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坡有多偏爱？在旅行途中始终追随着东坡的足迹。
去过东坡出生的四川眉山，多次游览他任职过的杭州、扬州，走过乌台诗案后他被贬的湖北黄州，拍过他的侍妾朝云埋骨的广东惠州，看过他曾经播撒文化种子的海南儋州，释祭过他安葬的河南郏县三苏坟。此次又特意安排了游览宝鸡市凤翔县，这里是东坡初仕之地。他在任期间疏浚扩建了凤翔的东湖，现在东湖公园里有纪念东坡的“苏文忠公祠”。
凤翔古称雍，《禹贡》中记载的华夏九州之一雍州之名就来自于此地的雍山、雍水。这里是西周的发祥地。秦代在雍城设雍县，这里又成了秦国的都城，先秦20位王公在此建都327年，始皇加冕也在此处。汉、唐、宋、元时期，这里一直是府治所在地。因“凤凰鸣于岐、翔于雍”的传说，唐至德二年（757年）改为凤翔府。
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二十四岁的苏轼通过制科御试。他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也就是凤翔知府的助理官员，自此迈出了出仕的第一步。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候的苏轼还不是“东坡”，“东坡”这个雅号是十八年后的1079年，他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以后才有的。
在凤翔，苏轼只是地方长官的一个高级秘书，很多时候他并没有决策权。但他积极发现问题，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参与了包括改革衙前之役、查决囚犯、赈济灾害等政事。他还倡导扩建了东湖（原名饮凤池，传说周文王元年有凤飞鸣过雍饮水于此，故得名），植细柳，栽莲藕，修筑亭台楼榭，为凤翔百姓留下了一个风景秀美的所在，也使东湖与后来苏轼疏浚的西湖成为了姊妹湖，人称“东湖柳，西湖水”。
在凤翔，苏轼遍访名胜古迹，写下了著名的“三记”，即《凤鸣驿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以及《凤翔八观》、《石鼓歌》、《太白山早行》、《王维吴道子画》等 130余篇诗文。同时还针对时政之弊写下了著名的《思治论》。
在这里，苏轼也首次体会到了仕途挫折，让他意识到了为官、为人，比他信笔为文要难得多。他在凤翔与其上司陈希亮的矛盾，也给后世留下了一段笑谈。
苏轼初到凤翔时的长官叫宋选，在苏轼眼中，宋知府勤勉、踏实又能干。他到凤翔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嘉佑八年（1063年）正月，陈希亮被调任凤翔任知府。
陈希亮，字公弼，四川眉山人，是苏轼同乡，论起辈分来，算得上是苏洵的长辈、苏轼的爷爷辈了。同乡同地为官，本应相互照应。奈何二人性格、风格上截然不同。陈希亮军人出身，为人严厉，不苟言笑，秉公办事，甚至当面让人下不来台。这个让下属忌惮的领导，遇到口无遮拦又少年成名、恃才放旷的苏轼，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康震评说苏东坡》中载，苏轼刚到凤翔府，就被陈知府给了几个下马威：
第一，苏轼在制举考试中是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科目被皇帝点为最上等，所以被一个同事尊称为“苏贤良”。有一次让陈公弼听到了，他很不高兴地说“一个小小的判官有什么贤良的？”然后就将苏轼那个同事打了好几板子，弄得苏轼非常难堪。
第二，宋朝规定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官府按照惯例聚会。苏轼赌气没有去，结果被罚了八斤铜，相当于罚款一千六百文。钱多钱少是次要的，关键是太伤情面。
第三，苏轼以文章得名天下，可陈公弼经常对他起草的文章圈圈点点，反复修改，往往要几易其稿，才得交差。苏轼的文采，连当朝文坛宗主欧阳修和当今皇帝都说好，一个区区的知府如此乱点笔墨，这简直就是对苏轼的极大侮辱了。
这个时期的苏轼，想必是非常郁闷、非常生气的，但毕竟是下级，再郁闷、再生气也只有忍耐，所以苏轼写诗发泄说“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按照苏轼的性格，他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他在等待一个能够报复陈知府的机会
不久，机会来了。
陈知府在官府后园修了一座楼台，取名“凌虚台”，供官员们休闲时登高使用。陈知府叫苏轼写一篇文章刻石留记。苏轼写了一篇《凌虚台记》，全文不足四百字，留传至今。在感怀古今的同时，也绝对没有忘记对陈知府来一番影射嘲弄：登上凌虚台远望，四周都是秦汉隋唐以来帝王的宫室殿堂遗址。想当初它们是多么富丽堂皇、坚不可摧，比这小小的凌虚台宏大得多了。现在却只剩下一堆残垣断壁，化为一片长满庄稼和荆棘的破败田地了。宏伟的宫殿尚且如此，何况这小小的凌虚台呢？世间万物的发展自有持久不绝的生命力，哪里会在乎凌虚台的存亡呢？
没想到陈太守读过《凌虚台记》后，少有笑容的他竟然笑了：“我对苏洵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苏轼就好像是我的孙子。我平时之所以对他分外严厉，故意不给他好脸色，是因为看他年轻轻轻的就名声大振，担心他把握不住自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要想办法挫一挫他的锐气，让他头脑冷静一些，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还对我满肚子不高兴呐！”
大度的陈知府，竟然不易一字，命人将苏轼的文章刻石立碑于台南。
十八年以后，四十多岁的苏轼经历了仕途、人生的风风雨雨，自然明白了陈知府的良苦用心，他曾不无悔悟地回忆起这段往事，写下了《陈公弼传》，表达对长辈的深深敬意和自己的悔意。其中写道：“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已而悔之。”
苏轼一生只写过十篇传记，其中只有两篇传记涉及当代人物，这十篇传记中，为陈公弼所写的这篇最长，也最为详尽。
另有一件事也有必要记录下来。苏轼在凤翔时还与陈知府的儿子陈慥（zào）成了朋友，也是难得的终生好友。
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别号龙丘居士，是陈知府的第四子
在苏轼因“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的路上，居住在歧亭（现隶属于湖北省麻城市）的陈慥事先打听到了苏轼赴任的路线和时间，特地从歧亭前来迎接。
苏轼在黄州临皋亭安置好后，便给陈慥写信。陈慥接到信后便立即前往看望，与苏轼朝夕相处，挤住在临皋亭的西晒房中。在苏轼建成雪堂后，陈慥又六次来苏轼家里做客，每次盘桓十日左右。苏轼也经常从黄州去几十公里外的歧亭陈家做客。
后来苏轼量移汝州的时候，陈慥把苏轼从湖北歧亭一直送到了江西九江。临别之际，苏轼将五年间往来歧亭所作诗章，通为《歧亭五首》，留作与陈慥患难交情的纪念。
不过，让陈慥的大名留传千古的，还是苏轼出于玩笑写的一首诗
黄州期间，由于多次到陈府做客，苏轼与陈慥的妻子柳氏也熟悉起来。柳氏性格泼辣又善妒，每当陈慥宴请宾客并以歌女陪酒时，她就用木棍敲打墙壁，弄得宾主都十分难堪。因柳氏经常是以自刎、上吊威胁，陈慥拿柳氏也毫无办法。苏轼曾经为此责怪柳氏，结果被柳氏直接赶出了家门。在离开黄州时，苏轼曾写过《寄吴德仁兼陈季常诗》，其中四句写到了陈季常的尴尬模样：“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正是这首诗，让“河东狮吼”成了泼妇形象的代名词，陈季常也成了中国历史上趴耳朵、怕老婆的典型。
苏文忠公祠坐落在东湖公园北门处，创建于南宋，迄今800余年。“文忠”是苏轼的谥号，后人为景仰芳徽，建祠于湖岸，由宋迄今兴废叠作。
苏公祠院深二进，以大门、二门、壁廊、仝笑山房，呜琴精舍、正殿等建筑构成。
前院影壁镌刻着苏轼名篇《思志论》。院内左侧为仝笑山房，仿苏轼当年和友人雅集兴会之所；右侧有鸣琴精舍，仿苏轼当年抚琴弹曲之处。院内一丛高大的白丁香正在盛开，满院弥漫着一股浓香。
正殿内有苏轼汉白玉雕像，峨冠长带，俊朗超逸。
祠内陈设有诗文绘画等文物，藏有苏轼梅、兰、竹、菊手迹石刻，展示出苏轼在凤翔政绩文事。
从苏文忠公祠内出来，继续转东湖公园。
特意拍了君子亭和宛在亭，两座亭子都是苏轼在凤翔时所建。
苏轼疏浚东湖后，水中植荷，亭旁栽竹，荷花竹子都有“君子”风范，而苏轼也以君子自诩，因此亭成而名曰“君子亭”，取花、竹、人三君子之意，以昭示后人应该做坦坦荡荡的正人君子。
《诗经．秦风》中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之句。给亭子命名“宛在”就是取诗中“伊人宛在”之意，也表达怀古之情。
公园内有一株林则徐手植柳。清道光22年(公元1842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清政府迫于英军压力，以林则徐对鸦片事宜“办理不善”为由将其流放新疆伊犁。林则徐赴伊犁途中，在东湖内亲手栽植柳树数棵，今仅存此棵。
另有一株左公柳。晚清时期左宗棠以六十五岁之龄抬棺出征，督师收复新疆，行军途中从陕西至新疆一路种植榆柳延绵三千里。凯旋归来途经凤翔府休整时，于东湖湖畔栽植柳树数株，唯此株尚存，是陕西境内唯一仅存的左公柳。
除了苏文忠公祠、灵虚台、君子亭、宛在亭和两株古柳外，东湖公园没有什么其他可看的地方。公园是免费游览，苏文忠公祠收费五元。如果不是有东坡情结，其实是不会刻意安排这个景点的。
公园不大，没用多长时间，就了却了追寻东坡足迹的心愿。初春时节，观赏着公园内的满目绿色，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身心也倍感舒畅了。
2024年4月7日,来自作品集万水千山走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