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特色文萃 2020年12月11日 侵删
业主毫不知情，仅刷一下脸，房子就被抵押或过户了！
更可怕的是，人脸数据一旦泄露，就是终身泄露！
刷一下脸，业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名下房产就被过户给他人或被用于抵押贷款，业主们的损失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
01 广西南宁：十几名业主刷脸卖房被骗超千万元
今年以来，广西南宁一些业主委托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卖房时，疑似遭遇了诈骗，据不完全统计，受害人有数十人之多。
今年9月份，广西南宁市民黎先生想出售一套商品房，9月27日，他来到南宁市建新路四街一家房产中介店，通过一位叫韦远鹏的置业顾问，签署了一份《房地产买卖代办合约》，约定以150万元的价格销售房屋。在收取了3万元的定金后，9月28日，置业顾问韦远鹏以房屋查档为由，要求黎先生和他见面，用手机给黎先生进行刷脸。
比黎先生卖房更早的还有南宁市好几位市民，他们同样是通过置业顾问韦远鹏卖房，同样是在签订《房地产买卖代办合约》，交付定金以后进行刷脸查档。但是大家都没有等到房款，却等来了一个炸了锅的消息。
售房者黎先生：10月15日，我看到新闻报道那个姓韦的骗了很多人，通过人脸识别把很多人的房产转给买家。
售房者陆先生：我们没有收到钱，这房子为什么能过户？我们就赶紧去派出所去报案，10月18日我们接到了大沙田派出所一位民警的电话，说这个叫韦远鹏的中介已经被抓了。
售房者们说，仅仅被韦远鹏一个人骗的受害者已经超过10人，受骗总额超1000万元。这些售房者都是在和韦远鹏完成刷脸认证后，房子当天就被过户出去，而且立刻被买家抵押给第三方。记者调查发现，韦远鹏都是使用“邕e登”App进行不动产转移登记的。
“邕e登”App是南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于2018年推出的线上业务办理平台，办的就是深化服务，让市民少跑腿。目前96%的不动产登记业务都实现了线上办理。
02 广西南宁：仿冒业主签名 不法中介瞒天过海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动产转移登记线上办理，需要买卖双方完成材料填写、核验房产、核验税务信息、认证、交登记费等一系列严格的步骤。最关键的是需要双方进行信息确认、签名操作、人脸信息采集。不法中介为何能够瞒天过海、完成过户？这起事件中暴露的安全隐患，该如何防范呢？
今年9月底，南宁市民黄先生也遭遇了韦远鹏的套路，当时韦远鹏还没有被警方控制，至于为什么不经过卖家同意就刷脸过户，而且售房者也收不到房款的问题，韦远鹏当时是这么回复黄先生的。
售房者：问你个问题，上次刷脸是查档吗？
韦远鹏：查档、网签一起。
售房者：网签是什么？
韦远鹏：网签就是确认买卖交易，确认有资格交易过户。
售房者：你原来不是说查档吗，那你为什么要搞过户？
韦远鹏：因为买家的贷款可能贷不了那么多，我们要做抵押贷给他。
房子过户后，黄先生向买房的买家确认，得知他已经将房款全额交给了韦远鹏。
售房者：那办抵押的钱呢，谁拿了？韦远鹏拿了？
购房者：不是他是谁？我房款全部给完了。
和黄先生一样，多个售房者表示，他们只刷了脸以及在纸质的《房地产买卖代办合约》上签过字，房子就被轻易过户了。
售房者陆先生：我们后来去房产交易中心打印成交的电子合同，合同上面有我妈的签字，但我妈当时确认了她没有签过任何字。
售房者覃女士：知道被骗的当天后，我就拿我爸的“邕e登”进去查询，发现授权办理申请刷脸认证的申请人是韦远鹏，仿冒我爸爸的名字签的。
从今年6月到10月，韦远鹏用同样的手法过户了十几名业主的房产。目前警方已对韦远鹏事件进行立案调查，这些售房者被过户的房屋已经被冻结交易。记者了解到，通过“邕e登”App进行刷脸认证，不仅可以查询名下房产，还可以办理房产过户。若业主对操作流程不熟，房产中介则有机会通过便捷的人脸识别验证程序进行不规范的操作。
为防范此类事件发生，南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也表示，将于近期对网络平台进行优化，设置刷脸文字提醒、增加验证码确认等。
广西南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胡志海：在原来刷脸界面里面，没办法在它界面上告诉大家现在在办什么。跟公安部门还有支付宝做了技术对接，在界面下方增加了信息提示栏，能明确地告知刷脸当事人，在刷脸的时候办理了什么业务。
附：清华教授：坚决对人脸识别说“不”！
一场疫情，从多个维度改变了社会生活。流行起来的，除了口罩、消毒药水，还有小区的人脸识别门禁。在很多地方，原有的指纹、门禁卡设备被取消，人脸识别成为居民出入小区的唯一验证方式。
今年上半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也遇到类似的状况，但她决定对人脸识别说“不”。
作为一名法律学者，劳东燕发挥了自己的长项：她写了法律函，分别寄到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后来，街道方面邀请她谈话，在会谈中历数人脸识别的各种好处；她则列举了种种风险，认为在小区安装人脸识别装置并无必要，而且不经同意收集人脸数据，也违反现行的法律规定。
双方谁也没说服谁，最终街道方面同意安装设备后，让居民在三种方式中自行选择。不过，小区的门禁改造工作，不知何故被搁置下来。
在劳东燕看来，很多推动人脸识别落地的机构，可能并没有意识到随之而来的风险有多大。“如果人脸数据被泄露、被滥用，不仅不会改善社会治安，反而可能使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激增。”她说。
面对人脸识别门禁 ，她“稍微挣扎了一下”
劳东燕分享了前面的“维权经历”。她回忆，与街道相关负责人谈话时，对方的主要论据是人脸识别可以排查违法犯罪人员，让小区更安全。
劳东燕对此难以认同。在她看来，人脸识别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巨大风险，远远大于它带来的各种便利。更何况，打击犯罪只是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一，无法构成强制居民刷脸的理由。
后来，小区的门禁改造工作没有继续进行。劳东燕不知道是她的反对起了作用，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也只是稍微挣扎了一下，”她话音未落，会议室里的人都笑起来。
劳东燕也笑。她解释道：“在这项技术得到公权力部门大力支持的情况下，个人想要为自己的权利做斗争，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这种代价并非我们普通人所能承受，因为它会严重干扰原有的生活。”
今年4月，《光明日报》曾刊发评论文章，点评江苏省常州市部分社区强制居民“刷脸进小区”的争议事件。文章称，争议的导火线，或许正是对门禁系统的强制推行触碰了信息被采集者的敏感神经，而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称加剧了被采集者的安全焦虑。
劳东燕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刑法学。这两年，有关人脸识别的争议性社会事件频频出现，让她关注到这一新技术应用中的风险与法律规制问题。去年，她撰写的一些分析人脸识别的法律文章，因为击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在网上盛传。
“人脸数据一旦泄露，就是终身泄露”
近一年过去，隐忧仍在，而且变得更凸显了。在23日的论坛上，劳东燕详细谈了谈人脸识别推广适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成为“透明人”、被操控的危险以及数据的泄露与滥用等等。
这些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现实中早有相应的案例。裁判文书网公开信息显示，从2018年7月开始，有犯罪分子通过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制作相应的“换脸”视频，突破了支付宝的人脸识别认证。2019年，又有“00后”男孩绕过了厦门银行App的人脸识别系统，使用虚假身份信息注册多个账户并倒卖牟利。
在劳东燕看来，以上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随着海量的人脸数据被收集，人脸数据或许会和电话号码、身份证号一样，成为违法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新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特征识别信息无法更改的特性，将使得受害者更难获得有效救济。“人脸数据具有不可更换性，因为我们无法换脸。一旦泄露就是终身泄露，即便采取法律手段维权成功，也难以恢复原状。”她说。
让劳东燕忧虑的是，从民众到部分企业、管理者，似乎都还没有充分的风险意识。比如她的小区要安装人脸识别系统时，业主们在群里讨论。让大家反应最大的，不是刷脸，而是上传房产证信息的要求。“其实，人脸数据的收集所带来的风险，要比上传房产证大得多，二者根本不可比拟。”
如果说人脸识别的一端是一些民众对于便利的向往，那么另一端则是企业的变现冲动与政府的新型治理需求。
劳东燕认为，用人脸识别提升社会治安水平的初衷是好的，但人脸识别所涉及的，并不是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的平衡问题——每个人就是“公共”的组成部分，人脸识别的推广运用，本身就会给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无法估量的风险”。“其间的问题在于，我们可能既不再享有任何隐私，也因此丧失绝大部分的安全。”
“互联网的基本逻辑是，安全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安保水平与能力最高的部门或企业，而是取决于其中水平最低与能力最差的。允许各式各样的组织与单位随意收集民众的人脸数据，就等于埋下一个个地雷，数据被泄露与滥用的可能性会急剧地提升，这势必严重危及公众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劳东燕说。
与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对的是，现有的法律保护框架，难以对人脸识别实现有效的规制。劳东燕认为，在各方的角力之下，企业和政府成了强势的两方，作为个人之集合的民众，则变成最为弱势的一方。
她解释道，目前的个人信息收集以同意机制为基础，如果作为数据主体的个人表示同意，接下来的数据收集、使用、处理就交给了企业和政府，数据主体难以进行后续的监督和控制。
“基本上征得同意之后，你的个人数据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之后所有的风险都需要由你自己来承担。”她说，考虑到现实中，很多人都是在不知风险的情况下表示同意，或者由于必须使用相应App而不得不给予同意，以同意机制为基础的法律保护框架更是显得无力。
法律的滞后性总是存在。但在人脸识别领域，这一问题似乎更加突出。劳东燕用火箭来比喻人脸识别的发展态势，用马车来形容现阶段法律及监管政策对人脸识别的规制能力。“你用马车去追火箭，自然是追不上。”
学者建议引入公众监督机制和市场化手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锴指出，人脸识别能达到识别目的，关键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事先建立的人脸信息数据库，如果没有这个数据库，光凭技术也无法完成比对。“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数据库不受我的控制。”
《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近年来，随着四部门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的推进，国内的App大都建立了要求用户授权同意的机制。只是时至今日，强制同意、默认同意等情况仍然存在，人脸识别领域就更是如此。
王锴表示，“同意”的基础是对风险有足够的了解，但是大部分民众对人脸识别的认知并不够。他认为，人脸数据库需要由一个统一的主体来建立，并且接受公众监督。“像企业这样各自去收集和建立，泄露风险很大。有必要引入公共机构或社会团体去监督。”
劳东燕则认为，法律保护的整体框架急需做出调整，不应以同意机制为基础。采用以同意机制为主的模式来保护个人信息，就等于是将数据的相应风险主要放在作为数据主体的个人身上。
在她看来，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相应的风险是由实施收集、使用行为的数据控制者与处理者所制造，而因收集、使用个人数据的收益也主要由后者所享有。
“数据主体得到的便利跟企业和政府部门所获得的收益相比，根本微不足道，没有理由将相应的风险主要分配给数据主体来承担。”她同时认为，法律不仅需要规制数据控制者的非法收集行为，也必须规制对数据的滥用行为，可能后者才是法律真正应当规制的重心。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许可指出，目前数据滥用的问题之所以还没有得到充分规制，是因为政府很难直接干涉企业内部的经营业务。“政府部门缺乏技术、人力，当它试图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水准的时候，自身的执法力量可能达不到。同时，干涉企业内部经营，在法律上也缺乏相应依据。”
许可说，除了依靠法律监管，也可以考虑使用社会的力量，通过树立行业标准、增强市场竞争，来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既有的思路过于强调了对企业的问责，但实际上它并不能真正发挥预期作用。能否通过一些市场化、技术性的手段来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的水准？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他说。
“我个人认为风险没评估清楚之前，应该立法先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说，“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人幸福、安宁、自在地生活。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经济动物而存在的，不能为了经济不惜一切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