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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思雨 2021年4月7日
1999年，戴晴和赵德权年仅19岁的独生女儿意外去世，他们的世界也从此被涂上了孤独的底色。
2003年，一个叫齐蔷的姑娘走进他们的生活，嘘寒问暖间，她仿佛成了夫妇俩女儿的“替身”，掌管家庭经济的戴晴甚至瞒着老伴把200万的养老钱都交给了齐蔷。
而随着齐蔷的离奇“死亡”，不但戴晴和赵德权的养老钱下落不明，房产也面临被强制拍卖。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两位老人在最绝望时，深感“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甚至没有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令人欣慰的是，他们遇到了一位好律师。律新社通过采访了解到，在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黄培明律师与社会各界力量的帮助下，两位老人的房子最终是保住了。这一案例也被评为2020年度上海市妇女儿童维权十大优秀案例。
戴晴和赵德权所经历的悲剧，交织着失独老人的情感缺失与养老保障等诸多问题，也是中国百万失独家庭所面临的真实困境。（文中故事主人公系化名）
孤独的晚年生活
赵德权的衣橱里，一直摆着一件挺括的灰色格子衬衣。
那是已故的女儿在上班第一年给他买的礼物。二十年里，他却极少穿这件衬衣。“平时我不舍得穿，这是要穿终生的衣服啊……”忆及女儿，赵德权压抑着哭腔，描述着女儿的乖巧、懂事。
1999年，赵德权与戴晴唯一的女儿在上海某水上乐园游玩时，因泳池下水口松动，女儿落入下水道，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两位老人的人生也陷入了漫长的痛苦与孤独之中。
丧子在所有的丧亲类型当中是最为痛苦的，而丧失唯一的孩子更是“悲上加悲，痛上加痛”。
女儿去世之后，赵德权很少出门，总是待在冷冰冰的家里。他不愿，甚至是害怕见到那些父母带着孩子、其乐融融的画面。平时，赵德权常常翻看家里的相册。在与妻子、女儿的旧照里，他穿着时髦的大衣，戴一顶黑色的绅士帽，总是微笑。
失去子女的哀伤，很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抚平。因为，没有人会想忘记自己的孩子。
女儿的替身
时间带给人突如其来的悲伤，也会带来出其不意的惊喜。
2003年，一个和女儿留着相同短发的姑娘，与戴晴的生命产生了交集。她一度以为，这个姑娘是女儿派来的，带给她渴望已久的温暖与陪伴。
彼时，戴晴在一家单位做财务工作，和在银行做信贷员的齐蔷有业务上的往来。对于这个能干的年轻女孩，戴晴很是喜欢。
齐蔷常常打来电话，同戴晴唠家常，也会在周末的时候陪她逛街，开车带她去理发店烫头发，去农庄摘葡萄。一次，戴晴的脚长了骨刺，需要一双软底的皮鞋。齐蔷陪戴晴转了很多家店，终于找到了一双舒适的鞋。
在齐蔷身上，戴晴看到了自己女儿的身影。齐蔷贴心地填补着老人内心的情感空缺。齐蔷还帮助戴晴理财，为她带来不错的收益。
齐蔷结婚、生女儿时，戴晴买了很多礼物前去探望。如果戴晴的亲生女儿还在世，也到了该结婚生子的年龄，她会同寻常老人一样含饴弄孙，享尽天伦之乐。
不久，齐蔷辞去了银行的工作，突然淡出了戴晴的生活，逢年过节时，偶尔会发个短信问候。2016年齐蔷再出现时，开着一辆路虎，带戴晴去的，是自己开的公司。
看到齐蔷如今的成就，戴晴由衷地感到欣慰，也对齐蔷的能力更加信任。
“戴阿姨，我这有一个新能源投资项目，回报率很高。你要是有闲钱的话，我还像以前那样帮你，如何？”
齐蔷开口要300万。戴晴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先给了她100万，后来又分别给了两次50万，并签署了三份《投资协议》。
2016年9月的一天，戴晴突然接到了齐蔷的电话。交谈间，楼下已经停着一辆齐蔷提前叫好的出租车。
“戴阿姨，我急着要出国，有一份委托书要麻烦您帮我签一下。”电话那头，齐蔷直接提出了请求，并没有详细解释事情的原委。
戴晴坐上了这辆被安排好的车，前往公证处。齐蔷让自己办的事，不会有什么差错，戴晴心想。于是她并未仔细看文件的内容，便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之后，齐蔷的公司似乎发展得不错。齐蔷告诉戴晴，自己的公司要扩大经营，需要融资，希望可以暂时借用房产证。齐蔷给出的承诺期限是三个月。戴晴未曾怀疑，便答应了这个请求，将两张房产证交给了齐蔷。
“齐蔷，我现在帮你忙，以后戴阿姨养老遇到具体的困难，你要能想到我。”即使戴晴在上海有两套房产和百万存款，面对必将到来的死亡，也仍然感到不安。
“没问题，不如我们搬到一个小区吧。以后你有什么需要，一叫我就能来，也方便照顾你们。”听到齐蔷这么说，戴晴全身暖洋洋的，仿佛安稳的老年生活已然有了着落。
集中爆发的谎言
“我想齐蔷她是有自己的需要。我至今也没想明白，那么多资金究竟用到了哪里。”
尽管诸多证据指向齐蔷欺骗了戴晴，但她仍然不愿以恶意揣测齐蔷的动机。曾经的爱与关怀，戴晴真实地感受过。
而一通陌生的电话，撕开了温情幻境的第一道裂缝。
电话那头的声音告诉戴晴，她是上海K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要帮法定代表人齐蔷还钱。
戴晴一直认为，成为股东必须要出钱。自己没有出钱，怎么就成了股东？面对戴晴的疑问，齐蔷只是安慰她，这不要紧，反正可以撤销。
又一次地，戴晴选择了相信齐蔷，把自己的身份证交给她，用于撤销股东身份。但直到今天，戴晴还是K公司持股20%的股东。
原来，2016年9月戴晴签下的委托书，内容正是“就受让K公司股权及登记事宜委托葛某作为代理人……”。当年9月20日，K公司发生了一次股权变更，戴晴成为股东。同一天，K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从2000万人民币增加到了5000万元人民币，但实际到位的资金只有80万元。
此前，赵德权并不怎么过问家中的钱财，对妻子的“投资”也一无所知。他平静的生活轨迹，却在2017年12月26日这天突然失控，随后迅速走向崩塌。
赵德权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天，他刚吃完晚饭，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打开房门，来客竟是上门来索要利息的银行工作人员。赵德权和戴晴这才得知，自己居住的房子已被抵押。
惊讶，争吵，愤怒，绝望……
最让赵德权心痛的是，妻子交给齐蔷的200万中有50万，是女儿去世时的赔偿金。在他心中，这笔钱是女儿的命换来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动。
“齐蔷会还钱的！她做的事业很大！”此时，戴晴还对齐蔷深信不疑。
律新社了解到，齐蔷当初借用戴晴的房产证，是用于公司向银行贷款1000万元。股东戴晴进行担保，而抵押物就是老人全部的两套房产，并且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书，而赵德权完全被蒙在鼓里。拿到1000万元之后，齐蔷迅速转移钱款，而收不回贷款的银行自然就找到担保人戴晴，并要拍卖房产。
其实，戴晴此前便隐约察觉到了不对劲。2016、2017年给齐蔷用于投资的200万元，一直没能像以前一样获得回报。每一次问起齐蔷，她都用各种方式搪塞过去——给戴晴展示公司“中东海外市场部”的群聊记录，承诺自己即使卖房也会还钱。
一切荒谬的借口，只是为了稳住戴晴，让她相信钱还在，只是一时无法套现。
2018年5月，戴晴和赵德权自住的房子即将被拍卖。两位无助的老人不停地联系齐蔷，但她却不接电话，玩起了失联。
为应对追问，齐蔷甚至告诉戴晴，自己因大出血住院。戴晴和赵德权一边关心着齐蔷的身体，一边焦急地询问着钱的下落。后来他们却发现，齐蔷父母提到的两家不同的医院都没有齐蔷的住院记录。
这样的套路，也为齐蔷日后的“金蝉脱壳”提供了思路。
“改头换面”终究难逃法网
“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
失去亲生女儿之后，戴晴与赵德权又失去了养老钱，也即将失去仅有的两套房产，可能沦落到“睡马路”的凄凉晚景。在齐蔷事件爆发后，赵德权亲手毁掉了曾经无比珍视的一本本相册，只将其中的部分照片复制到了电脑上。
走投无路的两位七旬老人，找到了律师黄培明。接手案件后，黄律师察觉到，齐蔷当初以“新能源投资”为名从戴晴处取得200万，可能涉及到合同诈骗，便立刻到公安局报案。
黄培明
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案件立案之前，警方曾找到齐蔷了解情况。面对可能到来的法律惩罚，齐蔷或许是慌了阵脚，一改往日的贴心面目，威胁戴晴，如果坚持报警，那就一分钱都拿不到。
2018年8月底，齐蔷涉嫌合同诈骗案被警方立案。令人意外的是，立案后不到十天，齐蔷“死”了。
齐蔷的家属送来了一纸“死亡证明”，称齐蔷在东南亚某国家爬山时滚下山坡，发高烧两天后死亡，当地医院已开具证明，并经使领馆认证。齐蔷的家属还注销了她的户口。由于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案件便被公安部门撤销。
齐蔷“死”了。
连带着200万元投资款和1000万元贷款销声匿迹，留下了K公司的巨额债务，也彻底击碎了戴晴与赵德权本该平静安详的晚年生活。
两位失独老人的遭遇，受到了央视《律师来了》节目以及上海市律师协会的关注。上海律协副会长潘书鸿、曹志龙作为节目观察员，上海律师黄培明、王光英、闫艳担任现场律师，苏荣清任调查律师，邓海虹、应朝阳、严嫣任助力律师参与节目录制，共同讨论案情，试图寻找一线希望。
节目上，两位老人最终选择了黄培明担任公益律师。面对二老的信任，黄律师也郑重地给出了自己的承诺，“这一路会很难，但是这个事儿我管定了”！
2019年5月，N银行起诉了戴晴与赵德权，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本金及违约金合计1200万元。
黄培明律师首先对具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提出异议，暂缓了两位老人房产被拍卖。随后，黄律师发现，抵押合同、担保合同上的赵德权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并申请司法鉴定，确认了这一事实。合同缺少房产共有人签字应为无效，且主合同借款合同涉及刑事犯罪应为无效，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
齐蔷设立的K公司，明明只有80万资金到位，并无实际经营，为何银行会给这样的“空壳公司”发放1000万元贷款？
律新社了解到，在案件审理期间，黄律师向银保监局申请履职监管，认为N银行“违法放贷”，未做贷前尽职调查、贷款审批、贷款发放、贷款资金使用监测、贷后管理，发放巨额贷款造成重大损失。要求银保监局予以监管处罚，如涉及刑事犯罪则移送司法部门。
2020年9月，案件二审期间，N银行和戴晴达成和解，银行不再要求戴晴承担担保责任，涤除房屋抵押登记，申请法院解除查封。戴晴不再提起行政诉讼。
自此，两位老人的房子终于是保住了。但那200万元养老金究竟去了哪？齐蔷真的就这么蹊跷地意外去世了吗？
黄培明律师始终没有放弃寻找齐蔷。两年多来，她持续追踪着这一案件，不仅仅因为当初坚持到底的承诺，更因为深知责任重大，肩上担负着一个失独家庭的希望和未来。
两位老人的遭遇也被上传到了视频网站YouTube上，引起了一个外国人的注意。他发现，自己竟见过节目上已经“死亡”的齐蔷。只是现在的齐蔷整了容，改了名，也换了新的身份。这位外国人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辗转联系上了国内警方与黄律师。
2021年1月，齐蔷被当地警方逮捕，在处理好假死亡及假身份后，将被遣送回中国，接受法律的制裁。
失独老人的晚年困境
假死的齐蔷已被找到，但戴晴和赵德权仍然感到害怕。
失去独生女儿后，两位老人的生活便被这种不安的情绪包裹着。遇到齐蔷之前，担心日后的养老问题；发觉被骗后，害怕没有人管他们的事情……
失独者面对的，是更难的世界。普通人不了解他们的世界和需要，甚至表现出歧视与恶意。中国文化里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死亡，特别是孩子的死亡是家族与社会避之不及的“晦气”。很多失独父母都在孩子去世后被动失去了某些原有的社会联系。
子女缺位、孤独、安全感低、缺乏社会关怀……种种因素使得失独老人更容易成为骗子的目标，难以安享晚年。
但每当老人被骗的事件被报道，社会上时常出现质疑老人不够理性、没有常识的声音。即使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高知分子”、有儿女陪伴的老人尚且会被欺骗，那些在道德的制高点、置身事外地指责老人们对陌生人轻信的人，真的能跟站稳脚跟吗？
设身处地思考，又有谁能确定晚年的自己，不会落入精心设计、与时俱进的圈套？很多时候，被骗的老人并非没有察觉到异样，而是不愿意相信来之不易的温情与关怀背后藏着血淋淋的欺骗。
这是一个健全的社会要直面的问题，而非具体的个人必须要独自承担的风险。
目前，我国没有失独家庭数量的普查性数据，已有数据主要通过人口学方法进行间接测算。根据人口学家的估计，中国失独家庭数量已经超过100万，预计到2050年可达800万。
失独之痛，并非一家之殇，老无所依的群体阵痛随之袭来，不可忽视。100万失独家庭，除了要面对养老困境，也缺乏情感上的关心、心理上的依靠与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戴晴与赵德权的遭遇，不幸的是所信非人，幸运地是得到了黄培明律师及多位上海律师、社会各界的帮助。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引起社会对于失独老人更多的关注，让他们遇到困难时能有更多救济路径。
（部分内容摘自：央视《律师来了》
参考资料：《中国100多万失独家庭，如何熬过丧亲之痛》）
专家点评
投资、抵押、担保等金融知识对从未涉足金融业的老年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盲目涉足或被骗涉足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随时可能出现血本无归、倾家荡产的结局。
而因子女缺位，失独老人更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的“热情”“关爱”所迷惑，以致放松警惕，结果“被投资、被抵押、被担保”，直到骗子跑路，老人才如梦方醒。
因此，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依法保护老年妇女合法的财产权益，又提醒广大老年朋友，高收益伴随高风险，面对诱惑，要擦亮眼睛，不上当受骗；提醒社会各界要特别关爱失独家庭的老人，对于该类人群的养老、安全（包括人身及财产安全）给予更多的重视与关怀，让老年人能够真正“吃不愁、病不忧、孤不独、乐有伴”。
老人防骗指南
一、骗子行骗往往遵循套路。
第一步，献殷勤，给予关怀与温情。
第二步，秀肌肉，让你相信所谓的实力。
第三步，小诱惑，给你一些小恩小惠。骗子得手的关键是让你看到有利益在眼前。
二、不要轻易将自己的资产状况告诉他人，文件不能随便签署，身份证、房产证不能随便交给他人。
无论是多么亲近的人，都不能轻易相信。例如本案中戴晴出于信任签署了多份文件，最终造成自己深陷债务纠纷，晚年生活官司缠身。
三、不能随便接受赠与。
有所给予，必有所求。不是自己的，不能白要，要则可能横生祸端，落入圈套。
例如本案中的股权纠纷。
首先，如果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没有完全缴纳，那你就有可能需要按照执股比例补缴出资；其次，如果股东没有完成出资，公司对外欠下债务，那你就有可能和公司一起对外承担清偿责任；第三，无偿赠与的股权，在一定法定条件下，有可能被撤销。
四、遇到困难，及时止损，向警察、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寻求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