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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在人间》 2021年11月14日侵删

11月7日，四川乐山。从美国芝加哥寄来一个快递，那是一盒香水，是在芝加哥留学的24岁的郑少雄寄给母亲的。一个看不懂的英文牌子，母亲平常不舍得买。郑少雄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买了一瓶，算好时间，请快递员正好当天送达。那天，是母亲57岁生日。

郑少雄从未忘记过母亲的生日。自2015年到香港大学读本科起，到殒命芝加哥枪击案之前，每天晚上十点半，他都会打来电话，道一声晚安，以平复母亲的牵挂。

郑少雄和他的家，是无数中国普通留学生家庭的缩影：母亲是一家当地医院的普通职工，家庭收入不高。她节衣缩食，拼尽力气想帮助儿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芝加哥秋天的冰雨骤然击破了这个家庭的梦想。美国时间11月9日下午，一名持枪的歹徒，在芝加哥大学主校区附近的人行道上，用枪击中了郑少雄的胸口。7小时后，可怕的消息在互联网上飞速传播。而远在四川乐山家里的母亲，因为联系不上自己的儿子，开始浑身发抖。

本文的叙述者金谷，是和郑少雄一起长大的“兄弟”。“他妈妈和我妈妈是初中和高中时的好闺蜜。我们从小一起玩耍，一起求学，情同手足。”当噩耗传来，金谷的母亲一直守在郑少雄母亲的身边，陪伴着她共度难关。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这起悲剧仍然牵动了中美两边无数人的心。中国外交部和众多网民对郑少雄的命运倾注了极大关注，美国方面也将开通绿色加急通道办理，就在今天（11月14日）下午，他的母亲将启程，飞往上海面签，然后前往芝加哥，亲自接儿子回家。

■ 郑少雄出游照片

以下是金谷的讲述。

2021年11月10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星期三。一早我来到公司，开始工作。10点37分时，我妈妈突然在家庭群里发了一个消息：“芝加哥大学发生枪击案，一个24岁学统计的娃儿遭了（枪击），联系不上三同（郑少雄小名），他妈妈在发抖，我正在往三同妈妈家里跑！”

我看到这个消息，心里一紧，但随即略微放宽了心。因为在我印象中，三同非常谨慎，很有安全意识。他刚去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就在我们的家庭群里分享了一个实时监控当地街区发生枪击情况的app，让我们放心，说一切情况都在他把控之中。到 11点，我参加一个线上会，看到媒体已经开始报道这个事件了，但只有一个通告，没说受害者是谁。我赶紧查芝加哥中国领馆，以及芝加哥大学校警的电话，让妈妈们去打。那时，我心里还认为，“24岁”“统计学”这两个特征可能只是巧合，三同依然安好。

11点49分，我妈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是的，领馆打电话来了。”

“天呐！”我一下子懵了，立刻离开会议室，给我妈打电话，电话那头清晰地传来啜泣声。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天都塌了。我在公司的电话隔间里脑子完全空白，只觉得狭小的电话室在不断缩小，缩小，使劲挤压着我的身体，我无法呼吸，无法思考，无法表达。

这个“是的”，好像一阵风一样吹过去了，而我还是不能相信它是“真的”。直到电话再次响起，我家人的哭声从电话里再度传来。我才“真的”接受了这个消息，嚎啕大哭。

泪眼模糊中，电脑上的时间显示是中午12点31分。一种更猛烈的悲痛捶打着我的胸口－－从2015年到港大开始离家求学，每天晚上22点30分，三同都要给妈妈打电话，分享当天的学习生活，道一声晚安。而此时此刻，正是芝加哥时间，三同平常给妈妈道晚安的时候。

■ 郑少雄与妈妈

我和郑少雄在娘胎中就相识了。他妈妈和我妈妈是初中和高中的好闺蜜。我们从小一起玩耍，一起求学，情同手足。

这些天，我看到很多报道，都说三同是“学霸”。在我心目中，用“学霸”这个词来形容三同真是太简单了，这个标签太单薄。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从小到大，我都能感受到他对身边的人以及这个世界，怀抱并展示出的极大善意。

郑少雄小名叫三同，和麻将里的“三筒”同音。我们的老家在四川乐山。每次假期回去，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玩麻将。每天晚上，不论白天做啥，晚上都会聚在我家阳台的小餐桌上，把桌面翻过来打麻将。

牌局的成员一般是5个人，两位妈妈和我们三兄弟（我有一个孪生哥哥，我们仨称为“三兄弟”）。三同是麻将高手，他能用统计理论来算牌，我们开玩笑说，他杀鸡用牛刀。他说，这是学以致用。麻将打1块钱的，每天都打到很晚，大家乐此不疲。三同常常是赢家，赢了的钱就请我们去楼下的烧烤店搓一顿。听说三同打牌厉害，家里自居高手的三大姑八大姨都要来切磋一把，阳台到晚上常常像是擂台。擂主不易撼动，但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 2000年，我们三兄弟在乐山太阳岛游玩。下图的最前面就是郑少雄。

小学的时候，三同竞选班长，事前问妈妈可不可以自己给自己投票，妈妈说，只要你真心想为同学们做事情，哪怕别人一票不给你投，你都应该给自己投一票。选举的结果是全票通过。老师告诉妈妈，带了十多年的班级，三同是唯一一个62票全票当选班长的孩子。

初中时，放学在操场打球，快结束时，有个姓张的同学说，谁帮他上楼拿书包，就给谁5块钱。其他同学都没反应，三同却说他去拿，领走了同学的5块钱。我们还纳闷这不像他的风格。第二天，班主任老师出乎意料地在课堂上表扬了张同学。我们才知道，三同把那5块钱以张同学的名义捐给班里了，换了一个新拖把。

现在回想起来，初中的那段岁月特别单纯开心。我们那时候喜欢聚在一起研究电脑。有一次三同家换了新电脑，赶紧约在一起，下载好“孤岛危机”准备体验一番。三同妈妈要去医院值夜班，临走给我们说：“你们仨聚一起，随便咋个耍！”

这下我们可玩美了。“孤岛危机”是单人游戏。我们坐电脑前，轮流操作，另外两人参谋指挥，转眼间从下午到了晚上，我们调暗灯光继续奋战，直到累到不行，才去睡觉。睡觉时想起游戏里的恐怖，背后发凉，三同说，没事儿，熟练地去锁好房门，我们仨挤在一起，没多久就进入了梦乡。

那时，三同的妈妈在医院，经常值夜班。三同很小就自己照顾自己。我虽然比三同大两岁，但这种体验对童年的我来说反而没有。

高中时，我们从乐山相继考入成都。三同就读成都七中林荫校区，我在成都九中宁夏校区，学校相隔很近，周末我上补习班就在七中旁边，下了课就到三同的出租屋，吃三同妈妈和姨婆做的美食，或者他们母子到我们的出租屋来聚一聚。

我们在出租屋里挤着睡，聊一晚上的天，然后开始下一周紧张的学习生活。记得他要准备竞选“成都七中形象大使”时，我们拿着借来的高级相机到七中去，各种摆拍，用当时的小儿科水平努力想把他拍得高大上一些，最终他也凭借品学兼优和阳光帅气的外形，还有钢琴、书法、乒乓球的出色才艺，当选成都七中的形象大使。

■ 2013年，在成都出租屋内学习（左一为郑少雄）。

在高手如云，竞争激烈的成都七中，三同也常独占鳌头，他学习从不蛮干。不熬夜，不刷题，往往是把一个题目从不同的角度钻透，然后举一反三，一通百通，学得轻松有趣，还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给其他同学传经送宝。

我记得，他曾利用周末的时间买了一些白折扇，然后在校园里面摆摊，哪个同学希望他在折扇上写什么内容，他就写。除去折扇的成本十块钱之外，多收五块钱。这样赚了几百块钱，全部捐做班费。我妈妈当时还出“高价”二十元，请他写了一把扇子。

在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背后，是三同妈妈每周五下班后，从乐山乘坐两个半小时的大巴车，到成都的出租屋，给三同做点好吃的家常菜，补补营养。然后周日晚上再坐大巴车赶回乐山，三年下来，车票累成了一座小山，足足有数百张。

■ 2014年，在成都七中校园。

出事前一周，三同被拍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在打乒乓球，看起来神采飞扬。其实，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

有件小事我记得很清楚，小学时学乒乓球，球室在教学楼顶，夏天十分闷热，妈妈去球室接他，发现他站在球台旁帮人捡球，满头大汗，问他是不是不喜欢打球啊，他说他特别想打，但还没学会，打不过别人。在妈妈鼓励下，他才慢慢上手。后来，他越打越好，成为他拿手的才艺之一。

■ 2021年11月3日，在芝加哥参加乒乓球比赛。

一边写下这些往事，一边泪水不断涌上眼底。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小事情，仿佛就在昨天，可是残酷的现实告诉我，我和三同已经是天人两隔。

■ 2017年三兄弟同游西昌

■ 2015年三兄弟同游香港赛马会

三同比我高考晚一年，香港大学是我们共同的向往，我未能如愿。三同不出意外取得651分的成绩，实现了我们兄弟共同的愿望。大家商议志愿填报的微信群，群名也因此改成了“圆梦香港”，群友有三同、他妈妈、我妈妈以及我的孪生哥哥。六年来这个群一直很活跃，虽然天各一方，但一直在分享着生活的点滴和对彼此的祝愿。

港大高额的学费，让三同家压力山大。三同妈妈是医院普通职工，但是她绝不想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让出类拔萃的孩子不能飞得更高。

自从上了港大，他妈妈就开始节衣缩食，变卖了房产，甚至不得不向亲朋好友筹借学费。了解三同的亲友，都愿意帮助这么优秀的孩子一臂之力，尽管如此，三同妈妈的衣服，还是从原来的几百元到后来的几十元，家里常年只开一盏灯。

和妈妈相依为命的三同，自己也在想办法。他通过网络了解到宋庆龄基金会可以为他这样的学生提供帮助，就悄悄向基金会申请，最终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奖学金。一切都搞定之后，他才把好消息告诉妈妈，让妈妈喜出望外。

■ 郑少雄获得宋庆龄基金会奖学金

■ 郑少雄获得香港政府奖学金

■ 郑少雄在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O奖（特等奖），为该大赛的最高奖项。

为了尽可能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三同在学校尽量节省各种开支。因为觉得香港的西瓜太贵，他整整一年没有尝过西瓜的味道，放假回来，放开了大吃一顿！

他还下决心提前完成学业，帮妈妈缓解学费的压力。他几门功课同时修习。高铁，飞机，等公交车的站台，餐馆的饭桌，随处都是三同的自修室。

在港大求学期间，因为出众的表现，他当选为香港大学学生大使，接待到港大访问的社会各界人士，也因此获得了港大每年出去看世界开眼界的机会。一边上学，三同一边总结了自己的一些学习经验，和学姐合作，写成《做事的逻辑》一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版权费，对他们家虽是杯水车薪，也多少缓解了一点学费的压力。

最终，他提前一个学期，以一级荣誉从港大毕业，是港大当之无愧的杰出校友，也是我们一家人心目中的骄傲。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再一次看到“一级荣誉”这四个字，竟是在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教授的悼念信中。

香港大学统计学本科毕业之后，三同想继续深造，他拿到了世界一流学府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offer，芝大的统计学专业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像从前一样，他也尽力争取奖学金和各种打工机会。开学没几个月，新冠疫情爆发，三同只能在学校门口租的房子上网课，却依然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哪怕是给自己做一份简单的早餐，他也会有精致的摆盘，拍张照发给妈妈，告诉她自己过得很好。邻居间，也留下了这个年轻的学生爱做饭的印象。

■ 郑少雄在芝加哥学习自制月饼，分享给邻居同学。

■ 2021年郑少雄生日，和母亲的对话。

我们知道芝加哥的治安不好，总牵挂着他。每当新闻里报道芝加哥又发生了枪击案之后，他总会晒出一个app，上面显示着枪击案的信息通报，让我们不用担心，他有足够强的安全意识，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但妈妈又怎能不担心呢？三同妈妈虽然每天都牵挂着儿子，却很少告诉三同，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和他妈妈一起在公园散步，看到蹒跚学步的孩子时，他妈妈会提起三同学步的样子；在成都的街头看到穿着七中蓝色校服走过的少年时，会恍惚觉得是他的身影；甚至晚上回家坐在客厅时，会觉得三同随时会从房间里走出来……她关注芝加哥的天气，关注芝加哥的新闻，更在有暴力事件发生时寝食难安……但她每次跟儿子联系，总是表达出鼓励和祝愿。今年9月当她再次听到枪击案新闻的时候如是说：

■ 每当大洋彼岸的芝加哥，传来枪击案的消息，郑少雄的母亲只能用文字表达牵挂。

今年夏天他硕士学位答辩结束，继续申请博士学位本来是他的心愿，也应该能够达成。但他不想让已经退休的妈妈继续生活在压力中。

三同妈妈身体并不好，在他小学时，意外脚踝骨骨折，脚上上了4颗螺钉，用了5根钢针固定，做了两次手术，初中时因为气胸曾被抢救。在港大读书期间，她又因为急性胰腺炎而再次做手术，随着年龄的增大，妈妈又得了高血压等慢性病，这一切都是三同的牵挂，最终他决定放弃读博，选择就业。他想在美国先锻炼一下，积累经验，然后回国发展，还清债务，孝敬妈妈。

■ 郑少雄照顾母亲的照片。

可惜这样一个心怀善意，聪慧纯洁的生命，冤死在罪恶的子弹之下。

三同对妈妈特别好。去美国之前，他把家里的每一个插座都换成开关式，方便妈妈使用，还给妈妈买了分药盒，以免她忘记吃药等。每个母亲节，妈妈的每个生日，三同都会用自己节省的零花钱准时给妈妈送礼物。

今年11月7日，像以往一样，妈妈收到了儿子从美国算好时间准时寄到的礼物，是一瓶香水，妈妈舍不得买的香水。那天她很开心，在群里晒了儿子的礼物。没想到，三天以后，三同就不在了，这瓶香水也成了这一生她收到的儿子最后的生日礼物。

■ 2021年11月7日，郑少雄母亲和我母亲的聊天记录。

悲剧发生的11月10日早上，三同妈妈给我妈妈发来微信，说：学校出事了，联系不上三同，那时候她浑身发抖。从11点到11点40分，他妈妈一直焦急地在各种留学群里询问，拜托各种朋友联系芝加哥官方。11点50分，手机上突然显示领事馆来电。

我妈妈知道大事不妙，当场就崩溃大哭。接起电话，传来了一个略带港澳腔的声音：“你是不是郑少雄妈妈？你的身边有没有亲人？郑少雄出事了，现在在医院里面，已经停止了心跳……”

从11月10日到现在，各种朋友、同学、同事都来慰问，亲人们也第一时间来到了三同妈妈的身边。在外人看来，三同妈妈表现出了一种出乎意料的坚强，有条不紊地处理各种事务。但我们知道，这份坚强却是极其的脆弱，因为这是妈妈为了能再见到三同，在强力支撑。三同可是他妈妈的一切呀！就在9月份，三同刚完成研究生学业，即将开始新生活的，三同妈妈如是说：

当希望变成绝望，这是何等的灾难；当三同妈妈做出要冒着疫情赴美接儿子回国的决定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面对这份绝望的时候，又是何等伟大的母爱。这条回家路不好走，路上势必还会有重重困难。作为三同的兄弟，现在也是他妈妈的“儿子”。如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妈妈走过这一关，以告慰弟弟三同的在天之灵。

就在今天（11月14日），三同妈妈将飞往上海，面签，然后经底特律，到芝加哥，去接回儿子。外交部和网民对三同的命运都倾注了极大的关注，美国领馆也将开通绿色加急通道办理。希望三同这条艰难的回家路，能够多一点好运和顺利。

斯人已逝，生者何堪。三同的回家路很长，他妈妈的下半生也很长，最后，由衷地希望三同妈妈的下半生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最大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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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物道 2018年10月16日侵删

在我身边经常能看到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明明正当大有作为，却常常感叹自己“老了”；甚至有人说：有的人25岁就死了，75岁才埋葬；而社交媒体上“人到中年不如狗”制造的恐慌依旧刺激着许多人的神经……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怕老怕死，
但变老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在变老的路上，有的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
有的人却活得有趣，老得漂亮。

老了，也可以很可爱

前几天，物道君有幸看到了纪录片《我心不老》，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就有这样一支乐队，他们平均年龄都有81岁了，依旧决定唱着歌，跳着舞，笑对死亡。对他们来说，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虽死无憾。

这支乐队叫做“Young@Heart”，即“年轻的心”，却是由一群70-92岁不等的老人组成的。如果说他们是全世界最酷的乐队，应该没人会反驳，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有的甚至还提着氧气筒，在舞台上活力四射，简直是用生命在唱歌。

关键是，一切年轻时髦的事他们都干过，唱着朋克摇滚，拍充满各色灯光和烟雾的鬼畜MV，玉米地里弹琴敲鼓，打扮成西部牛仔和飞车党，坐旋转木马、乘热气球、纹身……

千万别看他们一头的白发、一脸的皱纹和蹒跚的步伐，20多年来，他们开过欧洲巡回演唱会，门票一票难求；为挪威国王和皇后表演；就连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都是他们的粉丝。

他们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他们的身上折射出了顽强的生命力，那种不服老、要把生命活出精彩的勇气，才是一个人老了之后该有的精神状态。

老来会无聊吗？队员蓝尼86岁了，依旧是个眼明手快的“老司机”，转弯急刹闯红灯游刃有余，经常让警察头疼跳脚又无可奈何，而且他也是队员里兴趣最广泛的，除了乐队排练，他每周还会去单车俱乐部参加骑行，参加唱诗班和口琴班，将生活折腾地有声有色……

很多人总是怕老来无聊、孤独无依，
其实老了，依旧可以折腾地发光发亮。
“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

老了，也可以有所爱

如果你18岁热爱摇滚，80岁还会同样为它热血沸腾吗？

这群老人最打动人的地方源于他们对生活有所爱，尽管他们时日无多，即使唱着唱着就死了，依旧无法阻挡他们的热情。

一群老人唱摇滚朋克、R&B，想想都让人兴奋，但你千万别以为这是敬老活动，他们有专业的音乐指挥，每周排练三次，记不住歌词或唱得不好，同样会被训斥。为了最后的演唱会，老人们真的很用心，尽管过程中需要克服各种病痛及年老给他们带来的记忆衰退。

唱《I feel good》得边跳边唱，而主唱却是身受脊椎刺痛困扰的76岁老头史丹和83岁的曾曾祖母多拉。史丹唱到一半突然说：“我的背好痛！”但回到家里，他会躺着一遍遍练习。临上场，为把握好节奏，他们还会在剧场外再认真演练一遍。

而R&B歌曲《Yes We Can Can》更加难唱，歌词多而饶舌，根本就记不住。整首歌有一百多个“can”，有一段还要饶舌71个“can”，有人看得昏昏欲睡，有的则急得抓耳挠腮……

指挥包伯说：“他们最棒的就是刚开始觉得这太疯狂了，不相信自己能做到，但事后会去准备一切，结果往往超出了想象。”后来《Yes We Can Can》一路唱下来，全场都瞠目结舌。

导演问他们为什么加入乐队？他们说：“唱歌的时候忘记这把摇摇欲坠的老骨头，膝盖、髋关节、肩膀还有手指的痛……”导演问：“为什么选择唱这么难的歌？”他们说：“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我想试着去扩展眼界。”

蒋勋经常劝年轻人多出去走走，玩摇滚重金属、跟乐团都好，因为动机比能力重要。“没有动机，根本就没有出发点，连起跑点都没有。只要有动机，就很棒。最怕的是无所爱。”

一个是因无所爱而整天过得浑浑噩噩的年轻人，一个是有所爱而将生活过得丰富多彩的老年人，物道君会选择后者，因为有所爱，生活才会有盼头，才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无论你是年轻气盛，还是垂垂老矣，
都要有所爱，即便荆棘丛生、困难重重，
因为“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

我怕死，但我拥有了美好的一生

没有人是不怕死的，对于老人来说，离人生的谢幕更近。这也是这支老年人乐队时常需要面对却又无可奈何的挑战，正如队员佛列德所说：“你没有办法长生不死，这是要命的事实。”

75岁的队员巴布患有严重的脊髓脑膜炎，有一次糟糕到已经请牧师作最后的祷告了，结果他又醒了过来，在眼瞎耳聋认不出任何人的情况下一直唱歌，唱这20多年来乐队唱过的所有曲目，居然一句也没唱错，惊呆了所有人。

病情好转的巴布加入了乐队的排练。不管身体多么虚弱，他都能准时参加。指挥包伯每次排练前都会说：“谢谢你们能准时到。”原来，迟到有可能意味着永远的缺席。

可惜的是，在去给监狱演出之前，巴布因病情恶化去世了。突如其来的噩耗让老人们无比悲伤，但他们还是化悲痛为力量，唱了一首鲍勃·迪伦的名曲《Forever Young》，献给逝去的巴布，也是唱给失足的年轻人，更是在唱给自己。

在巴布过世一周后，83岁的乔也走了。乔是乐队里的实力唱将，记忆力好，语速快，咬字准，擅长说唱，在宣传海报中处于C位，但他同时也是癌症患者，4年来经历了6次化疗，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还没错过期间的任何一场演出。

他在进行及时性输血时说：“我一点都不担心癌症复发，我早把那段痛苦忘了。上帝知道你会在人世待多久，但你可以再往后撑一点点。”导演问：“那你还会继续唱歌吗？”乔说：“我不仅要持续唱，还要去世界各地唱，当人们为你鼓掌，对我来说是一种生命的鼓舞。”

影片最动人的一幕，是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佛列德，因为肺部积水，只能拖着氧气瓶颤颤巍巍地走到舞台中央，用他那磁性的低音，独自演唱《Fix You》，本来他和巴布搭档，可惜再也没机会了。他在台上用歌声怀念老友的同时，也让台下的观众哭成了一片。

这也是佛列德最后的演出，医生告知他大概还剩4个月可以活，但他说：“死亡并不会令我烦恼，我早就写好了葬礼的悼文。‘当你们听到这篇文章时，我已经离开你们到天上的办事处报到了。但不要为我悲伤，我已拥有一段美好的人生。’”

这个行将朽木的老人还不忘在悼文结尾开侄子玩笑：“还有，不管我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记得跟泰瑞要回一块八。”这些老人很乐观，也很风趣。他们无法避免身体衰老，却一直让心保持年轻。

巴金晚年说：“没有人因多活几年而变老：人老只是由于抛弃了理想。岁月使皮肤起皱，而失去热情却让灵魂出现皱纹。在你心中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收到美、希望、欢欣、勇敢、庄严和力量的信息，就永远年轻。”

愿你心中也有一个接收美和希望的无线电台，
即使到老，也和这群Young@Heart老人一样，
变得乐观、豁达、风趣，用不老的心讴歌生命。

2021年12月6日2022年3月16日

朱颜辞镜推荐 | 今天的中国，有一批年过九旬的知识人，仍以“垂暮”之姿回应着时代的命题

来源：大先生们 2020年11月23日侵删

学人君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有一批年过九旬的知识人，仍以“垂暮”之姿回应着时代的命题，不惧路之修远，上下而求索。

年过九旬，他们依然关心这个世界

吴敬琏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南京人，祖籍江苏武进遥观（今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著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重启改革议程》等。

“ 世界各国都需要创新。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促进社会制度、规则现代化的任务更重要、更紧迫，因此需要各方面的社会创新。除了我们这些“90 后”，希望社会各界都参与推动社会创新。我们都尽自己的责任，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希望。”

资中筠

资中筠，1930年6月22日生，祖籍湖南耒阳，出生于上海，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自选集》《蜉蝣天地话沧桑：资中筠九十自述》等。

“ 我本一介书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没有什么值得传世的事迹。但是，我所经历的时代却是大起大落，常有惊天动地之事，个人命运也随之沉浮。

……

实际上我退休以后从生活到思想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西谚云“人生自四十始”，我却是自六十始，甚至更晚。本来既无案牍之劳形，又无“课题”之催逼，清心寡欲，足以颐养天年。有书有琴，怡然自得。但是总是有一种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情结。在这个物欲横流、战火纷飞、杀戮手段日益升级，人性中“恶”的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的世界上，人类将伊于胡底？陶醉在“崛起”的豪言壮语中的吾国吾民何处是精神的家园？身居陋室，俯仰今古，心事浩茫，对斯土斯民，乃至地球人类，难以释怀，如鲠在喉，不得不发出声音。”

余英时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金城村，历史学家、汉学家，先后师从钱穆、杨联陞。曾任哈佛大学教授、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等。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著有《重寻胡适历程》《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人文与民主》《余英时回忆录》等。

“ 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叶嘉莹

叶嘉莹，1924年7月2日生于北京，号迦陵，土默特蒙古后裔，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自1954年开始，在台湾大学任教15年，1969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1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现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迦陵论诗丛稿》、《迦陵论词丛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等。

“ 我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把自己对于诗歌中之生命的体会，告诉下一代的年轻人，一个是把真正的诗歌吟诵传给后世。”

一世多艰，寸心如水；千年传灯，日月成诗——古典诗词传灯人叶嘉莹

江平

江平，1930年12月28日出生，浙江宁波人，法学家。1956年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2001年10月12日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著有《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论》《罗马法基础》《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等。

“ 江平九十岁诞辰（虚岁），众多先生的友人、弟子等相聚在北京京仪宾馆，庆贺先生诞辰。据悉，江平先生在现场发表了三点感想（大意）：
一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二是只向真理低头。
三是法治天下。法治高于改革。若改革无力，法治则为底线。”

厉以宁

厉以宁，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南京，祖籍江苏仪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史。著有《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等。厉以宁因其在上世纪80年代较早提出对产权不清晰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大规模股份制改造的构想，而被经济学界冠以“厉股份”的绰号。

“ 权力加无知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李泽厚

李泽厚，生于1930年6月13日，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80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他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命题，让人们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启蒙的责任担当。

“ 看中国还是要用“理性”的眼睛。中国那么大、那么复杂，用别的眼睛看都不行，用阶级斗争的眼睛、革命的眼睛、皇帝的眼睛、痞子的眼睛、道德家的眼睛，都不行。用简单的、情绪化的眼睛就看不清楚。不管人们用什么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捧中国或骂中国，我们都只管面对事实负责任地思考。我的口头禅是我只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许倬云

许倬云，1930年7月10日生于中国福建厦门，祖籍江苏无锡，历史学家，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学贯中西，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著有《万古江河》《心路历程》《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等。

“ 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

许渊冲

许渊冲，生于1921年4月18日，江西南昌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第二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后赴欧留学。回国后在北京等地外国语学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毕生致力于翻译工作，翻译出版了《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莎士比亚选集》《包法利夫人》《约翰·克里斯托夫》等中、英、法文学作品一百二十余部。

“ Truth can be known, but it may not be the well-known truth.
真理可知，但未必是。”

王鼎钧

王鼎钧，1925年4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兰陵人。笔名方以直，当代著名华文散文作家。他1949年去台，1978年赴美，退休后，定居纽约。王鼎钧一生淡泊名利，力求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对散文艺术的努力开拓，终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其“人生四书”、“作文四书”等作品销行极广，至今不衰。1992 年至2009 年，王鼎钧历时十七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这四卷书融人生经历、审美观照与深刻哲思于一体，显示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 我一直相信作品和作家没有道德上的关联，人格是人格，艺术水平是艺术水平。现在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太不长进，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聂华苓

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生于武汉，1949年与家人逃到台湾，因编辑《自由中国》受白色恐怖牵连，后赴美与丈夫Paul Engle创办影响力庞大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1979年，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作家隔绝三十载，首次相见于爱荷华。白先勇、林怀民、莫言等曾是她家客厅的座上客。而她本人也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是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著有《桑青与桃红》《梦谷集》《百花文集》（翻译集）等

“ 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着，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欺诈和各种利害冲突。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茅于轼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90年受聘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社科院退休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理事长，现为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著有《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我对他们的嘱托就是，我希望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非常希望他们追求真。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要追求？还要追求理，就是要有逻辑。这两点能做到，我们下一代就有希望了。”

杨苡

杨苡，1919年9月12日生于天津，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 当我能将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变成纸上的文字时，而且当然是说真话，不用假话骗人，这可能意味着我没有白白浪费掉生命。”

何兆武

何兆武，1921年9月14日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岳阳，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作有《社会契约论》《思想录》《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等。

“ 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2021年11月29日2021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