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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雅 2021年12月29日
他曾是我的北，我的南，我的东，我的西
曾是我的工作日，我的星期天，
我的正午，我的子夜，我的语言，我的歌赋；
我以为这爱是永恒的，可是我错了。
不再需要星光，把每一颗星星都熄灭，
把月亮包起，太阳毁掉，
倾尽海洋之水，伐尽森林之木；
因为如今，再也没有什么幸福欢喜。
——W.H. 奥登《葬礼蓝调》
12月28日，“生父将姐弟俩从楼上扔下坠亡案”再次开庭，生父张波和其女友叶诚尘被判决死刑，而痛失两孩子的生母在接受采访时说，要第一时间去将判决结果念给孩子们，让她们瞑目。但她同时说的话令人心碎——“哪怕判两人死刑，对于我来说都不是最终的结果。我只能慢慢地去接受这一切。”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丧子是所有丧亲类型中最令人痛苦的。而在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下，这种丧子对于父母来说，很大概率意味着丧失唯一的儿子或女儿，令人痛上加痛。这些父母面对的，已经不是“如何走出来”这样简单而短暂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往后余生，与最噬骨的哀伤、再也不完整的生命和孤独的晚年妥协、共存。
一、李兴光：丧女十一年
从愤怒到与自己妥协
在女儿去世之前，李兴光原本觉得生活没有什么愁事。他的女儿乐乐乖巧懂事，两人关系极好。从女儿上初中开始，他每个假期还没到就会开始跟女儿一起规划行程，之后会开车带女儿一起去一个城市玩上一周多。
那时候，李兴光每年最期盼的日子，就是女儿放寒暑假的时候。他会陪女儿去她喜欢的博物馆、历史古迹，一路玩，一路摄像——在乐乐出生的那年，李兴光买了两台摄像机，之后每年都要用摄像机记录她的生活。这样的录像带，李兴光攒了一箱，想着等乐乐结婚的时候，找人做成一个录影带，一家人可以一起回忆、分享女儿每一年的成长。
然而，这录影带，定格在了乐乐18岁那年的春天。那个星期天的凌晨四点，李兴光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电话那头是学校的老师，说：你的女儿生病了，赶快过来。而等到李兴光赶到学校时，保卫科的人却过来直接说：您女儿已经去世了。不可能，不可能……女儿之前没有什么病，一次也没住过院，怎么可能去世呢？一定是搞错了……
他愣在原地，不能相信。
直到接了一个朋友的电话，直到愤愤不平的朋友把很多电视台的人叫来，看到面前乌央乌央的人，都是为自己而来；直到在医院看到了女儿被裹在塑料袋子里的尸体，李兴光才终于开始相信，可能真的没搞错，可能真的是自己的女儿去世了。“当时只觉得，整个世界都是虚幻的，好像在做梦。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一个空荡荡的会议室，正在放电影，却不知道放的是什么电影。整个世界是如此的不真实，我连哭都没想起来哭。”
李兴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学校的，他当时只想找校领导要一个对女儿死因的解释。然而，他不仅没有等来校方的回应，甚至连一句道歉都没有等到，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接、共情他的愤怒与哀伤。几天后，校方连校门都不让他再进，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他心中的伤痛远没有平复，也不可能被平复。“那是我的宝贝女儿啊！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怎么能一句轻描淡写的‘过去了’，就了事了？”学校的冷漠堵死了他寻求安慰的最后出口。那一刻开始，他决定，一定要和学校闹到底。
他开始租用学校斜对面的商铺，每天摆上花环，拉了横幅，播放哀乐，闹了一个月，依然没有等到校方的回应。他于是决定起诉学校，开始疯狂搜集资料——调查女儿学校校医的行医资质、在各种报纸上找有关疑似猝死的患者被救活的报道……准备了整整一年，终于等到公开庭审。
但庭审当天败诉的宣判，彻底打破了他最后的念想。法官读判决书的那一刻，李兴光觉得自己好像坠到了什么地方去，大脑一片空白，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存在的最后一点价值都已失去。庭审结束后，法官同李兴光说：“回家吧，慢慢养伤吧。”是啊，回家吧，慢慢养伤吧，养心里的伤——可是没了女儿，他哪里还有家呢？
这之后的近十年，李兴光几乎再也没跟身边的人谈起过自己女儿的事，也不想着再为她“喊冤”了。
“我如今已经慢慢和自己和解了。但是有些伤痛和记忆就在自己心里，你没法抹掉，只能适应。我也不希望给身边的亲人、朋友带来不好的情绪，你就算讲了，别人顶多能安慰你一下，又能怎么样呢？没有经历过丧女之痛的人，没法理解这种感觉：那是五脏六腑活生生地被放在刀尖上去剜的痛啊！这痛由最开始的撕心裂肺、鲜血淋漓，慢慢变得越来越麻木，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痛了。可能随着时间流逝，你已经在生活中慢慢接受这个事实了。
可是，你的生命早已不再完整，早已变成了一个残缺破碎的人。甚至有的时候会恍惚，会突然在某一个下午想：唉？她不是去上学了吗？今天是周五，她不是该回家了吗？然后你才突然意识到，哦，她已经死去十一年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往后的生命里，不会再看到她哪怕一眼了。永远地，永远地。”
二、徐世海：不让悲剧重现
儿子自杀后的一年，开始挽救更多的少年
“他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又体面，纵身跃向了自己的向往的自由。把山一样的痛苦，海一样的悲伤，留给了最喜爱他的人。父母的世界，从此便没了阳光，长满了永久的伤。”
徐世海的这段日记，写于儿子浩宇跳楼自杀后的第三天凌晨一点。浩宇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法理解和接受儿子的自杀。在儿子猝然离世前，他从没觉得两人间的相处模式有什么异常：徐世海对儿子很少有成绩上的要求；他从不问孩子考了多少名；儿子爱唱歌，他就给儿子充几千块的KTV年卡；儿子爱画画，他就花钱给儿子报画画班……
那儿子为什么会想不开自杀呢？徐世海一定要问个明白。
他下回浩宇的QQ，登录他的账号，发现了三四个“约死群”，群里的聊天内容，往往都是围绕“死亡”、“自杀”展开。如此黑暗、绝望的内容令他震惊。在找寻儿子去世原因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更多孤独的、敏感的、像儿子一般岁数的青少年。于是，他陆续加了群中那些发“S”（死）字样最多的孩子，跟他们聊天，陪伴、劝导他们。后来，凡是在网上给他留言的，徐世海看到都会回复，有需要时也会把电话微信给他。
一年多来，他已经和不知多少个孩子聊过天。跟他们聊天越多，他才越来越理解他们心中的苦。有些孩子遇到的处境听了让人愤怒，愤怒到无法忍受，只好半夜自己跑到院子里抽烟。这时他就会越怕，怕自己没有劝导成功，孩子最后还是走上了绝路，那么又将有一对父母陷入没日没夜的悲伤之中。
每一次看到这些孩子，徐世海更会想起自己的孩子，也会有更多的内疚、自责，觉得如果能早一点发现这些问题，也许儿子就不会走了。同时他还会升起很多愤怒与遗憾：把别人的孩子救了，自己的孩子却没救到。但即使这样，他觉得自己还是要做下去。毕竟自己经历了这种丧子之痛，不想让更多的家长再承受这种打击了。
有时，在徐世海的想象中，儿子在他现在的世界里幻化成一只正义又有能量的天使，来帮助小伙伴们战胜一切邪恶的教唆与思想。现在，帮助更多的孩子、家庭，也成了徐世海的责任。每每想到这里，徐世海那颗快要灭掉了的心，就一下子又燃烧起来。徐世海知道，这是儿子给他的力量。
三、丧失子女的父母，究竟面对着什么？
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罗丝在其《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中，提到了“五阶段论”，该理论很快就成为哀伤心理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理论。这五阶段包括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
在上文提到的两位父亲身上，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这五个阶段：
首先，是否认。面对孩子死去的消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
第二阶段，是愤怒。难以置信的父母会觉得不公：“为什么？凭什么是我的孩子？“会试图追责，试图找出是什么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第三阶段是沉浸在“讨价还价”式的假设之中。比如：“如果当时我的孩子当时有被及时送到医院/如果那一晚我没有说那句话…… ”
第四阶段则是沮丧抑郁。父母最终会明白，无论自己怎样做、怎样想，都无力回天。最终会陷入无助的境地。
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接受。丧亲的父母最终回接受现实，与哀伤妥协，努力带着伤痛建立起新的生活。
在经历这些阶段时，人的情绪会经历很大的起伏波动，就像美国作家琼狄迪恩描述的其丧女之后的感觉——“心中的愤怒、没来由的狂躁和盲目的暴虐”。
《蓝夜》书写自己与女儿的离别之痛
根据 “哀伤五阶段”论，当人处于“愤怒”的第二阶段时，很容易被非理性的愤怒裹挟，将对愤怒情绪的发泄作为一种转移和减缓剧痛的方式。这种愤怒会在无意识中指向身边的人。这种愤怒不仅损害人的健康，让人容易陷入自责，而且会对当事者的人际关系造成极大的伤害。如此一来，丧子父母所面临的孤独，往往是致命的。
丧子的父母不仅面对着内在的愤怒、愧疚、孤独感、被抛弃感，而且还要面对外在的压力。由于他们的痛苦太深重，没有类似经历的人一般无法理解。尤其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丧亲在很多时候会被看作一种不吉利的事，长时间沉浸在哀伤中的父母也往往会受到歧视。
正如李兴光所描述的，“跟曾经的朋友相处时，总有一种不再平等的感觉，别人要么是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你，要么是特别地‘照顾’你，这种滋味让人很不好受。”即使是身边关心自己的人，也往往会劝说他们“快点走出来”，“不要再悲伤了”，殊不知，有相当比例的丧亲者心中的伤痛已经演变成病理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延长哀伤障碍”（PGD）。
前者包括闪回、噩梦、对创伤事件无法控制的思虑等，而后者包括伴随着剧烈的情感痛苦而出现的情感麻木、难以体会积极情绪等哀伤反应，同时伴有生理性的失眠、无力、免疫功能下降。这些反应都会让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功能受损。周围人或出于好心，或出于厌倦地生硬否定丧亲者的感受，只能让他们更加感到不被理解。
四、丧子父母如何疗愈哀伤？
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王建平撰写的《哀伤理论与实务：丧子失独家庭心理疗愈》一书中，王教授为丧亲的父母介绍了应对内心哀伤的方法。
父母首先要学会面对内在的愤怒、哀伤与内疚。可以同可信的亲友或者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交谈，通过谈论这种愧疚，并倾听他们的意见，从而审视自己的哀伤和想法，不至任由情绪发酵，陷入悲伤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同时，明白自己为何愧疚，为何愤怒，诚实地面对它们而不回避，也可以使自己对这些情绪产生意识，而不是被它们掌控。
但对于陷入某种负面情绪的循环的父母来说，这种自我调节往往是艰难的。因此，主动走入人群、寻求外部帮助也是重要的一步。哀伤心理学家西尔弗曼博士在对丧偶者心理互助群体的研究中发现，有共同经历的哀伤者可以彼此提供有效及时的互相疏导与帮助，这也被称为“第一道防线”。
只可惜，在中国，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并不普遍。徐世海说，儿子刚走时，他也曾想组织一个群，让同样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家长们互相抚慰，却遭到了大多数家长的拒绝。这一是因为不愿意拿伤口出去展示，二是在中国的环境和传统之下，很多人会将丧子看作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因此，更多家长选择了闷在心中，自己消化。
同时，国内也几乎没有专门、有效的机构，能为这些家长提供帮助。在许多发达国家，哀伤心理治疗作为一种独立的心理治疗门类，已经较为发达，但是这一门类在中国尚未发展成熟，加之在国内，大众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度并不够，丧亲父母们会采取的普遍甚至唯一的过渡方式，都是靠朋友们的陪伴和劝导，来慢慢熬过最初几个月的丧子之痛。李兴光是靠朋友们的轮番陪伴才度过最煎熬的前半年；徐世海刚刚丧子后，也是朋友们们请假轮流开车带他去各地旅游，陪他散心。“虽然这远远不能填补心中那份剧痛，但是这样的感动和温暖，已经是我在人生至暗时刻里最需要的光了。”
可是亲友们的陪伴都只是暂时的。朋友们渐渐回到各自的生活后，这些父母们又要在如今空荡荡的房子中，独自面对心中的伤痛。许多父母会在这时选择让自己忙碌起来，以此搁置、回避悲伤。徐世海和妻子就不顾四十多岁的生育高龄，冒着风险又要了一个孩子。“否则怕自己太闲了，触景生情，活不下去。当时为了要妞妞，不停地孕检、孕保，跑个不停，一忙起来就好多了。从前，我爱人每天像半个死人一样，都哭傻了。现在哄着小妞妞的时候，烦恼也就靠边站了。”
许多父母也会选择投身一个新的事业，让自己忙起来，动起来。李兴光在初丧女之后会不停地与学校打官司、收集资料，徐世海则选择去劝导、“拯救”更多绝望的青少年，并之后真的去学习了心理咨询师方面的知识，考过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证书。
当然，无论怎样努力，丧子的哀伤只能和解、共存，而无法消除。痛失所爱的父母们，也只能用自己的余生在绝望之中抗争，顽强又坚定地在之后的漫漫时日里，面对、审视与重置自己对孩子深切而真实的爱，以自己的方式适应日后不再完整的人生，与这人世间最深切的哀伤和解、共存。
感谢所有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