于未来，我最大的期待有三点：一是实现全链条兜底保障，从日常养老、医疗照护到身后丧葬，从第三代抚养到独居老人照料，让特殊家庭无后顾之忧；二是推动城乡帮扶均衡发展，缩小牧区、偏远地区与城市的服务差距，农村牧区特殊家庭养老条件相对较差，很多老人不愿离开家乡，需要完善居家养老和社区照料服务；三是让全社会形成理解、关爱特殊家庭的氛围，消除社会歧视，让他们不再孤独封闭，真正融入社会。我也会继续履职发声，持续跟踪提案落实，助推政策不断优化，让每一位失独家庭的父母都能安享晚年、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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