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人生视角

来源：海峡网 2025-01-30 侵删

编者语：虽然这是一部书的推荐，但其表达的理念却能带给我们启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爱自己，爱自己才能跨越困境，甚至改变周围的事物。

90岁美国心理女博士在《心的重建》里，让人泪目的一段话！她说：“人生几乎是不可避免会发生各种让我们痛苦的事情，而真正痛苦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件事的回应、反应。”

一番话宛若一束光，穿透了无数人敏感又脆弱的心。

人生是一场持续修炼的过程，我们会遇到很多的磨难和挑战。中年失业、亲人离世、婚姻破裂、子女远行、疾病困扰……一切看似普通，但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失去的痛苦是撕心裂肺那般疼。

有很多人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就会失去人生的方向，沉浸于痛苦之中难以自拔。负面情绪就像是慢性毒药，侵蚀着我们的内心，直到我们彻底放弃，荒度岁月。

90岁美国心理博士露易丝·海认为，人生是一个持续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失去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痛苦也会真实存在，并且一直伴随着我们。想要摆脱痛苦的牢笼，就必须拥有重建心灵的能力和勇气。

如何重塑信心？如何让自己从痛苦中抽离？

露易丝·海的前半生可以说是经历坎坷，幼年时父母离异，母亲再嫁，让她受尽继父的虐待；

5岁时被邻居侵犯，医生的证词使她的童年陷入无尽的非议和嘲讽中；

15岁辍学打工，怀上了孩子，被男友抛弃；

28岁的她结婚成家，没想到十四年后丈夫带着金发美女，威胁她去离婚；

没过多久又被医生诊断出了癌症……

命运给予露易丝·海重重磨难，她却从未被打败过！在《心的重建》中，露易丝·海是这样写的：“我愿意感受伤痛，当我允许自己伤痛时，疗愈就开始了。即使我很难过，但我爱我自己。”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人生会是完美的，我们想要冲破重重枷锁，就要先学会接纳苦难的存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拼尽全力战胜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迎接未来的种种挑战。

在得知自己患上癌症的时候，露易丝·海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在心中反思自己患上癌症的原因。她意识到，或许是因为自己遭受太多的痛苦，情绪上的波动对身体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露易丝·海一开始不懂得如何化解对“别人”的愤怒和怨恨，这些恨变成了毒素，如果无法消除这些恨，哪怕切除了肿瘤，毒素将会依然存在，继续毒害自己的身体，从而夺走自己的生命。

知道了“病因”，露易丝·海也明白了：医治它的唯一方法，是要往内在寻找，寻求根治的方法。

露易丝·海在《心的重建》里写道：“我开始每天学着去爱自己，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镜子里的自己说‘我爱你’！”

心境的改变让露易丝·海整个人由内而外都焕发新生坚持六个月后，奇迹发生，她痊愈了，还活到了91岁高龄。所以说，中医上“病由心生”确实是这样的道理。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改变自己的思维，从痛苦中解脱，露易丝·海成为了全球知名的心灵疗愈师，她用自己的文字，为无数在人生中感到迷茫的人，给予了极为治愈的力量，让他们学会如何在痛苦中，疗愈破碎的自己。

曾经有一个母亲带着15岁的男孩，找到了露易丝·海。男孩被诊断出了恶性肿瘤，医生说只能活三个月。虽然希望渺茫，但是母亲和男孩都不愿意放过每一个机会。

他们听从露易丝·海的建议，积极调整心态，养成新的生活方式。

一段时间的疗愈后，他的身体渐渐康复，还做了喜欢的戏剧工作，生活在慢慢变好。

露易丝·海说：“内心的信念，主宰着行动，间接影响着未来的人生走向。”

当我们接受自己、赞同自己时，生活就会恢复正常。因为与一切握手言和，是最好的解药。该书一出版，就引发强烈反响，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连续50周获得第1名，《心的重建》至今已经被翻译成26种语言，畅销35个国家，销量高达5000万册！

心理专家张德芬老师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也是在生命中有重大的失落，无论是分手、离婚、失业、亲人好友离世，这本书都是一本对你‘开卷有益’的好书。”

樊登也曾多次在各个平台推荐这本《心的重建》：“极具指导价值，可谓心理治愈的工具书。”

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失去，这些别离会给我们带来伤痛，让我们深陷悲伤与痛苦中。露易丝·海认为让我们痛苦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我们面对痛苦的思想和回应方式。

在露易丝·海的这本《心的重建》里，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我救赎的解药。她用亲身经历和来访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念力，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人生。”

如果你的人生处于迷茫无措的阶段，一定要读读这部《心的重建》，感受专业心理疗愈师，给予后人的智慧和经验。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人生旅途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让我们重新找到内心的安宁和归属感。

来源：哀伤疗愈之家 2025年01月20日 侵删

以下文章来源于显微一线观察 ，作者显微观察室

这群特殊的群体，或许只存在于一代人之间，即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的“老二”。

与那些深受“多子多福”观念影响、追求生“儿子”而超生的家庭不同，“老二”出生的原因只有一个：作为失独家庭的替补。

另一方面，“老二”们又是带着任务出生的：

他们从出生起就承担着家庭粘合剂的角色，遭受过丧子之痛的父母对他们格外“在乎”。但不少“老二”坦言，他们虽然拥有比常人更多的家庭关注，看似不缺爱，却很害怕亲密关系。

出生于1995年的王路，就是这样一个“替补”——王路曾经有个姐姐，姐姐在9岁的暑假和朋友们下河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三年后，王路作为“替补”出生；虽然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他却一直活在姐姐的阴影之下。

“因为我们的父母，爱的不只是我们”，同是“替补”的卢健说。

卢健的姐姐患有基因病，不满5岁便去世，她出生后，父母“没有别的希望，只希望她健康”，因此取名卢健。

由于父母害怕她身上重演姐姐的悲剧，因此从卢健诞生起，这个家就在做“脱敏”训练，“父母爱我，又怕爱我，他们怕投入太多感情后，发现我和姐姐一样。他们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告别了”。

同时由于父母生育他们时已处于“大龄”，不少“老二”成年时，父母已经老去，他们无法像其他人那样慢慢成长，必须立刻面对养老等话题。

本期显微一线观察就将走进这样一个群体：作为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在他们身上，独生子女、养老、中年危机等问题显得尤为尖锐。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文 | 叶一文
编辑 | 陈晓燕

01 “我就是一个妈宝”

公司总部搬迁时，身高1米82的28岁的王路再一次坐实了“妈宝”的称呼。

此时王路所在的事业部，要从中部省会搬到东部省份去。为了方便员工过渡，公司在迁入地提供员工宿舍。

王路63岁的母亲知道消息后，要求去王路即将生活的新城市“看看”，她特地从600多公里外的老家赶到省会，替他整理好了行李。退掉租房后，她又跟着王路去往1000多公里外的宿舍。

铺床、打理卫生、收拾衣柜、添置生活用品、观察菜色……

前后忙活3天，直到给王路冰箱里塞满半成品，王路妈妈才念叨着“你结婚了，有个人照顾你了，我就不用这么操心了”，然后买了最早一班动车，坐了7个小时回到了老家。

员工宿舍是个八卦中转中心，其他分公司的员工也刚来此，彼此之间尚不熟悉。由母亲陪伴搬家的王路就像一个“异类”，很快成为了大家的谈资。

“被大家当做妈宝看，已经贯穿了我的生活”，王路说，这一切源于他是“老二”。

从户籍上看，王路是独生子，但从懂事起，王路就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孩子。

王路有个素未谋面的姐姐，姐姐出生于1983年，于1992年暑假不幸溺亡。姐姐溺亡后，身为老师的父母相互指责，甚至在亲戚面前大打出手，这个曾经幸福的三口之家一度风雨飘摇。

直到1995年，王路作为这个家“替补”的孩子出生后，这个家才得以维系。

丧女之痛，让王父王母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王路身上。

从小父母接送已是家里心照不宣的约定，读高中时，王路的身高已超过1.8米，在南方小城算是“大高个”，但王父王母依旧会每日接送他。

高三时，为了让王路多睡一会，老两口在学校附近不到500米的小区租了房子陪读，即使这样的距离，父母也没有放弃“接送”。

“我也不愿意做妈宝女，但是我没有办法，我生来就是带着任务的。”同样是“老二”的卢健说。

卢健有个素未谋面的姐姐，姐姐自小有基因病，不满5岁去世。之后卢健作为修补父母感情的粘合剂出生，“从小到大，我身边的人总是会提醒我，我父母不容易，我必须比别的孩子更听话”。

长此以往，卢健习惯了当个“妈宝女”。

“或者说，我们不忍心再去伤害父母，他们内心的恐惧比我们大”，00后龚竞就是如此。

上个世纪90年代，龚竞母亲接哥哥放学回家乘坐公交车时，因没注意后方来车，哥哥下车时被后方来车撞倒，随后卷入车流后身亡。亲眼目睹孩子身亡的母亲，自那以后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直到现在我出门，我妈还是会时时刻刻联系我”，龚竞说。

根据中国致公党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1.9亿，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中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虽不知道有多少家庭，会在此后诞下另一个孩子，但大部分家庭都会长期生活在阴影下。

02 “想恨他们，但我恨不起来”

看似拥有家里最多的爱，却无法像独生子女一样独占家庭宠爱、肆意享受，几乎是所有“老二”的共同感受。

“我姐姐去世30年了，我没见过她，但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她的存在。”卢健说。

她曾经翻到过妈妈给姐姐写的出生日记，日记里妈妈记录了她初为人母时的开心，也详细记录了这个家庭如何欢迎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爸爸和妈妈每天都在学习如何带孩子，还计划着以后要送女儿去学跳舞；奶奶梦见神仙托梦说这是文曲星下凡，未来会是个大学生；爷爷要求名字里必须带辈分，说是女儿也得记入族谱；外公和外婆则找人算她的八字，希望有难能提前化解，保一辈子平安无忧”。

姐姐出生的年代，家庭照相机并不普及，妈妈每年都会带她去影楼拍一张照片，背面郑重地写下时间。

但出生在物质更为丰富年代的卢健没有享受这个待遇。

单从名字来说，卢健的名字就单薄多了——姐姐的名字是爸爸跑到图书馆翻阅一整本辞海取的，寄托了父母对姐姐未来的期待，“但是到我，父母没有太大期望了，就希望我健康，所以给我取名叫卢健”。

从小卢健就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她总觉得这个男性化的名字太沉重，所以小学时QQ流行开来后，卢健“偷”了一个同学的小名“豆丁”当做自己的昵称，“因为那个女生在周记里说，自己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每个人都会无条件爱她，陪她过每一个生日”。

王路也一直生活在姐姐离世的阴影下。

王路的姐姐生前不会游泳，溺亡后这件事一直压在母亲心头。所以王路6岁刚进入小学时，妈妈就送他去学游泳了。

但和其他小伙伴学游泳不同，王路的妈妈总是会全程陪同，泳池里小男孩戴上泳帽和眼镜后看上去一个样，每当不能第一眼找到王路时，王路妈妈都会焦急地在泳池边喊“王路，王路”，直到王路安全重回视野，她才放心。

除了无时无刻盯着王路，母亲还会严抓王路游泳的每一个姿势，担心他因为动作不到位“发大水时不能救自己”。

王路还记得，自己有次上课时不认真，回到家后母亲用衣架抽打他，“那时她嘴里还在念叨‘让你学游泳，我是害了你吗？’”打完后，妈妈又抱着王路哭，求他“原谅妈妈，妈妈实在是担心……”。

但问及是否“憎恨”亲人时，卢健沉默了。她不知道该怎么憎恨、或者说不知道该恨谁。

“恨爸妈吗？我恨不了”。卢健的家庭富裕，从小就有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刚上大学时，“对自己没什么希望”的父母，就给卢健买了房；而且卢健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她不想上学时只要说一句“不舒服，不想上课”，家里人便会放下手头一切，带着她去医院。

哪怕后面卢健为了证明自己能力，决定去外地工作时，父母也不是担心她的职场规划，而是担心女儿“身体行不行”，告诉她“撑不住了随时回来”。

至于姐姐，卢健更不忍心去恨。

“我姐姐也很可怜”，卢健姐姐患的是基因病，家里人虽然三缄其口不聊具体病症。但大学时卢健做过相关义工，看见过小小的孩子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的场景。

图 | 某医院儿童住院病房

“我家人很苦了，我恨不了他们”，卢健说。

王路也不知道该怎么憎恶。他的父母都是老师，那个年代计划生育要求夫妻双方都是体制内的，不能生二胎，“如果不是姐姐去世，我连出生的权利都没有。”

但他更心疼姐姐，“游泳时我呛过水，我知道那种绝望”。

03 “没有缓冲的中年危机”

更让“老二”们迷茫的是，他们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人生，就要面临中年危机。

或者说，父母的年龄，没办法给他们缓冲的时间，他们必须比同龄人更早面对父母养老的问题。

这一点王路深以为然。

王路研究生毕业时，母亲60岁，父亲65岁，同时父亲还被诊断出了癌症，需要治疗。因此在毕业季，周围同学都在计划旅游、找工作时，王路只能奔波在医院和家里之间，“偶尔抽点空去面试”。

他找工作也不像同学那样，会考虑未来发展、工作强度，和自己是否热爱，“而是首先考虑稳不稳定、离家近不近，会不会失业”；最后权衡之下，他选择了老家省会的一份国企工作。

聊起这件事时，王路有些难过。

“我上学时很自卑”，王路说。他的母亲生育他时已经35岁，父亲40岁，到他小学时，父母比身边同学的父母大一轮，甚至赶得上有的同学爷爷的年龄。有好几次父亲接送自己时，父子组合被认为是爷孙组合。

所以从小王路就计划着要去“远处”读书，去一个父母不会接送的地方读书、留下来。

后来他如愿去了一个离家1200公里的城市读书，为了能在当地留下来，本科加研究生7年，王路比同学们更用功，年年都是优秀毕业生。

“但是最终我还是回家了，我父母需要我”，而这次公司搬到外地，王路也面临着比其他同事更大的压力。

“你知道的，我父母年纪大了”，他计划着“降薪也要调回去”，或者辞掉工作，回到父母身边“再考虑接下来的事”。

卢健的父母也不年轻了，总是念叨着“女儿再不结婚，以后没办法给她带孩子”，但实际上，父母的养老压力比婚姻压力来得更猛烈。

2024年夏天，卢健的父亲摔伤，母亲照顾了3个月后，也生病卧床，无奈之下家人通知了在外的卢健。

卢健得到消息后放下手头工作，赶回老家照顾父母，等她再回到公司的时候，原本的升职加薪机会也泡汤了。

“接下来父母的身体会越来越差，他们养老的问题迫在眉睫”，30岁的卢健不得不去打听养老机构，望着都是40多岁、50多岁中年人在给父母安排养老机构、讨论父母死亡话题时，卢健哭了。

她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成长，就要去告别，“就感觉我的生命总是匆匆在赶路，没有一刻是在为自己活的”。

“但我知道，这是我作为‘老二’的宿命”，卢健说。

04 无法进入的“亲密关系”

面对父母的养老压力、父母随时离世带来的孤独，以及会面对的风险，王路有思考过找一个伴侣去抵抗。

但他发现自己没办法进入一段亲密关系。

王路小时候生活的城市有一条纵贯城市的母亲河，那条河有许多支流。

80-90年代的暑假，孩子们娱乐方式有限，很多孩子都会结伴去河边玩耍。姐姐暑假背着父母，和朋友下河游泳溺亡后，父母担心悲剧再度发生，不允许王路单独出门。

“小时候是把我锁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看管，爷爷奶奶去世后，就是给我报补习班”。

另一方面，父母将对大女儿的期待也投射到了王路身上。“他们总担心我受欺负”，王路回忆说，每当小时候自己和其他孩子之间有点摩擦，他的爸妈都会找上门去要个“说法”。

“我生活在一个小城市，大家知根知底”，那些家长知道王路父母的遭遇，就会再三嘱咐自己的孩子不要欺负招惹王路、要让他。

“小孩子又不知道什么叫欺负”，于是他们只能选择远离王路。

加上父母做老师的职业习惯，他们会严格地管理王路的社交，“他们担心我学坏，毕竟我们家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

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王路，没有一个谈得上交心的朋友，也不知道怎么和同龄人相处。

“换句话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经营一段健康的，属于我和同龄人之间的关系。”王路说。

龚竞和卢健也发现，虽然享受了家里无微不至的关爱，但很难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

“我自小就觉得母亲对我若即若离”，龚竞回忆说。

比如母亲会和他保持联系，但不会搂住他、给他讲睡前故事；会给他准备好换季衣服，却不会关心他最好的朋友是谁、也不会主动拥抱他、夸奖他，“感觉我的母亲有些抵触爱我。”

稍大一些后，龚竞知道了和母亲相处的“别扭感”从何而来，他亲耳听到母亲对亲戚说“那次（姐姐去世）疼怕了，自己不敢再对孩子投入感情了”。

从那以后他和父母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外界看上去我们很紧密，但只有我们知道，我们是紧密又松散的一家人。”

卢健的经历和龚竞有些类似，“我父母总是说对我没有什么期待，就希望我健康”。

但是她又明显感到父母其实是有期待的，只是太害怕再度失去自己，所以一直处于“逃避”感情之中，“就好像他们随时做好了和我告别的准备”。

而且在卢健的回忆里，父母经常争吵，尤其是自己生病住院时，“父母会互相指责，是对方基因不好，担心又生了一个病孩子，或者是对方没有用心照顾孩子”。

从亲戚的口中，卢健也得知，姐姐去世后、自己出生前的那段时间，父母分别考虑过“再找个人，生个健康孩子”。

不知不觉中，卢健逐渐养成了“讨好型人格”，总是担心别人生气，“我总是在内耗、诚惶诚恐，我害怕把真实的自己暴露给别人”。

在这种难以用语言描绘的共生关系下成长起来的“老二们”，感情之路也走得格外艰难。

父母的变态的“管控欲”成了王路感情路上的绊脚石。

“我只谈过一次恋爱，对方在私企工作”，但对方并不符合王路母亲的标准。在王路母亲心中，儿媳身高应该在1.65米以上，名牌大学毕业，最好有个编制，父母也应该在体制内工作。

“我甚至觉得她不是在找儿媳妇，而是在按她心目中的女儿挑选。”认识到母亲企图通过“儿媳”去填补“姐姐”的位置后，王路选择了和对方分手，并不再恋爱，“因为不管我怎么找，都没办法找到‘姐姐’。”

卢健则在感情中历经多次失败，始终没有办法去享受其中。

“虽然我很不想把自己的感情失败归结于原生家庭”，卢健顿了顿说，“可每当我想起来我名字的由来，就感觉无时无刻在提醒自己，家里有基因病史，我不配进入一段感情，我不配拥有高期待。”

而龚竞则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伴侣”这一角色，干脆拒绝进入感情，他觉得那些关于家庭的“使命”，就到自己这代就好了。

就如同余华的小说《第七天》所描述的“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我永远困在这潮湿中，在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日子里，掀起狂风暴雨”一样。

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家庭，这个雨季永远也过不去。

（应作者和观察对象要求，本文均采用化名）

 

来源：人民日报 2025年01月03日

2024年，5月的最后一个周二，朱锐拄着一根登山杖走进教室，缓缓走到讲桌前坐下。

教室里气氛安静、平和而庄严。上课铃响前，一个短发女生躬身询问朱老师，是否可以给她签个名，朱锐很认真拿起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名满面微笑的教授，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一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门选修课，叫做《艺术与人脑》，主讲人是特聘教授朱锐。

朱锐罹患结直肠癌已有两年，头发略显稀疏、身形瘦削，平和友善的微笑背后，是每天都需要服用大量药剂才能缓解的疼痛。化疗期间，朱锐常常被医生催促赶紧回医院，而他只是平静地回复对方：“你现在正打扰我上课呢。”

直到2024年4月，朱锐笑着当堂宣布了一个消息：他的化疗停止了，不再会耽误给大家上课了。因为化疗没用，治不好了。

偌大的教室里霎时一片寂静。

胡可欣是朱锐的研究生，即将继续跟着朱锐攻读博士学位。回忆起那节课，胡可欣苦笑着摇头，“我心里有点难受，但他又表现得那么轻松，我不知道如何应对。”

坦白自己的病情后，朱锐的课堂受到了空前的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旁听生”每周二准时涌入人大立德楼，教室一度拥挤到无法落脚的地步。

朱锐上课没有讲义，不做课件，他尽量将课程内容讲得通俗易懂，只要不是疼痛难耐，一般都会站着授课，只是2024年3月以来，他坐着的时间越来越长。

5月28日的这节课上，他唯一一次站立，是为了给学生演示照镜子时人的体态。

“有的人照镜子，是为了检视自己的仪态，有的人是为了认识自己……我现在就很少照镜子，我长得又不好看，还一副病容。”或许是他的神色过于轻松自然，课堂气氛并未变得沉重。

二

生病之前，朱锐留着一头自然卷的头发，年近花甲的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年轻艺术家。

尽管不避讳讨论疾病和死亡，朱锐还是不太愿意展示自己的病容。刚开始化疗的时候，他一直戴着帽子和手套，遮住剃发和输液的痕迹。他会认真地回复学生学术上的疑问，却总是跳过问他身体情况的那一条。

有次下课后，胡可欣找朱锐交流，他脸上带着微笑，开口却是拒绝的话：“我们下次再说吧，我现在浑身太疼了，需要早点回去休息。”

胡可欣感到很难受，“你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但他表现给你的永远都是那样轻松自然的状态。”

生病的事，朱锐也瞒着学校，病情被大家知道后，朱锐拒绝了绝大多数的采访和探视，提出要继续上课，哪怕身体撑不住无法赶来学校，也要开视频会议，把课上完。

三

朱锐的门生强调，比学术方面的指导更珍贵的，是朱老师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向他们传达的美好品格。

胡可欣说，“他其实是一个有点严格的老师。”师门的微信群，每周都会开会讨论问题。

“许多人提到老师，总避不开他的学术成就。但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老师为人处世的品质。”朱锐的博士生赵海若说。

与其说师生，朱锐和学生的关系更像是同行、同事。他爱好爬山，经常边爬边给学生打电话聊论文；偶有师生意见相左的情况，他也鼓励学生据理力争。

朱锐从不吝惜鼓励学生。他对刚入学的硕士生说“你一定能成为伟大的学者”，他毫不保留地夸赞学生还不算成熟的论文可以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赵海若说，“他说那些话时的语气和神态，能给人莫大的鼓舞和信念感。”

四

2024年6月，朱锐病情加重，医生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你还有个把月的时间。

人生的最后阶段，朱锐住进安宁病房，他每天7点起床，由看护人员搀扶起来，坐10分钟，状态好的时候，亲人也会推着轮椅带他去花园里散散步。他的轮椅上，始终还挂着那根登山杖。

7月17日，学生们见了朱锐最后一面。“老师强撑着身体，和我们聊了40多分钟，声音都哑了，嘱咐了我们每一个人。”

“他嘱咐我们不要怕挫折，要善良，要相信自己，要勇敢追求梦想和事业。”与学生们的合影中，朱锐开心地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8月1日，朱锐辞世。按照他的意愿，没有葬礼，没有任何追思仪式。在这之前，朱锐反复叮嘱记者，一定要突出体现两点：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生命是死亡的一部分。

朱锐从未离开，就像他曾翻译的诗作说的那样：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我不在那里，也没有消失。

来源：诗人牛皮明明 侵删

给大家讲个人，这个人叫黑塞。

是诺贝尔文学奖获作家里面，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他在全球有无数读者，像他写的《荒原狼》，另外一本叫《悉达多》。这两本书印了差不多有5000万册。

但黑塞真正打动我的，不仅仅是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他的人生经历苦难之后，呈现出来那种平静的力量。这个世界，经历磨难的人很多，能够穿越磨难的人也很多，但是能够穿越磨难，还能有大智慧的人很少。有的时候去看他的人生，哪怕就是看他的照片，都会让我在任何时候很感动。

黑塞是1877年出生于德国，他的家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但是黑塞从小他就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这个孩子是不爱说话，就喜欢写诗。但是他的爸爸不想让他从事文学创作，就想让他做传教士，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学校发现他写诗，就把他当成问题少年，直接送到精神病院。从此之后黑塞就更不说话了。然后他辍学，只能边工作边写作。

到了一战时期，当时整个欧洲所有年轻人都要上前线，黑塞也上了战场，但是黑塞骨子里反对战争。一个反对战争的人，却要去前线杀人，这让他非常痛苦，到二战的时候，因为反战，希特勒将他的作品全部封禁。而在这期间，他自己的生活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的第一任妻子得了精神病。而且同时呢，他的孩子还夭折了，他父亲也去世了。几件事全部堆在一起，等于黑塞在他40岁之前，人生完全走垮了。

在巨大打击之下，黑塞就患了严重的抑郁症，还自杀过两次。他去求助心理专家荣格，接受了60次的心理治疗。

后来十几年的时间里，黑塞基本都在自救。自救这件事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有时候咱们去救别人，可能还没那么难。但是要救自己是很难的。因为救自己，首先要了解自己，而难就难在人要了解自己，了解了，还不行，要有勇气敢把自己打碎，打碎完了之后还要重塑。可以说救自己的每一步都是非常难走，但这个过程中，黑塞非常了不起，他全做到了。

他用十几年时间，经历了一个认识自己，接受自己，再重新热爱自己的一个过程。而且他还找到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就是平静地生活。他搬到农村。每天散步、种菜、养花，写作，非常非常偶尔才跟朋友聚会，而且聚会完了就立马回到自己生活里。这种状态让他非常受益，他的生命也变得非常平静，而且他的抑郁症竟然也慢慢全好了。

 

而且黑塞还因为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更理解世界上应该还有很多跟他一样的人。所以他就开始写《悉达多》和《荒原狼》这两本书，两本书其实都是传达一个人生观，就是一个人一定要学会爱自己、接受自己。

其中《荒原狼》里面只是一句话就安慰了很多人。他是这么写的：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注定有各式各样的痛苦，但不要紧，这都会构成一个完整的我。我是我经历的人，创造的物，感受过的情爱，迷失过的痛苦。但这些都不要紧，这就是人生的总和。

到晚年，黑塞的状态就更加圆满。他遇到了一生她最爱的妻子，他和妻子两个人就一直在那个乡村，活得就像像童话里一样。他和妻子每天都会到森林里散步，每天还会给妻子写一首诗。

他自己也是完全自由的状态，每天背着箩筐，像一个智慧的农民，平静地走路。

85岁的时候，黑塞出去散步，他在树林里捡了一枝枯掉的树枝。其实他捡回枯枝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生命大限了。然后他回家写下了一句诗，

枯枝枯了，不要紧的，依然会创造一个夏天。

这句诗能感动无数人，就是一个老人在生命结束时的释然、坦然、满足。

当天夜里，黑塞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其实黑塞终其一生，他最后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终极的智慧，就是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千万务必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灵。

这也是我把黑塞讲给各位读者听的原因，毕竟在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之中，都会遇到或大或小不同的坎，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一帆风顺的人生。但是黑塞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平静，可以安慰很多人的心灵，因为只有在平静的生命里，往往却蕴含着最大的力量。

 

来源：今日头条 小神龙谈古今 2024-09-06 侵删

谁能想到，一纸癌症诊断书竟成了马原人生的转折点？

2008年，这位曾经叱咤文坛的大佬被宣判肺癌晚期。

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凉的时候，马原却玩了一把神操作：拒绝治疗，带着小他20岁的老婆隐居山林。

这波操作不仅没把他送走，反而让他重获新生。

然而14年后，命运又给了他当头一棒。

到底是什么让这个倔强的文人在生死边缘疯狂试探？

马原这哥们儿的人生简直就是一部过山车大戏，高低起伏，让人目不暇接。

80年代的文坛，他可是冉升起的一颗新星，闪耀得让人睁不开眼。

他那招牌的”叙述圈套”写法，简直是文学界的一记重拳，打得一众读者眼冒金星。

《冈底斯的诱惑》、《虚构》这些作品，就像是文学界的爆款单曲，让粉丝们欲罢不能。

但是，你永远猜不到命运下一秒会给你什么惊喜。

就在马原以为自己要一飞冲天、登上文坛巅峰的时候，老天爷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创作的灵感，就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突然间就没了。

这感觉，比失恋还难受，简直是灵魂被掏空的节奏。

十几年啊，笔下连个像样的句子都写不出来，曾经的文坛新秀，现在只能躲在角落里舔舐伤口。

我都能想象到马原那时候的样子，可能每天对着空白的稿纸发呆，像个被抛弃的小媳妇儿。

但人生的打击从来不会只有一个，这不，感情生活也跟着出岔子了。

和初恋皮的婚姻，本来是甜的高原恋曲，浪漫得像是藏族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结果呢？因为种种原因，这段婚姻最后还是以分手告终。

这段经历，恐怕比写不出东西更让马原心碎，就像是被人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面对事业和感情的双重打击，换做是我们普通人，估计早就躺平认输了。

但马原这个倔脾气上来了，偏偏不信这个邪。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思考创作的意义，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路。

这个过程痛苦又漫长，但也为他后来的重生埋下了伏笔。

说实话，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为马原点个赞了。

生活给了他当头一棒，他非但没有倒下，反而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

这种韧性，真的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简直是人生赢家的教科书级操作。

就在马原以为自己要当一辈子孤独文青的时候，命运之神突然眨了眨眼。

小花，这个比马原小20岁的姑娘，横空出世了。

这年龄差，放在别人身上可能会被说”老牛吃嫩草”，但在马原这儿，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老马仿佛重获新生，整个人都散发着恋爱中的酸臭味，简直是活脱脱的中年版”初恋”。

然而，命运这个老戏精又开始作妖了。

2008年，当55岁的马原以为自己终于苦尽甘来的时候，砰的一声，肺癌晚期的诊断结果把他打回了原形。

我的天，这剧情转折也太狗血了吧？简直是现实版的”人生大起大落”。

换做普通人，估计早就崩溃了，可能连遗嘱都写好了。

但马原这哥们儿，脑回路就是不一样。

他非但没有立刻开始治疗，反而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所有治疗，带着小花搬到海口开始新生活。

说真的，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决定时，我都惊呆了。

这是勇敢还是鲁莽？是对生命的珍惜还是放弃？

但仔细想想，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文人风骨。

与其在病榻上痛苦挣扎，不如放手一搏，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这决定，简直是文艺青年的终极浪漫，堪称”为爱痴狂”的最高境界。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决定竟然成了马原重获新生的关键。

创作的灵感仿佛突然间又回来了，就像是久旱逢甘霖。

《牛鬼蛇神》这部小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简直是老马的文学复兴。

看来，有时候放手反而能抓住更多，这波操作，不得不说是神来之笔。

2009年，57岁的马原还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惊喜：儿子小马格的出生。

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让马原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知。

从一个被死亡威胁的病人，到一个充满希望的父亲，马原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到这里，我不禁感叹：生命真的是太奇妙了。

当你以为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新的开始却悄然而至。

马原的经历，简直就是一部现实版的励志大片，比电影还要精彩。

2015年，马原带着一家老小搬到了云南西双版纳的南糯山。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决定时，我都惊呆了。

一个曾经的文坛大佬，居然选择隐居山林？这操作也太野了吧！

简直就像是现实版的”桃花源记”，让人不禁想象他是不是要在山里种菜养鸡了。

但仔细想想，这可能正是马原需要的。

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归自然的怀抱，或许能让他找到内心的平静。

而事实证明，这个决定简直是神来之笔，堪称”退而结网”的典范。

在南糯山上，马原倾注全部心血，打造了”九路马”书院。

六年的时间，一砖一瓦都是他的心血，就像是在为自己的灵魂盖了一座房子。

这个过程，想必既辛苦又充实，每一天都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能想象到马原在书院里，捧着一本书，静享受阅读的乐趣。

那种感觉，大概就像是泡在文字的温泉里，舒服得让人不想出来。

这种生活，对于一个文人来说，简直就是天堂，比中五百万还爽。

更让人惊喜的是，马原的创作热情仿佛又回来了。

短短五年内，他创作出了10本著作。这简直是开挂了啊！

从前的创作瓶颈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源源不断的灵感。

就像是文学女神突然降临，给了他无穷的创作力量。

我觉得，这种重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层面的。

马原重新找到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信心。

每天沐浴在阳光下，呼吸新鲜空气，享受宁静祥和的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简直让人羡慕嫉妒恨，比都市白领的生活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马原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如何度过。

他选择了一种与自然亲近、远离喧嚣的生活方式，在创作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这种选择，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如果有一天我也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我是否也能像马原一样，勇敢地追随内心的声音？

这个问题，恐怕值得每个人深思，也许这就是马原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然而，就在马原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安宁港湾时，命运又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2022年6月1日，这个本该充满欢乐的儿童节，却成为了马原家庭最黑暗的日子。

13岁的小马格，这个曾经给马原带来无限希望的小天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我看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咯噔一下，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天呐，这对马原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比当年被诊断出癌症还要让人崩溃。

他曾经战胜了死神的威胁，却无法挽留自己最爱的孩子。

这种痛苦，恐怕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就像是被人生剜去了一块肉。

马原没有公开透露儿子的具体死因，但从他发布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那份刻骨铭心的哀思。

曾经充满希望和欢乐的家庭，此刻笼罩在悲伤的阴霾之下，仿佛一切美好都被瞬间抽离。

我能想象到马原站在南糯山上，望着远处的云海，心中充满了对儿子的思念。

那种感觉，大概就像是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只剩下灰蒙的一片。

面对这样的打击，换做是我，可能早就崩溃了，整天以泪洗面。

但马原却再次展现出了他的坚强，简直是人生赢家的教科书级表现。

他选择用更加珍惜当下的方式来纪念儿子，继续与妻子小花相伴，共度余生。

这种态度，真的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比什么”鸡汤”都要有力量。

马原的经历，让我深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脆弱。

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只要心中还有希望，就永远有可能创造奇迹。

从癌症患者到重获新生，再到面对丧子之痛，马原的故事诠释了生命的无常和人性的坚韧。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问：面对如此巨大的打击，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应对？

或许答案就在马原的选择中：珍惜眼前，活在当下，用爱和勇气面对生活的每一个挑战。

马原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生命、爱情和文学的传奇，更是一个关于希望和坚强的寓言。

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如何珍惜和绽放。

这个故事，让我不禁反思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也应该像马原一样，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生命给了我们太多不确定性，但我们是否也能像马原一样，在逆境中寻找希望，在绝境中重生？

这个答案，或许只有在我们真正面对人生的重大考验时，才能找到。

但无论如何，马原的故事都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坚强。

来源：古今群星闪耀 今日头条

死亡，在中国人心里，最沉重、最不愿意面对的话题。然而，一个花季女孩却选择与“死亡”打交道。第一次面对死亡，便是在“安乐死”协议上签下字，亲眼看着最好的朋友咽下最后一口气。此后，她又送走150多个临终病人，甚至一个人待在停尸房里，躺在尸体刚被拉走的病床上，只为近距离感受死亡的味道。她是纪慈恩，今天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纪慈恩

一、亲手结束好姐妹的生命

2007年1月，年仅19岁的纪慈恩，抱着一个骨灰盒，登上了从荷兰飞往中国的飞机。盒子里是她从小到大的朋友默默，年仅24岁。因肺癌去世，是纪慈恩亲手选择结束了她的生命。

默默是个“孤儿”，6岁时父母离异，被遗弃到孤儿院。7岁，被外婆领回抚养。

纪慈恩从小就和她认识，两个人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直到各自上了大学。大学期间，默默去到荷兰做交换生，外婆去世后，她很少回国，把纪慈恩当做她唯一的“亲人”。

2006年，默默被确诊肺癌晚期，医生说她最多活半年。回国处理完后事，默默告诉纪慈恩，希望她陪自己到荷兰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纪慈恩答应了，在荷兰的医院里，默默提出生前最后一个请求：希望纪慈恩作为家属在自己“安乐死”协议书上签字。

当时，“安乐死”在荷兰是合法的，默默当时的情况完全符合条件，只需要亲人或最亲密的人在协议书上签字。

起初，纪慈恩拒绝，她觉得病情没有到那一步，而且从情感上来说，这个签字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选择亲手结束好姐妹的生命，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她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对于一个年仅19岁的大学生来说，这个考验是残酷的。

在医院里，纪慈恩目睹了默默生病以来最惨烈的一幕，不堪折磨的她，咬住自己的胳膊，直到把牙齿咬掉，满口鲜血。

更残酷的是，医生告诉纪慈恩，这还不是默默最痛苦的时刻。

在默默的反复哀求下，纪慈恩最终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当天就执行了注射，离开的时候，默默平静地向她挥手告别，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透过病房的窗户，看着默默咽下最后一口气，停止了呼吸，纪慈恩嚎啕大哭。

默默的痛苦结束了，但纪慈恩更大的痛苦即将开始，她的命运也开始了转向。

回国以后，在默默的追悼会上，当身边人知道安乐死的真相后，纷纷开始指责纪慈恩，甚至说她是杀死默默的凶手，说她会遭到报应。

更令人不解的是，原本答应一同承担的默默男友，在签字前突然消失，并且在后来的追悼会上也选择了沉默，没有替纪慈恩解释一句。

还没从悲痛中走出来的纪慈恩，被这种指责和非议打得措手不及，当场被吓傻了，从此坠入深渊。

二、向“死亡”讨个说法

追悼会后，纪慈恩把自己关起来，拉上窗帘，整天蜷缩在卧室的一角。

一年的时间里不跟任何人说话，几乎丧失语言能力。家人不得不为她办理了休学。

纪慈恩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被确诊创伤性应激障碍。此后一年，她除了看病从没出过家门。

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纪慈恩接受治疗，第一次治疗时，医生让她复述过去发生的一切。

曾经的伤口再次被撕裂，几近崩溃的纪慈恩撕心裂肺地痛哭，最严重的时候，坐在地上，拿头去撞暖气管或旁边的桌子，头上一直缠着绷带。

纪慈恩咬牙坚持了两年，治疗了50多次，终于将自己从深渊里拉出来。医生说，这是个奇迹。

康复后，纪慈恩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去临终关怀医院做志愿者，陪伴那些濒临死亡的病人，向死亡讨个说法。

她陪伴过有一位林奶奶，80多岁，癌症晚期。她想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想经历化疗以后脱发、呕吐、插尿管那样的狼狈。

但女儿执意化疗，她尝试了一次后，就不再化疗，甚至以自残的方式抗拒，女儿逼她一次，她就在颈动脉割一刀，直到第四刀，女儿才不得不放弃。

快走的时候，林奶奶就说了一句话：终于要死了。对于这位老人，死亡是一种解脱，成了一种期待。

还有一位反医疗人士，极力反对利用医疗手段维持人的生命。快不行的时候，却用上了所有的设备，身上插满了管子。身边的护士窃窃私语，觉得人都一样，都想着能活一天是一天。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位父亲私下给了纪慈恩一份协议，他不想死在女儿生日这一天，委托她，只要过了凌晨，就撤掉所有治疗设备。

他的女儿远在国外不能回来，他这样做，只是不想给女儿留下更大的伤痛和遗憾。

从事临终关怀以来，纪慈恩送走了150多个临终病人，整理了近百份档案，详细地记录了病人的年龄、教育情况、家庭情况、所患疾病，从第一次见面到最后死亡病人在不同阶段里的状态，还有昏迷前最后一句话。

她决定把部分档案交给专业机构，为国内的临终关怀事业出一份力，希望能够减轻临终病人以及家属的痛苦。

经历那么多死亡，她逐渐理解了死亡，最终与死亡和解。

她说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疾病是长在身体里，而不要长在心里。病人并不希望被看成一个病人。

三、女儿真真的死亡

纪慈恩21岁时，当上了妈妈，女儿叫真真，只比她小12岁。

真真从小在福利院长大，7岁时，碰见在福利院当义工的纪慈恩，就认定，要让她当自己的妈妈。

纪慈恩说自己并不是主动领养的，也没有做好准备，只不过是受不了真真那种苛求的眼神。她说，如果她不答应，这个孩子就毁了。

那时的真真非常“叛逆”，在福利院各种淘气、捣乱，只为闹着让纪慈恩收养她。

真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最长活不过20岁。纪慈恩为了让真真呼吸更清新的空气，从北京搬到了昆明，后来又去了大理。

2016年，真真已经成为了一个十七岁的大姑娘，7年的时间母女两人一起生活、互相疗愈。然而这时的真真，即将面对死亡，纪慈恩也要又一次面对生死抉择。

一天，真真突然晕倒，被送往医院，医生告诉纪慈恩，真真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手术是唯一的选择，但成功率很低。

真真知道病情后，曾经离家出走，她后悔当初的任性，让纪慈恩当她的妈妈，给她带来这么大的负担和伤痛。

纪慈恩带着真真，飞往新加坡去做手术，手术进行到一半，医生就出来告诉纪慈恩，因为心脏已经严重变形，手术进行不下去了。

纪慈恩又一次面临着生死抉择，但这一次，她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真真。当时的真真已经不能说话，用歪歪曲曲的笔迹在纸上告诉妈妈：如果有可能，请让我活过十八岁。

活过十八岁，是为了不让妈妈心里有遗憾。然而，距离真真十八岁生日仅剩四十多天时，真真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如果今后你成为别人的妈妈，请不要忘记我”。这是真真给纪慈恩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生前，纪慈恩曾经让真真写下一个遗愿清单。真真去世后，纪慈恩带着这份清单，走过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之前没做过的事。其中最大的一个愿望是：回报这个社会。纪慈恩一直也一直在坚持她的公益事业。

纪慈恩把真真骨灰的一部分，埋在她生前最喜欢的一盆花里。有时候出差很久，别的花都枯萎了或者死了，只有这盆开好好的。

四、面对自己的“死亡”

纪慈恩送走那么多的临终病人，经历过那么多次死亡，如今迎来了自己的死亡。2019年，纪慈恩被确诊脑癌。

7年前，她带一名精神病儿童外出就医，孩子突然跑开，纪慈恩为了追回孩子，遭遇车祸，脑部严重损伤。医生曾告诉她，以后会有肿瘤病变的风险。

纪慈恩说，“不必难过，疾病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简单的事情。”

她先后经历了两次手术，也经历过长时间昏迷、病危，但看惯了生死，一直保持乐观和坚强的她，都一次次挺了过来。

不光病痛，纪慈恩这几年还经历了哥哥遇难，负债、爸爸胃癌病逝……这些在我们看来普通人难以承受，一个女孩只是平静地接纳、面对、度过……

就像她自己在微博里说的：这五年里，我没有抱怨过，你给我的人生，那我就接着，一天天过，就这样。

如今的她，早已经度过了医生给她下达的死亡期限，正在准备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考试，继续探索着自己独特但多彩的一生。

之前她跳过伞、去过撒哈拉沙漠、在埃及居住过，讲课、演讲、写书、开过死亡体验工坊……

一次分享会上，她说，生死是小事，活在当下才是大事。因为死亡是生命的两端，只占2天的时间，剩下的才是绝大部分。

只有懂得生死，才懂得生活。这就是纪慈恩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

来源：西部好物 2024年07月20日 侵删

你想象中的退休生活是怎样的呢？是宅在家里享受安宁的日子，与家人们共度温馨时光，还是出门旅行，踏上找回旧日自我的征途?

在我们还在畅想的时候，上海71岁的张阿姨已经独自开着房车，开始了她的探索之旅。

55岁退休，61岁考取了驾照,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如今，张阿姨自驾旅行已有9年之久，总行程超过了36万公里，她的退休生活似乎格外与众不同。

在大多数人选择安稳度过晚年的时候，张阿姨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她的选择后悔吗？对于张阿姨来说，”不讲究”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

当张瀛卖掉了她在上海的房子时，她的内心异常平静。她并没有因为失去一套价值不菲的房子而有任何的不舍，同样，面对可能居无定所的将来，她也并不感到焦虑。她把卖房作为自己人生新章节的开端。
她将卖房所得来的钱用来购买并改装汽车，在一些人眼中，张瀛是追寻自由，寻找心之所向的生活方式。

然而，更多的却是质疑，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何在这般年纪还要费尽心力去”瞎折腾”。

在她的旅途中，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便是”你自己一个人么？你老伴呢？”张瀛表示，这个问题她已经听到耳朵都生茧了。

那么，张瀛在晚年选择进行自驾游，是因为她以往的生活不尽人意？还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

其实，张瀛一直未婚且没有子女，但她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每当面对镜头，她都能毫无顾忌，自如地谈论她独自一人生活的自由自在。

尽管她身高不足1米6，有些驼背，皮肤因风吹日晒而略显黝黑，但她身上总有一种年轻人特有的洒脱气质。

她曾一度广受关注，2016年，她自驾前往新疆伊犁时就接受过媒体采访，在镜头前她谈吐自如，根本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2021年她旅途至丽江，有游客一眼认出她，问道”您是不是那位上过电视的阿姨？”

自她以后，”中老年人、旅游、自驾”的话题频频见诸于各大平台，但张瀛真的仅仅是为了名声吗？

实际上，网络上的事物她几乎不曾去看过，她旅行仅仅是为了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行动能力的减退，作为一名未婚且无子女的老人，她的生活又将何去何从呢？

若以50岁作为张瀛生命旅程的分水岭，那么她在这一线之前的岁月并不算顺遂。

张瀛并非她出生时的名字，”瀛”字是她自己后来改的，她期望自己的生活能像海洋一般辽阔无垠，自由自在。

张瀛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家中姐妹两个。她的命运似乎在她出生时就已经安排好了：结婚、生子、就业，一生都按照父母的期望按部就班地度过。但这并非她想要的人生。

她最初的反叛发生在求学阶段。在她的父母看来，女孩子没有必要接受太多教育，因此12岁时，张瀛不得不中断了学业。

后来，她开始下田插秧，但是那种生活让她感到无趣，她渴望有学习的机会。

1977年，重新学习的机会来临，但她的成绩只能让她进入师范学院，距离她梦想的理工科还有很大的距离。

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农村教书，日复一日重复着同样的工作让她备受煎熬，感觉自己的人生完全不在自己手中。

到了适婚的年龄，父母再度想要干预她的命运，一波波的人上门提亲，都被她一一拒绝了。

她最终决定辞去工作，独自前往大城市，当了一名业务员。尽管工作劳累，但她在其中找到了乐趣，感觉这才是真正的活着。

在她42岁那年，多年累积的种种不快与压抑终于爆发，她将自己的名字张慧新改为”张瀛”，从此以新身份面对世界。

也就是在这时，她开始有了自驾远行的梦想。

到了55岁，她正式退休后，在家待了几年后，她觉得生活乏味无聊。因不会开车，她选择了骑行去旅行。

但是骑行非常耗费体力，她从上海骑至苏州，结果身体疲惫不堪，这种极限的体验让她不得不放弃骑行。

她决定学习开车，尽管她以61岁高龄步入驾校时，连教练也劝她放弃，但她的决心未受影响。

拿到驾照后，她立刻开始实施她的”疯狂计划”。首先，她购入了一辆商务车，并花费5万元到青岛对其进行改装，改成了一个简单的”房车”。

车的后座是卧室，仅放着一张小床板，玻璃上的窗帘是她用旧衣物改造的。后车厢装满了日用品，如冰箱和锅碗瓢盆等，副驾驶座旁还放着可折叠的帐篷和桌椅，供她休息时使用。

一切准备就绪后，62岁的她正式开始了她的旅行。出行前，她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她的计划，这一次，她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在62岁这个年纪自驾前往更远的地方，这是她经历半生后送给自己最珍贵的礼物。

她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选在了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出行的前一天，她慢条斯理地把日常所需装进了车里，次日一早，晨光透露时，张瀛启程了。

驾驶着自己的房车，张瀛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紧张与兴奋，长达150公里的路途，对她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高速公路上的车不断从她身边掠过，她却不疾不徐，平稳地向前行进。

张瀛小心翼翼地沿着沪杭公路行驶，紧张到肩膀僵硬不已。张瀛不断给自己打气，慢慢地，她驾车越来越自如，车也越开越平稳，紧张情绪逐渐消散，但兴奋的情绪仍旧在她的眼中闪烁。

张瀛认为旅行与旅居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她自认为自己是后一类人。

在自驾游的过程中，她的足迹从浙江走向了更远的地方，如广西、云南和新疆等地，数年间，她几乎走遍了全国。

从关兴公路、G318国道，到中越边境的S325国境线，甚至是孤身一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71岁的她引起了路上众多自驾游者的关注，他们经常会停下脚步，与张瀛交谈并分享各自的故事。

遇到热心的居民邀请她去他们家住时，张瀛总是婉拒，她觉得自己的房车就是她最好的”家”。

张瀛对于”家”的定义，并不同于传统的以婚姻为连结所形成的家庭。在她的旅途中，遇到的人们经常好奇她是否后悔没有选择传统的家庭生活。

对此，张瀛表现出的态度非常豁达，她坦言虽然会有遗憾，但绝不后悔，她视这些遗憾为追求自由的代价。

人们赞扬她的这种养老方式颇为不错，然而在张瀛看来，她并不是在退休养老，而是在追求她向往的生活。

她说道：”我从没有想过什么最后一站，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会不停探索，不停前行。”

如今，张瀛仍然在路上，继续她的探索旅程，同时，她也在学习如何拍摄短视频以及认知新的旅游潮流。她说：”我做了这么多年井底之蛙，现在出来了感觉哪哪都好看。”

独立、自由、勇于探索，张瀛用她的方式活出了她心中理想的生活，即便在晚年，她也用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证明了，人生可以无拘无束，精彩绝伦。

来源：一条 2024-05-10 侵删

在“存款百万，不敢退休”的今天

我们能否想象一种“不花钱”的养老模式？

只需在平台上一键下单，

就会有志愿者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送饭、买药、上门陪聊、理发……

▲“时间银行”的志愿者上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2019年，南京市政府决定推广

一种新型的互助养老模式——“时间银行”。

简单说，它的原理就是

“以时间换时间，以服务换服务”。

年轻人、低龄老人利用碎片时间

为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这些服务时长会被记录、存储下来，

等未来自己有需要时再换取相应时长的养老服务。

▲2011年，南京钟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史秀莲（右）在养老调研过程中发现，中国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但却严重缺乏养老照护

南京是全国第一个在市级层面

推广“时间银行”的城市。

而在南京发起“时间银行”试点的，

是一名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史秀莲。

▲2013年，史秀莲在南京市某社区发起“时间银行”试点。她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也许是投入最少、回报最高的养老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一条来到南京与史秀莲深入探讨“时间银行”

这10年来的实践。

我们也跟着志愿者詹宁辉（62岁）、陈馨怡（23岁）

实地体验服务过程。

如果“未富先老”，

我们该如何有尊严地老去？

时间银行，

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养老新方案。

注：“南京时间银行”现改名为“南京市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

▲加入“时间银行”两年，志愿者詹宁辉（左）帮扶过的老人已经接近100位

79岁的芮祥云家住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街道，这里是南京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街区之一。平均每4人中，就有1位是老人。

这是一套典型的独居老人的屋子：光线昏暗，不用的家具大多盖着罩子，上面落满了薄薄的灰尘；家里常年飘散着膏药味，大大小小的药盒随处可见；桌子的玻璃板下压满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如果发生意外，这些电话是联络亲属的重要途径。

▲截至2021年末，全国空巢老人数量超1.3亿人，仅仅在南京市，就有100万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

2010年，丈夫离世后，芮祥云成了空巢老人，日子变得难捱。年轻的时候，她是南京“1002厂”的工程师，培养了一对极为优秀的儿女。儿子毕业于南京大学，1998年前往美国定居；女儿工作地点在20多公里外的开发新区。

优秀的另一面是，孩子们注定无法腾出更多的时间陪伴老人。芮祥云患有膀胱癌，两年前做了尿流改道手术，排尿困难，并且常年受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折磨。医生曾跟她撂下重话：你再感染一次，命就没了。

▲79岁的芮祥云已经独居14年

疫情期间，芮祥云后遗症发作，一度请不到合适的保姆，直到她遇到了“时间银行”的志愿者詹宁辉。送饭、拿药、陪诊、陪聊，孤独的生活里突然有了“依靠”。

为了更好地照护老人，志愿者詹宁辉通过“时间银行”的培训考取了中级养老护理员资格证。每隔一周，詹宁辉会上门为芮祥云更换造口袋，她成了芮祥云生活里最亲近的人——“犯低血糖，走不动路了，一个电话，她就会骑电动车载我回家”。

詹宁辉今年62岁，退休7年。她个性平和，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每当听到老人的伤心处，她总会眉头微皱跟对方一起共情。曾有80多岁的老爷子因为“儿子不孝”跟她诉苦，说到眼泪直淌；也有患风湿的90岁老太太对她讲，“你不在，我也像无家可归了”。

▲詹宁辉了解到诸多年老无助的故事：一位坐电动轮椅的大爷，房产被儿子转移，现在时不时会被儿子赶出家门；罹患重度阿兹海默的老人，子女怕他走丢，将他锁在家中……

加入“时间银行”3年，詹宁辉积攒了630多个小时的服务时长，帮扶过的老人已经接近百位，她看到了太多衰老的无助与无奈。

像詹宁辉这样的活力低龄老人，是“时间银行”志愿者的主力军。

“低龄老人帮高龄老人”，是最常见的互助模式。他们退休不久，身体健康，有大把的时间，更能理解老年人的心理。当他们在不久的未来需要被照护的时候，可以兑换同等时长的养老服务。

▲陈馨怡为半失能的老人提供理发、助医服务

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身影加入“时间银行”。23岁的陈馨怡，2022年末加入“时间银行”时，她的初衷很简单，希望自己积攒的服务时间，可以在未来“转赠”给卧床的奶奶使用。

陈馨怡持有专业的养老护理员证书。高二那年，她的母亲和爷爷相继因病离世，短短几个月，这个17岁的女孩签署了5份病危通知书，以至于她经常出现幻听，抢救室里仪器的警报声经常在耳边徘徊，让她感到窒息。

见证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之后，陈馨怡读大学的时候选择了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希望自己能参与进生命的最后一程，好好地让老人们与世界告别。

▲线上预约挂号、复杂的导诊系统，让老年人普遍遭遇着“看病难”的问题

在“时间银行”，陈馨怡为半失能的老人理发、助洁、按摩，也提供测血糖、量血压、翻身等基础的医疗护理服务。

陈馨怡做的最多的还是精神慰藉服务，“老年人最缺的是陪伴”。

曾经，一对患有阿兹海默的老年夫妇，在开门看到陈馨怡的一刻哭了起来，以为是自己“好久不见”的家人。陈馨怡意识到，衰老不仅意味着记忆的流失，也意味着情感、安全感的丧失，“如果长期缺乏陪伴，老年人罹患抑郁的概率也会快速升高。”

▲史秀莲接受一条的采访

什么是“时间银行”？过去十年里，“时间银行”的推动者史秀莲在向老年人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常常遇到难题。

有老人一听到“银行”二字，就以为是要交钱的，特别抗拒。史秀莲努力用最简单的方式向老人们解释：“你可以帮别人买菜、买药，上门打扫卫生，这些时间都可以被记录下来，然后等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可以兑换你需要的养老服务。”

大学从新闻专业毕业后，史秀莲成为南京钟山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2011年，学校设立了“老年服务人才培训中心”，因为参与老年项目调研，她意外地看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养老困境。

▲衰老不仅意味着体能下降、器官衰竭，也意味着生活独立性的丧失

老人们普遍不愿意住养老院，不到迫不得已，都会在自己家里养老。好多半失能的独居老人，上个厕所摔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延误了治疗的黄金时间。

为什么不住养老院？史秀莲一度苦口婆心劝说半失能的老人，但慢慢地，她开始理解老人们的想法，高端养老院收费高昂无法负担，普通养老院自由度很低，还可能会让外人觉得“儿女不孝”，新闻上爆出的养老院负面新闻更是让老人们“恐惧”、“害怕被欺负”。

“老年人对自己的房子是有执念的，那是他们打拼一辈子攒下来的基业，希望在自己的基业里面慢慢离开”，史秀莲说。

▲2021年，卫健委提出养老“9073”格局，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只有3%的老人会选择养老机构入住。居家养老仍旧是国人养老的主流方式

但居家养老面临巨大缺口：一方面，缺少专业的护理人员和上门服务规范，国家卫健委2021年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失能失智老年群体约有4500万，但持证的养老护理员只有50万人。

另一方面，昂贵的价格——动辄几百元一次的上门服务，让中低收入老人“不敢想象”。

史秀莲想到了身处老家溧阳的父母，“摔倒后无法起身”的困境会不会是自己父母的未来写照？过去40多年，中国社会经历了高速变迁，大量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去大城市里工作、定居，不得不把父母留在千里之外的老家。

▲很多志愿者都和老人成为了朋友，在一些老人眼里，”除了卖保健品的，就没外人这么对我好了！“

“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在这个城市尽所能地帮助我身边的人，然后在我的家乡，也有和我一样的人愿意帮助我的爸妈。”

在她走访的家里，有一个场景让她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位60多岁的独居老人常年用一块砖头抵着门，留一道门缝，以便自己在家中遇到意外可以呼喊邻居，那道门缝成了孤岛老人和外界的唯一连接。

史秀莲第一次意识到“邻里互助”的重要，在此之前，她也曾是一个强调“边界感”的都市青年，碰到楼里的邻居都想躲避别人的目光。但调研让她发现，对于身体机能日渐退化的独居老人，邻居、社区往往是意外发生后最可靠的求助对象。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查阅资料的时候，史秀莲看到了一个名为“时间银行”的互助养老概念，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Edgar · Cahn）提出，并且已经在全世界多个发达国家开始实践，“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岁月储存在那里，等到年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

2013年，史秀莲开始探索“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发展路径，希望能够作为“居家养老”的一种补充模式。

当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信任危机仍旧余波未尽，大众对“互帮互助”的叙事心有余悸，导致她在推广时举步维艰。运营最艰难的时期，史秀莲把自己的房子和积蓄都垫进去了。

▲南京全市已经有1447个“时间银行”服务点，包含29种服务项目

直到2019年，南京市政府印发“红头文件”，宣布在南京市12个区的247个社区启动“时间银行”试点。如今，全市已有1447个“时间银行”服务点。

南京市在全市推开试点之后，有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以及更多的信任基础，政府也给每一笔订单上了保险，保障志愿者、服务对象在服务过程中的安全。

南京市政府还规定了几类“免费发放时间的老人”，包括特困老年人、低保家庭中失能老年人、80岁以上的“双老”家庭或独居老人，以及农村留守老年人等等。

同一时期，全市范围内可以通存通兑的“时间银行”线上平台开始投入使用。

▲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志愿者、家人可以为他们代下单

这个系统类似于滴滴打车，老人们在平台上下单，包含上门保洁、理发、精神慰藉、代买菜、买药、陪诊等20多种服务项目，志愿者接单后上门服务。“所有的流程都是有轨迹的，志愿者到哪里了，是服务进行中，还是已经结束了，我们在监管平台上都能够查询到”，史秀莲向我们介绍。

由于考虑到大多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老人们可以让志愿者、家人代下单，或者在服务点提前统计老人需求后统一发单。如今，平台注册志愿者和使用者的累计人数已经超过20万。

史秀莲还设计了“时间转赠”机制，假设女儿在南京市建邺区生活，那么她可以把自己存储的服务时间，给鼓楼区的母亲使用。“它就跟银行账户一样，可以让我们的直系亲属，享受我们积攒的时间。”

▲志愿者与老人下象棋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也许是投入最少、回报最高的养老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作为单身女性，史秀莲非常理解当下年轻人的养老焦虑。“我们这代人，很多到了30多岁仍是单身，也不想结婚，老了以后谁来为我们养老？”

▲持续低迷的结婚率、生育率，都在加速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根据梁建章团队的计算，预计2050年，我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上升到 52.44%，这意味着每两个年轻人就得抚养一位老人。社会化养老将是必然趋势

十年的“养老志愿服务”经验，也让史秀莲意识到，生命的后半程，最日常的事务也会沦为高难度的体能挑战，两三百米的路，可能走起来像是没有尽头。

“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法体会老了以后的那种无助感”，正如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所说，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然而衰老的过程就是逐渐变成“依存性的存在”。

很多年轻人觉得“老了大不了住养老院”，但抛开私立养老院高昂的费用不谈，大多数老人在入住养老院之前都难免经历“轻度失能”的阶段，手脚不灵活、穿衣困难、走路费劲……这个时候就需要居家服务人员的介入。

▲电影《岁月自珍》中，独居老人“角谷美智”不得不继续工作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开支

拿当下南京市的市场价格估算，家政保洁最低50块一小时，两小时起步；陪诊，最低200元一小时，加上检查化验时间，一次可能要花去四五百元，相比之下，南京市人均养老金仅为3000多元。

“养老如果只是一门生意，其实会有很多隐形风险，更何况不是每个人都能存到足够的养老积蓄”，这些年史秀莲深有体会：“很多人的收入都打了折”，存款的购买力因通货膨胀而不断缩水。

但时间是可以抵御通货膨胀的，“年轻时候通过志愿服务积累的500小时，到老了以后仍旧是500小时，”史秀莲说，如果把“存时间”的志愿服务看作是一种“养老投资”，它的回报率还挺高的。

▲很多年轻人认为有一定的经济储备就无需担心养老，但随着年龄增长，家庭收入的不可控因素会越来越多

“这是一种入门简单也最便宜的养老方式，即便我收入很低，但只要存了‘时间’，我也可以扛一阵子。”

时间面前人人平等，是“时间银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不同的工种、职业，付出同等时长的劳动后，存储的时间都是相同的。

史秀莲举例，市面上，一位心理咨询师的收费可能是每小时500元，一位保洁阿姨的收费是每小时50元，但在时间银行，他们的“劳动价值”没有差异，“一小时就是一小时，时间面前，没有高低贵贱”。

曾有学者质疑过这种“无差别”的时间记录方法，史秀莲认为，把时间的价值分为三六九等，是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逻辑，但在志愿服务条例下，付出的时间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

“时间平等”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年老之后，一个人最迫切的需求往往也是最日常的，“很多人都忽略了，当一个人不能动的时候，一个歌手站在他床头唱一首歌的价值，和端一杯水给他的价值，其实是一样的”。

▲一条曾经报道过一系列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养老方式

不过，“时间银行”的发展仍旧面临一系列难题，我国人口流动率很大，一个人可能会在A市工作，B市养老，那么，存储的时间能否实现跨地区“通存通兑”？不同城市，能否提供同样的政策支持？

2020年起，南京模式的“时间银行”在其他城市也开始了探索，至今已经在全国3个省份的5个城市进行试点。但由于不同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各不相同，人们对养老的需求也很不一样，要打通城市之间的“承认机制”，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以确定的是，“时间银行”已经成为全社会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探索方式。

史秀莲把它形容为“养老防御墙”，“在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去选择市场里养老服务的时候，它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保底的那个选项”。

来源：一条 2024-06-02 侵删

“全国单身人口超2.39亿人”，

“城市30岁人群未婚率超30%”……

当不婚、不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选择，

养老问题也应运而生：

第一批单身、丁克，老去之后

要找谁来监护自己的晚年？

▲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年近40岁的Rebecca面临着很多单身女性特有的生活难题

2017年，《民法总则》首次规定，

成年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预先设定监护人，

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延续了这一“意定监护制度”，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前为自己设立意定监护人，

以便自己失能失智后，

有人为自己履行人身照护、医疗规划、财产处理等监护职责。

他们中，包括子女定居海外的空巢老人，

终身未育的初代丁克，

丧偶、丧子的高龄老人等。

▲“尽善”是全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为丧子、丧偶、未婚未育的孤岛老人提供监护服务

一条采访了全国最早代理意定监护的律师之一、

全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

以及一位办理过几十起意定监护公证案例的公证员，

和他们探讨：

当少子老龄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意定监护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普通人如何找到自己的意定监护人，

去保障自己意外发生后的合法权益？

2018年，我参与了中国第一例同性伴侣意定监护的案例，记得当时给全国各地的公证处打电话，只有上海普陀公证处给予了肯定的回应，其他的公证处都回答得非常含糊。

▲《民法典》中的“意定监护”条例延续自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相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监护人

这么多年过去，能够接办意定监护的公证处越来越多，找我咨询意定监护的人少说也有上百位了。但能走到最后一步的，比例不高，因为很多人都对意定监护存在误解。

为什么来做意定监护？最常见的回答是“如果我有一天出现意外要做手术了，我希望Ta来帮我签字”。通常来说，只有那些需要全麻的重大的手术、需要涉及二次决定的，可能才需要意定监护人来帮忙决策。

另一种误读是，意定监护无所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尤其在特定群体中，它甚至被宣传成了“婚姻平替”，好像只要双方把身份证噌地拿出来，签个协议，然后啥都有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监护权只是婚姻关系里，极端情况下所拥有的一项权利。

▲一些小型手术，在没有影响心智的情况下，朋友、同事，甚至是自己，都可以签字

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做的意定监护代理，不只是给自己失能失智后找个“监护人”，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体系，涉及的内容跟人生息息相关：人身照顾，医疗方案，财产处理，包括生前的和身后的等等。

首先是人身照顾的问题，曾经一个老先生提出过一条要求，失能后不要男护工，一定要请女护工，因为男护工粗手粗脚。再比如，失能失智后，我住哪？是住养老院，还是落叶归根，在家里安度晚年？

医疗方案，我就讨论一个最粗的，你是希望穷尽一切治疗方法，不管痛不痛苦、花多少钱，都一定要延长生命？还是说，在没有生命质量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治疗？

▲《欢乐颂》里，安迪继承了祖父的遗产

对于财产管理，我们会设计一个配套方案，也会严格规定意定监护人的财产处理权限。哪张卡里是流动资金，哪张卡里是固定资产，在什么阶段能够动用委托人哪张卡？一旦当事人进入失能失智状态，是把房子卖了治病？还是出租后把租金用于医疗照护？

一般我们在做财产规划的时候，还会建议客户做一份遗嘱。因为一个人一旦进入监护状态，往往离生命终点也就不太远了。

这两年，我还发现有一些有趣的需求，比如数字资产的处理，社交媒体上的账户，抖音上的粉丝，淘宝网店，交给谁？怎么办？

▲“有些人会在遗嘱里写上人生经验、家族美德，就像《都挺好》里苏大强的遗嘱，他觉得自己工作第一天买的一支钢笔，是他精神的传承，必须留给孙子”

这几年，找我咨询的人主要是3类，初老人群，心智障碍家庭和同性伴侣。

初老人群基本在五六十岁左右，这里面可能有子女在海外的，或者因为一些客观条件没法要孩子的。他们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思路清晰，能接受新鲜事物，跟他们聊方案就非常容易。

在我办理的案例里，有老师找自己学生的，有找邻居的，找同事的，也有找侄女、表兄妹，关系远一点的亲戚的。人活到50多岁，你一定有可以交心的人。

还有一类是心智障碍、罕见病群体家庭，因为这些孩子常年需要被人照顾，所以很多家长会提前规划，以防自己老去后没人照护孩子。意定监护之于他们，更是一种刚需。

咨询人数最多的群体，还是同性好友。但在我的统计里，最终落成的比例只有3%。

▲“我们还会在方案里加入一些委托事宜。曾经有一位客户，她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照顾他的三只小狗，后来，我做了她监护人的监督人，加了小狗常去的宠物店的店员微信”/《我和狗狗的十个约定》剧照

我最年轻的客户是98年的，她来找我的时候，25岁都没满。一开始我其实有一点警惕的，但仔细聊完之后发现不是，两人是互联网行业的，因为单位里有码农猝死了，她们就发现死亡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所以我就帮她俩办理了。

在商议方案的时候，我经常会用画图的方式帮助他们厘清自己的需求。我们会议室里有面白板，我就反复给出一系列假设，如果你残了，他瘫了，孩子发生意外了，分别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经常从下午聊到天黑。

我特别喜欢用一个例子：假设明天三体人要把你抓走了，你想一下有什么事是要别人帮你干的？有时候，我也会建议他们出一个“照顾清单”，从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你都会做什么，哪些事情是特别重要的？

讲得越细，我就越知道这个方案怎么落地。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有的人追星，她觉得自己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明星周边，所以她的协议里就会规定，这些周边一定要给懂它价值的粉丝去继承。

▲上海一老人将300万元的房产送给水果摊摊主后，该老人的妹妹将摊主起诉至法院，最终，法院驳回妹妹的上诉请求，维持房屋归属摊主的一审判决

做方案设计时，我们还需要去考虑两人各自的家庭情况。因为有时候，法定监护人会和意定监护人会“打架”，就像“上海水果摊”的案例，所以我们要规划，如果发生冲突，我们要怎么处理。

好玩的是，有一些案例做到后面，我感觉我做的是心理咨询，甚至是家庭公约。因为不管是伴侣，还是闺蜜，其实很少有人会在日常交流里讨论生老病死。当我摁着大家的头去讨论的过程里，你就会发现，平时大家一块吃吃喝喝，想法好像都挺一致，但一聊到生命本质的东西，大家的三观是如此参差。

有的人在做意定监护的过程中当场翻脸，闹崩了，也有的人做完之后跟彼此关系更紧密了。

▲“有人做完意定监护咨询之后，坚定了彼此的关系”/pexels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坐在公证处，看当事人录音录像的时候，我感觉我像个“证婚人”一样。为什么这么说？虽然我反复强调，意定监护的权利跟婚姻不同，但这个过程比结婚麻烦多了。结婚很多时候是激情和冲动的产物，没点荷尔蒙上脑，人是很难结婚扯证的。

但是做意定监护，你就被我这么反复追问，还无数次地假设了生死，联想不曾预料的极端局面，你还愿意当我的监护人，这一定是个理性的决定。

目前，找我办理的人群里，主动选择不婚不育的丁克人群其实不多。80后的初代丁克，现在也就四十多岁，大多还没有到需要设定意定监护的年龄段，这个群体的需求，估计在未来才能看到。

但不管在哪个群体里，找到我做意定监护的，都是女生多，男生少。

▲电影《0.5毫米》中，安藤樱饰演的护工保护孤岛老人不受伤害

现在不婚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又是独生子女，未来，找一个意定监护人就很难了，更别说找第二顺位的监护人了。

我们这代人都是“线上e线下i”，不像爸妈那代人，跟邻居、同事都有比较鲜活的联系。所以我也经常跟我的一些客户建议，平时对你同事的孩子好一点，你知道吧？如果你同事也没孩子，那就对领导的孩子好一点吧。（笑）

2020年8月，《民法典》颁布不久之后，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成立，它是我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

有人问，比起找个体（自然人）作为监护人，找社会组织做监护有什么好处？

首先，作为社会组织，我们和老人的财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其实，不论是找亲属还是朋友当监护人，难免会和财产牵连，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利益问题：住1万块一个月的养老院，到底值不值？会不会影响我能继承的遗产金额？但监护组织就不会有这样的考量。

▲费超与医生商量老人的治疗方案，代签字

另一方面，监护组织有更多的人力支持。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监护人要在ICU室外等几十个小时，这个时候，组织可以换班，但对于个人来说，他/她可能就很难独自支撑这么久。

我们把服务内容分为几个板块，人身照管、医疗决定、权益维护、财产管理、身后丧葬，但真正的监护行为，其实很难清晰地界定在这些板块里。

很多老人在咨询的时候会问：“意定监护能做什么？”，我们通常会说：“如果你有子女，你希望他/她做什么？”“子女能做的事，我们也会努力做到。”

比如，有些长辈住的老房子没有电梯，就会问我们能不能帮他/她买菜；有些长辈经济条件比较好，想让我们陪他/她去国外旅游。只要是不违背公序良俗、法律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帮助他们。

▲电影《人生果实》剧照

意定监护，本质上要基于信任，而不是血缘。怎么和一个陌生的机构去建立信任？就要来自于日常的互动、沟通、支持，长辈提出问题后，如果我们能去不断地帮他们解决，信任就建立起来了。法定节假日，我们也都会到长辈的家中看望他们。

过去4年，找我们做意定监护咨询的老人差不多有200多位，最后成功签约的有30多位，每月收费500元。这些老人大多没有子女，或者和子女关系不好，而且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近亲或朋友，生活上比较孤单，所以才会找一家社会组织做监护。

我听过的故事里，有子女把父母的户口本、银行卡、身份证全都拿走的，也有把父母的财产悄悄转移掉的。还有过一个案例，一位长辈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之后，他发现小孩就把家里的装修全都拆掉了，不允许他回家住。这些子女里，其实不少拥有很高的文凭，长辈们有时候会哀叹，是自己的道德教育出了错。

这些年最让我感触的，反而是老人们简单朴素的遗愿。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30岁就开始思考遗嘱，内容也稀奇古怪。但其实，只有在死亡临近的时候，我们才会对死亡产生真正的思考，而这些想法往往是很直白、很简单的。

▲电影《入殓师》剧照

比如老人们会说，“到时候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入土”“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把我的身体擦拭一下，再送到太平间去”，有些长辈会留给我们一些联系人的方式，希望请我们在他/她过世之后，通知一下在世的朋友。也有一些老人会叫我们去做遗嘱执行，把自己的钱款捐赠给贫困的老人。

让我感慨的是，人生就很多时候它可能不那么绚丽，也不那么精彩，它真的是很平凡的一生。

我们送终的第一位长辈，是在去年的时候，他过世的晚上刚好是除夕。

▲费超和机构工作人员给过世的老人落葬

我们有一个24小时开机的紧急联系电话，医院给我们电话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两点左右。等到我们赶过去的时候，长辈已经独自过世了。医生给出的死亡原因是呼吸骤停，应该是他肺部的肿瘤发生了突变，引起了压迫。

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其中的重量。因为之前做意定监护都是纸面上的，这次是真正地在践行承诺，送走他的最后一程。他们把自己的余生交付给一群陌生人，这份信任是最让人感动的。

未来，我想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可以共同实践社会化的监护，探索对监护组织的监管、经费保障。因为在老龄化、低生育率的背景下，监护人缺失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2019年，我做的第一个案例是一位在婚姻中很挣扎的母亲。当时她已经患有重病，丈夫却在这个时候出轨了，她担心如果病情继续加重，丈夫会不会对自己做出伤害，毕竟手术的材料全要丈夫签署。所以她就委任自己20岁的儿子作为意定监护人。

这个故事里，配偶才是她第一顺位的法定监护人，这位母亲优先了儿子的排序。

这些年，我公证过的意定监护差不多有四五十例，其中超过2/3的群体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个年龄段的人，身体健康面临着断崖式下滑的风险，他们会担心突然患病无法自理，所以设立意定监护的需求往往是最迫切的。

▲意定监护流程图

这个群体里，包括失独老人、丧偶老人、空巢老人。主动选择做丁克的老人很少，大多还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单身”的，比如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允许他/她做人工辅助生殖。

珠三角地区的家庭观念相对保守，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作为意定监护人，一些老人也会选择生活里遇到的年轻后辈。随着这两年监护组织的逐步推开，对于那些找不到意定监护人的老人，他们也会把目光投向监护组织。

作为公证员，我们首先要考察两人的情感关系和信任基础，我会和双方单独谈话，也会通过各种资料交叉验证。

曾经有一个离异的老伯伯找到我们，想指定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年轻男子作为他的意定监护人。我一开始对两个人的关系有点摸不清，但了解过后，发现他们是师徒关系，年轻的时候，徒弟跟随了他很多年，老伯也见证了徒弟的成家立业。两人是忘年交。

▲日本的社会监护服务体系，已经有一个长期的、相对成熟的运作

还有一个案例，我们前后沟通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做出了最后的公证。

一位丧偶的爷爷，一生未育，唯一的直系亲属是争过他财产的养女。这位爷爷来公证处的时候，带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说照顾爷爷多年，帮爷爷维过权，两人还一起上过电视。

很快，我们发现小伙子是一家医养机构的工作人员，两人是买保健品时候相识的。基于这个背景，我就谨慎地核查了两人的关系和背景。

我们首先了解了爷爷的家庭关系情况，包括查人事档案、户籍，询问旁系亲属。之后我们联系了爷爷年轻时候待过的单位，街道居委，询问近几年是谁去帮他办理养老金的，谁会日常帮他上传核酸报告等等。

这个案例里我们还找律师进行了介入，因为涉及爷爷去世后的财产分配。后来我们发现爷爷的侄女、姨甥对他是挺有感情的，而小伙子也在尽心尽力地上门照顾老人。经过沟通，最后各方商定由爷爷的侄女担任意定监护人，把小伙子作为实际照管人，等于说降低了小伙子的决定权。

▲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

无论是对于意定监护人，还是照管人，当事人通常会给予他们一些相应的财产馈赠。试想，一个人无限付出却没有回报，久而久之就成了道德绑架，监护很难长久。

但另一方面，涉及金钱的问题，容易和人性产生冲突，所以必须加入意定的监督条款进去，以防引发“谋财害命”的事情发生。

大多数老人不太懂法，他们来的时候也不会带协议草稿。我会问出他们的想法，根据对方的要求和意愿，从日常生活、医疗备案到财产管理，然后共同去起草一份协议。一般来说，每份协议有20条左右的条款，此外还有当事人家庭背景和关系的陈述。

从《民法总则》到《民法典》，意定监护的法律规定其实没有变化。只不过《民法典》实施后的半年里，推出了司法解释，对于意定监护的细节认定，我们有了更多的参考依据。

▲电影《妈妈！》中，女儿罹患阿兹海默后，逐渐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

另一个变化是，这些年我们做的意定监护，大多都是“委任代理+意定监护”的组合。委任代理和意定监护的关系就像是时间进度条上的不同阶段，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具体来说，一个人要进入法律所规定的“监护阶段”，是要经过一个严格的司法程序的。除了医学上的司法鉴定，一般还需要经过法院的流程，当事人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样才开始进入监护阶段。

但当一些意外突然发生时，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已经达到了某个程度，但还没来得及去法院裁定，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协议的约定先启动“委任代理”阶段。

意定监护是一个年轻的制度，法条上也只有几行字而已，未来还需要制度上更多的配套措施，比如，当我们拿着这份意定监护资格证明的时候，保险机构、医院、银行认不认？

这几年，光我们公证处的文书框架都已经修正了10几个版本了，相信在更多人的实践中，它也会慢慢走向成熟。

 

来源：一条 2024-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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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先生今年87岁了，
依然坚持读书创作，
为了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他一直在世界各地奔走。

​近几年，
他推动《红楼梦》程乙本出版。

​今年，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红楼梦幻》也在大陆再版。

白先勇是名将白崇禧的儿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
随家人逃离老家广西，
踏上动荡之路，后定居中国台湾。

​30多岁，他一鸣惊人，
​创作出小说集《台北人》，
​在二十世纪华文小说100强中位列第七，
​是在世作家中的最高位。

▲白先勇在台北家中

​文学世界之外，
因感动于昆曲之美，
白先勇还自愿当起了昆曲的“义工大队长”，
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复兴了昆曲文化。

​2024年，
让青春版《牡丹亭》再次在中国台湾上演。

87岁的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还有哪些困扰？

​在经济、技术发生全面变革的今天，
​我们可以从经典中收获什么？

​今年4月底，我们前往了白先勇位于台北的家，
进行了独家专访。

▲白先勇接受“一条”采访

白先勇先生87岁了，依然精神矍铄，每天都要在书房里，工作6、7个小时。​

​白天悠闲，他在电脑上读些新闻或文献，晚上清净，天一黑，他便伏在案头写作，一直写到天亮才睡觉。他一直用不惯电脑，“因为机械的东西，没有灵感，写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不见了”，所以几十年来，白先勇写作一直用600格的稿纸，从来没变过。他笑称自己还欠着很多文债，每天忙忙碌碌的，不过也乐在其中。

▲白先勇在桌前工作

我们和白先勇先生的采访，安排在了下午4点。他穿一件灰色的中式上衣，头发已花白，脊背也稍有弯曲。站着说话时，他常将双手叠放身前，风度自然儒雅，颇有大将遗风。

▲白先勇家中挂满了不同年代、风格的字画

​这位经历过战乱、动荡、亲人离世的耄耋老人，声音稍有些沙哑，但依然洪亮亲切，很努力地将每一句话都表达清晰。采访前，他笑着说，“实在对不起，我年纪大了，听力不大好了，要拜托你们讲话声音大一些，讲慢一些。”

▲白先勇向我们介绍徐悲鸿写给父亲白崇禧的书法

他也欣然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家。

​家里整个空间布置得简单古朴。地板和家具基本都是红褐色，书桌旁摆着红楼梦人物的瓷碟，家里还有些花纹生动、着色干净的花瓶和器皿。除此以外，没有多余的摆件。​

​白先勇喜欢收藏，书房、餐厅的几面墙上挂着不同风格和年代的字画：台湾书法家董阳孜的书法，特意题了《红楼梦》里的字，还有于右任的草书、白先勇祖母的绣像，徐悲鸿赠与白先勇父亲白崇禧的一幅字，那是白崇禧去往战场前收到的，写着“雷霆走精锐，行止关兴衰”。置身其中，亦能感受到历史厚重。

▲白先勇介绍自己的书房

书房里，墙上参差错落地挂着几幅字，都是他的代表作，有《孽子》、《一把青》……字迹风格不同却相得益彰。书架上，有他自己翻译成不同语言的文学著作，还有很多在美国教书时留下的书。上千本书将两面书架塞得紧实，不留任何缝隙。

​白先勇特意向我们介绍了书架最高处的杂志，那是他大学时代和同学一起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那个杂志穷得不能再穷，我们一直撑着，撑了20年。我把台北的旧宅也卖掉了，赔得精光，为这本杂志，最后倾家荡产。”他爱书，也恋旧，一辈子买书、藏书，就算泛黄开页了，也舍不得丢任何一本。

​谈起昆曲和《红楼梦》，他的声音会再提高一些，如数家珍，神采奕奕。回忆起自己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缘分，他常常使用“欢天喜地”这个词，“大家欢天喜地地去看《牡丹亭》”，“年轻演员们演得欢天喜地”……这已是他为之奋斗半生的事业，他为这样的“热闹”感到高兴，也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能一直这样“欢天喜地”地传承下去。

​以下是白先勇的讲述。

最近几年，因为年纪也大了，我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很多以前没看的书要看，之前我爷爷叫我写的一些文章，我也没写完，现在在补。

​我每天吃完饭，会在餐桌旁看两三个小时电视，然后在书房坐6、7个小时，一天过去感觉任务也就完成了百分之三，私生活挺忙的。现在我也不大旅行了，最多和文艺界的老朋友们聚一聚，平常最多到各个大学做做演讲，讲讲《红楼梦》、《牡丹亭》，不过我前两天去台大演讲，结果第二天就累倒了。

​身体到底比不上20年前了，以前我推广昆曲，跟着他们到处跑码头，现在有点吃不消了，不过我心里还是很高兴。

▲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演（摄影：许培鸿）

​今年就有一件大事，前阵子，青春版《牡丹亭》在时隔20年后，又重新在台湾上演了。​

​这次的演员都是原班人马，我刚开始跟他们合作的时候，他们都是20出头的小伙子小姑娘，现在功夫都到家了，都成角了。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场。我当时在台下，觉得特别感动，真的太不容易了。

​这20年，演了近500场，80万观众，而且全世界，美国、欧洲、东南亚都去演过了，最主要是进到了40所高校，培养了大批的学生观众，这个要紧。

​现在我慢慢觉得，这是“天命”，我们不是在演一出戏，而是在拯救正在衰落中的，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这些人就是在做义工，我就是“义工大队长”。

▲《游园惊梦》，梅兰芳饰杜丽娘，梅葆玖饰春香

​第一次听昆曲，是《游园惊梦》。那时候我年纪小，只知道大家都说去看梅兰芳。没想到，里面的曲、词就此唱进了我的心里。​

​昆曲其实就是以最美的形式表现我们中国人最深的感情。昆曲本身的美学之高，可以说，在别的类型的表演艺术里，我还没有看到过。

​后来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做访问教授，期间在上海昆剧院看了《长生殿》。戏一结束，我就跳起来喝彩。那时候起，我就起心动念，不能再让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衰微下去，我得做些什么。​

▲青春版《牡丹亭》剧照（摄影：许培鸿）

​​1982年，我就把自己的小说《游园惊梦》改变成舞台剧。我觉得要推广昆曲，还是要有年轻人的基础，我就推进昆曲进校园，在北京大学开昆曲课，这么多年维持下来，是有一个外溢效应的。​

​我又不是昆曲界的人，投入这么大的精力、人力、物力。等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现在，世界发展变化得很快，很多人问读经典还有什么用。

​没错，AI时代已经来了，很多事情上，AI已经比人类聪明太多。下围棋，我们也下不过AI了，但是AI始终是人类发明的，我觉得我们不能被牵着鼻子走。你要去控制它，怎么控制？我觉得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认同。​

​所以我觉得像《红楼梦》、《牡丹亭》这一类的东西应该更加扎根。我相信人是有一种精神领域的、有心灵的，当你阅读这些经典，有了文化的垫底，你就不会被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牵着鼻子走。所以我觉得AI时代，是人类的大危机，也是大转机。

我一直说，《红楼梦》是我的百科全书、文学圣经，更是我一辈子的床头书。看过《红楼梦》的人，和没看过的是不一样的。到现在，我也不敢说我完全看懂了这本书。​

​起初我看《红楼梦》，那时候年纪小，以为就是在讲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后来自己有了很多经历，才慢慢知道，它讲的是人生。是讲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历劫。升学、升官、情劫、死劫……我们都知道贾宝玉最初是一块石头，后来降临到人世，走了这么一圈，所以后来我也明白，我们都是这样，要在红尘里走一圈的。

▲白先勇唯一一张所有家庭成员齐全的全家福

▲白先勇在圣芭芭拉创作《台北人》时的留影

​我生下来就是抗战那一年，6岁的时候，我跟随家人从桂林逃难，逃日本人。在我6岁以前的记忆里，我们桂林是山清水秀，我们家还有个很漂亮的花园。我的童年蛮快乐的。但是1944年，日本人攻打桂林，我的人生突然出现断层了。​

​当时好多人往湖南、重庆逃。当时我们一家是搭上最后一班火车逃走的。因为当时我祖母都90多岁了，身体跟不上。我记得那个火车顶上到处都是难民，火车开都开不动。

​火车里面，也是混乱一片，挤满了人，我们两家亲戚加起来80多口，我母亲一个人指挥。火车开动了，我回头一看，整个桂林已经火海一片，我们的房子也被烧光了，都付之一炬。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有了那种感觉，哦，原来人世间是无常的。很多美好的事物，会一下子变成灰烬。当你明白世间一切都是无常的，其实你反而会放心了。这是《红楼梦》带给我的最大启发。

除此以外呢，最重要就是“情”这个字。无论是爱情、感情、人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孽海情天里浮沉。

​《红楼梦》也受《牡丹亭》的影响，比如“情不知所起”，“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这个情有很多层次。

​贾宝玉的信仰就是“情”，他就是“情”的化身。他说话、生气的时候，眼角都是含情的。他来到人间，就是来补情天的。所以他到了太虚幻境，会看到一个匾，写着“孽海情天”。

​后来贾宝玉出家了，大家觉得是不是因为黛玉死了，他想避开红尘，我想不是那么浅。他走的时候穿了一个大红斗篷，他为什么不穿黑色的、黄色的袈裟？因为红色代表“情”。他在人世间经受了情殇。

​他代表的，有点像佛陀前传里的悉达多，他尽享富贵荣华，享尽美色娇妻，也看到了人世间的老死病苦，所以他最后也大彻悟，要寻求一种解脱。所以这也和人世间很像的。

▲白先勇在台湾大学教《红楼梦》

​2014年至2016年，我在台湾大学开课讲《红楼梦》，后来将讲义出版成书，《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这两年，如果说我还对《红楼梦》做了些什么的话，那就是促成了程乙本版本的《红楼梦》重新出版。因为之前这个版本基本上已经绝版，或者被边缘化了。目前市面上流行的版本基本都是庚辰本。

▲《红楼梦》程乙本校注版，理想国出品（摄影：书鬼）

我在台北大学教书的时候，有机会将两个版本仔细对照一遍，我当时还仔细做了一个表格，发现两个版本有190多处不同，我发现庚辰本这个版本有很多不到位、错误的地方。

​后来我就想办法，重新将程乙本的《红楼梦》印了出来。我觉得这是意义非凡的。这样一本奇书，当然应该让大家看到更准确、更好的版本。

Q：一条

​A：白先勇

​Q：曹雪芹用《红楼梦》来隐喻人世间，一场繁华终有散。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意识到了无常，觉得一切都是镜花水月，人也更容易走向虚无，您觉得要怎么避免？

​A：《红楼梦》第一回，两个道人出场就在唱《好了歌》，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共鸣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我觉得这就是对人生的认识。

​没错，很多繁荣繁华，你的成就，就像镜花水月，其实总会过去的。大家或许觉得，“好”和“了”意味着，好的事情，都会了（了断、结束），会消失。好就要了，不好就不了。

​但有可能，“了”不是意味着了断、了无。而意味着“了解”，就是我们对于无常要有理性的认知，要有了解，认识到什么都在变，这样的话，你的心思才能放下，才不会那么执着和痛苦。

​当然了，意识到无常，不是说就什么都不做了。因为无常，很多东西都会走掉的，会不存在，但是你做过了，可能就会留下一定的影响，这个认知很要紧。​

​Q：中国人经常有一种既出世又入世的态度，很多年轻人一方面想要做“淡人”，想躺平，一方面又没法放下世俗层面的认可，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A：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有三种主要的哲学思想贯穿在思想深处。一方面，我们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鼓励大家追求经世济民的抱负理想，求功名利禄。至今都有很深的影响。

​比如我们的学生都很会考试，会拼命地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整个家庭都很看重学习。但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青少年一下子进入社会，就觉得人海茫茫，会非常恐惧。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也很正常。

​很多人大概到了中年，就开始遇到各种挫折，也许有人丢官了，有些人犯法了。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跟在后面。​

​所以人到中年受了挫折，他可以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到了晚年，佛家的思想来了，有些人就超越了。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和别的民族不一样，我们是比较有弹性的，就像一根竹子，你把它往下一直弯，好像不行了，但是手一放，它就弹回去了。这是我们特别的地方。

▲2018年，白先勇在杭州

Q：您曾提到人不可避免在孽海情天里浮沉，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大家似乎已经不再将爱情奉为圭臬，开始鄙夷恋爱脑，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A：没错。我和很多年轻人接触后发现，他们好像是不太相信爱情了，玩世不恭地对待感情，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受过挫折了。

​我始终觉得，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最基本的人性是没有改变的，我觉得人内心最深处，还是希望有自己终生不渝的伴侣和爱情。

​西方老早就有理论，说浪漫爱情死掉了。但是我觉得未必，青春版《牡丹亭》演出的时候，有大批的年轻人来看，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15岁男生，他看完后跟在我后面说，他特别感动，看完掉眼泪。

​像《红楼梦》、《牡丹亭》，都歌颂了爱情，它们讲的是爱情神话，好像是遥不可及的。但是爱情这东西很复杂的，有些人一辈子没得到过，有些人是得到了，又失去了。有些人看得轻，有些人看得重，我觉得，你要知道它的复杂性、它的善变性，然后将“情”存之于心。

Q：《红楼梦》当中塑造了经典的金陵十二钗，也批判了当时的男权社会，赞颂了女性的魅力，这两年在中国女性主义发展也很迅速，结合《红楼梦》，您觉得如今的时代，应当如何重新看待女性的魅力？​

​A：《红楼梦》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其中的女性地位都很高，能看得出来作者对女性的尊重，和当时很多其他著作是不一样的。明清时代的时候，很多上层阶级的女性已经开始接受教育，有了自主的想法，《红楼梦》当中，很多女性也都是念书写诗了。​

​其实在我看来，中国女性一直都是很强大的。虽然之前父系社会创造了很多陋习，要拘束女性，但是女性变得强大，是必然的。我觉得无论是男性还是社会，应该看到、也应该尊重女性的强大。

​在《红楼梦》里，每个女孩子都很有个性，她们情感充沛，有自己的主见。

​比如薛宝钗，她虽然遵守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很守规矩，但是作者也没有把她写成教条的女孔子，她懂事、识大体，有自己的一套道理，人物是很丰满的。

​以前我给学生上课，问那些男生，发现大家都怕林黛玉，觉得她那么多小性子，整天试探贾宝玉，很多儿女情长。但其实这就是女性的多愁善感，她的敏感。在现代，你肯定能在周围找到对应她们的女性，所以女性是有自己丰富的个性的。

​我们常常讲男女平等，我觉得最重要的平等和尊重就是，我们要看到女孩子有她的主体个性，有她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情感表达方式。没有什么好和不好。

Q：您已近耄耋之年，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很通透的年纪，您现在还有哪些没有解开的困惑吗？你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是什么？

​A：我始终没搞明白的是人。我觉得人就是个谜，太复杂了。比如这几年，世界各地战争依然是重复再重复，好像人类永远不会从历史中得到教训，永远没有智慧去学这个东西。

​到现在，我也不能说我对人有多了解，当然，现在年纪大了，阅历多了，看很多事情比较通透，比较能接受了。就听随你自己的心就好，跟着它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