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在人间》官方澎湃号 2018-07-19 侵删
这是一场属于失独家庭的聚会，来参加的父母大都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了唯一的孩子。
他们是地震的幸存者，也是不幸者。十年来，丧子之痛在他们身上缓慢而持续地发酵，一部分父母重新生育或者领养了孩子，而另一部分父母，永远失去了拥有一个孩子的机会。
生命何其渺小，所幸亦何其强大，他们慢慢学会了自我安慰，并且自发地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抱团取暖。
▲2018年4月14日，新北川湿地公园，没了孩子的父母们玩得“像孩子一般”。
聚会是失独微信群友自发组织的，共同的命运将他们渐渐联系到一起。这次来的70几个父母，大都来自绵阳和北川。群友们约定每月的第二个周末聚在一起，吃饭、唱歌、跳舞，这样的活动已经持续了两年。
李涛（中）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到达聚会的农家乐后，她略显紧张地跟群友打招呼。在座的七十多个人里面，李涛只认识带她来这里的马英。轮到做自我介绍时，她小心地站起来：“嗯…我是老北川的，因为地震娃儿不在了。”说到“娃儿不在了”几个字时，她的语速飞快地略过了，几乎听不清。“第一次参加这个聚会，我感到非常地开心！谢谢！”她后面这句话说得大声而激动，脸上挂着笑。
每年的5月是李涛最难熬的月份。2006年5月，李涛的丈夫因鼻咽癌去世，两年后，地震又带走她14岁的女儿。丈夫去世前，一家人在老北川经营一家沙发厂，生活优渥。“当时经济条件好，很多人劝我们再生一个，我们觉得一个女子就够了，她一样可以有出息，一样可以给我们养老。”李涛说。
女儿生前是北川中学的学生。2011年5月，李涛收到女儿的遗体确认通知，随后女儿被迁往北川中学旧址安葬。
孑然一身的李涛也曾急切地盼望再要一个孩子。2009年，她在江油再婚，之后唯一的目标就是怀孕，每个月数着日子，计算自己的排卵期。“我想着，再生一个，至少以后可以有人记住这次地震，有人继续去给我女儿上香，悼念他们，我会给他讲，我女儿至少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上。”然而从2013到2014年，她怀孕两次，都无缘无故地流掉了，“一上厕所，那个东西就滑下来了。”
2016年，李涛的第二任丈夫又因车祸去世，心灰意冷的她去年返回新北川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以前去江油，就想离得远点，不想看到北川想起那些伤心的事情，没想到最后还是回到了这里。”如今，李涛一个人住在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房子当时花了8万元购买。106平米的房子一个人住，显得格外冷清。
凭借多年的经商经验，48岁的李涛在新县城顺利找到一份售货员的工作。“以前我不愿意走出来，回北川后，我想到我女儿和她老爸原来都那么坚强，我也应该那样。”售货员工作朝九晚九，工作之外，李涛没有娱乐活动，在努力把生活填满的同时，她也一直封闭着自己。
过去的9年，李涛坚持为女儿做一件事——用电脑挂上女儿的QQ，帮女儿种菜、偷菜。她还用女儿的QQ留言，也看女儿同学给她的留言，“希望她跟她同学一同成长，其他的赶不上，我就只种菜。”李涛每天精心计划偷菜的时间，甚至半夜起来种菜偷菜，帮女儿把级别玩到了最高。后来这个游戏不火了，慢慢没人玩了，她还坚持每天玩，一直到坚持到2017年。
十年了，提起女儿，李涛还是泪水纵横。2006年，李涛的女儿因文艺成绩突出，被绵阳艺校录取，但父亲去世，女儿决定留在北川中学念书陪伴母亲。李涛至今耿耿于怀：“去了绵阳就不会遇上地震了。”头几年，李涛怎么也想不通，整夜失眠痛哭，“闭上眼睛就是女儿去世时举手护头的样子”，甚至想过从北川老房子的5楼跳下去一了百了。
家里被李涛擦拭得一尘不染。女儿生前用过的电脑和吉他端正地摆在书房里，旁边柜子里放着女儿的被单，“女儿身上干干净净的，被单一直没有洗过，上面至少还有她的味道。”这些都是她在震后返回北川背出来的。
4月14日，李涛终于在好友马英（右）的鼓励下走出家门，参加失独群友的聚会。之前9年，李涛穿的衣服只有黑色，去年起，她开始尝试穿浅色的衣服。聚会这天，李涛特意穿了红色大衣，配上白色珍珠衬衫，喇叭裤，黑色的小书包上挂了红色配饰。“我现在只想努力，尽量把我的后半生过好，过得有尊严。”李涛总说自己是阿Q精神，暗示自己都过去了，“丈夫和女儿都在天上看着自己”，即便在谈起地震忍不住流泪的时候，她的嘴角也总是努力上扬的。
一进陈川马英的家里，最显眼的是阳台上摆放的6盆花，“能怎么办呢，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太需要生命了，要养点活的。”陈川望着阳台的花草说。他们的女儿和李涛女儿是同学，在地震时被砸中头部遇难。当时陈川根本认不出女儿的遗体，最后是马英通过穿着认出了孩子，“惨得不得了，我不敢照照片”。
地震后，马英在临时帐篷里躺了三个月，“眼睛直鼓鼓盯着帐篷顶，脑袋是瓜的”。2011年，夫妇俩搬到新北川，女儿遇难的6万补偿金，几乎全部用在房子装修上。“装好一点，就像女儿陪着我们一样，这是女儿拿命钱送给我们的。”马英说。没有孩子在，家里总是显得冷冷清清的，即便是夫妻两个人坐在一起，也时常是沉默地看着电视，或者各自刷手机。
地震后，在外务工的陈川连夜冒雨走了100多公里山路回北川。5月14日赶到北川中学时，他的脚已经肿到膝盖，袜子嵌进肉里，完全失去知觉，自此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
陈川的病无法痊愈，只能靠药物维持。常年的病痛折磨，让他瘦成了皮包骨。大剂量的激素药让陈川变得脾气暴躁，夫妻俩经常爆发口角。“有一次我把电视和冰箱全砸了，本来我们家就没钱，但我真的控制不住情绪。”陈川说。
每天上工前，陈川会早起做饭。因为药物和地震的打击，他的记忆力严重衰退，马英只能将做早饭的要点写下来贴墙上。在工地做监工的陈川会随身携带一部小相机，每天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将白天拍的工作照片存进电脑里，“不然过两天人家一问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事。”
除了每个月政府补助的650元失独补助金外，陈川庆幸现在还有体力外出做零工，一个月赚上2千来块钱，支付自己的医药费。
妻子马英身体也不好，她腰上有伤，无法外出工作。两人的医药和检查开销对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比起身体上的病痛，马英的精神状况更让人担心。无法走出丧女之痛的她患有严重的焦虑症和抑郁症，精神一直徘徊在破裂边缘。去年9月，马英在绵阳跟失独姐妹们聚会时，甚至突然晕倒，被送到医院抢救。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中年丧子，别人就会说，不知道你这一家人做了什么坏事，断子绝孙。”这种传统的自卑观念笼罩陈川多年。夫妇俩一度对外人非常排斥，也不参加亲戚朋友聚会，“一堆人一起吃饭，有带孩子的，有带孙子的。”
2016年7月，陈川夫妇第一次接触北川的失独群体，才慢慢开始跟外人接触。现在每天晚饭后，失独父母们会在群里邀约散步。小区后面是学校，多年来，夫妇俩都会刻意绕开学校走，生怕看见别人家孩子，甚至有时候明知道不该，还是会忍不住去比较，“那个孩子跟我孩子比起来差远了，为什么是我孩子走了呢？”
和所有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一样，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和5月12日，陈川和马英都会返回老北川祭奠孩子。乘车前往老县城的路上，马英疲惫地闭上眼睛。除了节日来烧纸，他们很不愿回老北川，平时坐车经过这里，都尽量不往窗外看一眼。
夫妇俩在北川中学集体公墓为女儿烧纸，马英回想起女儿再次泪流满面，沉默了一路的陈川在火堆前默默地念着：“你跟妹妹（表妹）在这里一起都十年了。”
又是一年过去，公墓里的杂草冒出来不少，陈川弯腰拔去。他背后的土山包，就是曾经的北川中学所在地，许多孩子被永远深埋在了这里。
祭奠完返家途中，马英遇到了从绵阳赶来为女儿烧纸的失独群群友高建明，两人在街头相拥而泣。“只有跟同命人在一起，我们才能相互理解、取暖。”马英说。
女儿遇难后，夫妇俩也曾计划再生育，但马英因为身体不好，怀不上孩子。陈川提过领养，被马英坚决地否定了。“我担心孩子跟我们不亲，我们俩身体又不好，没钱，我担心孩子长大了会怪我们没有照顾好他。”马英的担心很多，夫妻俩常为此吵架。
这两年跟群友交往多了之后，两人渐渐走了出来，夫妻关系缓和不少，几乎不再吵架。“女儿以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完整和睦的家，再难我也会坚持下去。”马英说。
平日不聚会的时候，失独妈妈们习惯“躲起来”，柔姐就是其中一个。柔姐的儿子遇难时还有一个月就满16岁了，正在北川中学上初三。2011年，柔姐用地震后政府赔偿的6万5千元购买了这套90多平米的房子。“当时这个房子是一个孤寡老人摇号中的，但他年纪太大爬不了6楼，我就跟他换了，等我老了，谁来跟我换呢？”柔姐说。
地震前，柔姐在北川老县城经营一家美发店，“生意不愁，门面和住房也买了”。地震后为了排解痛苦，柔姐在药厂找了份捡药的工作，一个月只有800块，“只要有事做，免得自己乱想”。去年工厂效益不好，48岁的柔姐被裁员。“一般四十五岁以上，就很难找到工作了。”她只能选择呆在家里。家里的电视从早到晚开着，有时柔姐出门买菜，也索性不关。电视里正在放两夫妻为了孩子的抚养权争执不休的肥皂剧，柔姐立马换了台。她最喜欢看“打仗的”，最不喜欢看家长里短的家庭剧。
频道调了一圈，没有想看的电视，柔姐又站起来，在各个房间进进出出打扫卫生。没有可打扫的地方了，她发现阳台上晾的衣服干了，如释重负地把它们取下来，又花了一个小时一颗一颗清理毛衣上的碎屑。
整理完衣服，柔姐又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叹一口气，躺回沙发上盯着电视。窗外正是人间四月天，花开得正好，温度宜人。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过会儿又醒来看一眼电视，又睡着。这样日复一日重复的生活，柔姐已经习惯了，“无聊也淡化了，就这么混过去。”
自责一直折磨着柔姐。地震那一年，儿子突然说要转学，想转到绵阳去读书，“可能他有预感吧。”柔姐没有同意，她觉得绵阳又远，学费又贵，希望孩子留在身边，还找了亲戚劝儿子。儿子走后，柔姐陷入极度自责当中，“是我害了他”，她总是这么说。吵架时老公也总是怪她：“你把娃儿害死了。”她至今都没有原谅自己。儿子的这几张照片是柔姐从已成危房的家里翻出来的，并一直将它们压在衣柜抽屉里的衣服最下面。
除了外出买菜，柔姐只在晚饭后出去“遛弯”。“总觉得别人看自己会耻笑，我就躲起来，离得远远的。”极端的时候，柔姐也想过一刀了结自己，或者看到路上疾驰的车子一头撞上去。后来想想像自己这样能从地震中出来也是命。柔姐说地震对她的性格改变了很多，“我现在啥都无所谓了，人这一辈子真没意思，过一天算一天。”如果非要说没变的东西，“我的命没变，只有命还在。”
在再生育问题上，柔姐跟丈夫产生了分歧，柔姐想生，但丈夫觉得年纪大了，再养小孩压力太大，两个人各不相让，最终离婚。之后，柔姐一直一个人生活，期间也有人介绍对象，但都性格不合没有正式相处，慢慢自己也就接受了独身。2017年年底，柔姐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但她从没想过和男朋友结婚，“以后万一他对我不好呢，又是麻烦。年纪大了，经不起再折腾了。”而且，她也不希望用婚姻来捆住对方为自己负责。
去年3月，柔姐加入失独群，看到这么多跟自己一样情况的人，她终于觉得不再羞耻。最近，她跟男朋友在县城外弄了一小块地种蔬菜，算是一点“寄托”。“自己快乐一点，儿子在天堂也安心一点。”只要不去触碰伤心事，日子尚且还可以这样过下去。
4月14日，柔姐（中）来到失独聚会场地，按照惯例，每一个参加的失独父母都会先按手印签到。李涛（右）曾经很害怕参加这样的聚会，“不知道聚会是什么状态，怕大家坐在一起说过去，怕在外人面前哭，怕被人同情。”但活动现场的欢乐很快让她的担心烟消云散了。
午饭开始前，大家会在大厅里跳会儿交谊舞，平日里经过广场舞人群都不驻足的柔姐这一天显得格外“放得开”。“如果要说快乐，就是跟友友在一起的时候。”在问到十年来什么时候最快乐时，他们这样回答。
跳舞告一段落后，是唱歌环节。“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难有所解，情有所系，安度余生”，陈川夫妇拿着歌词与群友一起唱“失独者之歌”。
十年来，他们经历了痛苦、抑郁、再生育失败、逃避度日，当从过去的泥潭里缓慢抬起头来时，又赫然发现，病痛和老无所依的剑正悬挂在头上。对于未来，他们有共同且唯一的期待：“希望政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专为失独老人而设的养老院，我们还能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希望看病住院可以二次报销，不用看不起病。”
聚会是这群失独父母们取暖的唯一方式。这群看起来快乐的人，从几十公里外赶来，跟同命人聚在一起，不谈过去，不谈后代，不谈未来，“至少这一天，我们是快乐的。”十年来总是在夜晚咬噬内心的痛苦被压制，被掩盖，被以摆上台面的形式遗忘着。他们因为这种不言说的默契感到得到了安慰，心里异常地平静，觉得每个人都亲切地像亲人，甚至比亲人更亲。
午餐结束，李涛和马英跟几名群友来到一家茶馆，一名来自北川的失独父亲抱着在孩子去世后养的宠物狗，兴奋地说起养它们的好处。
4月的聚会接近尾声，群友们在湿地公园合影留念，两只被失独父母们称为“女儿、儿子”的宠物狗突然闯入镜头。
北川失独群里，很多地震失独父母，是在近一两年才慢慢把自己拖出泥潭的。还有一部分，至今都走不出来。
在大地震面前，十年远不是终点。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在短短两年就完成了物质重建，但对他们精神的关注和帮扶，可能需要更长更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