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知视界

来源：遥远的未来吗   2020年7月22日    侵删

娱乐圈的“女神很多”，不同于现在千篇一律的“整容脸”，半个世纪前，有一批女明星既有原生的出色外貌，又具备精湛的演技。王晓棠就是其中一位，当时盛传“女看王晓棠、男看王心刚”，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

王晓棠出身名门，18岁参军，一路从报幕员到当红女影后，从八一制片厂厂长成为影坛唯一一位女将女，也被称为“最美的女将军”。

荧幕前她扮演了天真少女、美艳女特务、地下工作者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通过她的演绎，每个人物都被赋予了不同的灵魂，出神入化的演技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成为影史上不可替代的“女神”。
生于动荡的年代，她的人生也如同电影一般坎坷传奇。

京剧启蒙
1934年，河南开封一户不普通的家庭诞生了一个大眼睛的女娃娃，王晓棠。

王晓棠的父亲曾任大官，因为看不惯当时官僚的腐败，辞职在家，投身于热爱的绘画。受父亲的影响，王晓棠从小就对读书有兴趣，家里父亲的藏书都快被王晓棠读完了。

这些阅读帮她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学时王晓棠就显示出了过人的创作和语言天赋，不仅作文经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展示给同学，演讲也得到了全市第一名。

王晓棠10岁时迷上了京剧，母亲发现她的爱好干脆把她送去了京剧大师郎定一门下学习。跟师父学习了一段时间，王晓棠已经把京剧和昆剧的许多经典曲目学了个形神兼备。因为出色的表现，王晓棠被称为“小郎定一”。

1948年，王晓棠跟随家人搬了两次家，从南京到杭州。定居在杭州后，王晓棠在当地读了女中。在校期间，班主任刘家树发现王晓棠很有表演天赋，建议她去试试报考上海剧专。王晓棠满心期待的前往报名，却发现当年学校并不招生，失望而归。

1952年，王晓棠通过母亲介绍认识了自己的贵人黄宗英。黄宗英和丈夫赵丹都是当时鼎鼎有名的演员，有他们的推荐肯定对自己的演艺事业有很大帮助。

起初黄宗英还犹豫，毕竟王晓棠年龄太小。这时赵丹在旁边为王晓棠争取，他觉得王晓棠读书多，有内涵有文化有见识，对艺术类都有所了解，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赵丹坚定的对黄宗英说：“这姑娘以后肯定是个名角儿。”

这样黄宗英把王晓棠推荐给了哥哥黄宗江，彼时黄宗江正在为筹建总政文工团京剧团招收名角儿。听了妹妹的大力推荐，有心收下王晓棠但是又不能破了规矩，只好先向领导请示。没想到领导听说王晓棠的经历和才华，马上同意破格收下她。

进入总政京剧团就要参军，王晓棠的父母听到消息坚决反对，时局混乱，父母不放心女儿。临行前，母亲哭着拦住王晓棠，但王晓棠去意已决。黄宗江也跟王晓棠母亲保证：“您放心，女儿交给我们错不了。”
就这样，王晓棠终于得到母亲的允许，跟着黄宗江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踏上演艺圈
来到总政歌舞团，因为文化程度高，王晓棠在刻苦学习练功外还义务给同学们扫盲，成了京剧团有名的“老师”。
1953年，王晓棠跟着剧团到西北慰问演出。这次演出王晓棠担任了报幕员，甜美的长相配上标准的普通话，端庄大气。舞台上神光彩照人的王晓棠甚至比演员还受欢迎，很多演员说听了她报幕一下精神了。

1954年，王晓棠被领导钦点调入总政话剧团，正式成了一名演员。

当时话剧团的演员没有王晓棠这么刻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功，这样的她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所以当时出演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王晓棠得到了一个没台词的农村妇女角色。

即使没台词，只在台上走走，王晓棠也没有松懈，跑到马路上盯着路过的农村妇女仔细观察，因此台上演绎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农村妇女。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5年的一天，正在练功的王晓棠被两个人叫住，告诉她自己在拍片子，希望她能出演女主角。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导演林农，这部电影是《神秘的旅伴》。

因为电影的女主角一直没定下来，林农无意间听人说起有个漂亮的报幕员口齿伶俐，台风稳健大气，很有魅力，就专程来到话剧团邀请王晓棠。

毫无电影经验的林晓棠就这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在剧中扮演了青春美丽的彝族少女黎英。随着影片在全国上映，反响空前。王晓棠也因此一炮而红，受到了亿万观众的喜爱。

说起来导演林农放着那么多科班出身的女演员不用，专挑了一个毫无经验的新人出演，还真是独具慧眼，艺高人胆大。

这还不止，因为看出了王晓棠的潜力，林农在拍摄《边寨烽火》时拍到一半，毅然用王晓棠换掉了原来的女主角。
要知道这部电影是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彩色胶片都是价值不菲的进口胶片，为了换人浪费了不知多少卷胶片。而且林农是先斩后奏，把王晓棠找来，剧组才知道换演员这件事。
所以当时对王晓棠的出演，大家都是抱着质疑的态度。
电影上映后，王晓棠没有辜负导演的信任，再次凭借出色的演技征服了观众，还获得了国际电影青年演员大奖。

1958年，王晓棠进入八一制片厂。来之前有人悄悄告诉王晓棠，这次到八一制片厂，厂里会为她安排一个女特务的角色，千万别演，演坏人会被观众讨厌。对于这个善意的劝告，王晓棠并没有在意，她的心中角色就是角色，没有善恶好坏，自己只是一个演员，责任就是演好每一个角色。

没多久，这个女特务的角色真的找到了王晓棠，这个角色就是《英雄虎胆》中美艳动人的女特务阿兰。这个角色是敌军派去勾引我军的侦查员，不仅要貌美，还要会跳舞。为了能完美的还原这个角色，王晓棠找到一个会伦巴的职工教了自己3个晚上，就已经跳的有模有样、风情万种了。

电影播出时，看着婀娜起舞的王晓棠，底下观众都沸腾了，掌声口哨声响成一片，王晓棠成功把舞蹈跳进了每个观众的心里。多年后，《英雄虎胆》的男主角接受访问时还表示合作过最优秀的女演员就是王晓棠。

这部影片大获成功，王晓棠更是凭借这个角色打开戏路，演艺事业也越走越顺。

1959年，八一厂为国庆十周年准备了影片《海鹰》，王晓棠饰演了英姿飒爽的民兵连长玉芬。

1962年，王晓棠被选为新中国“22大明星”之一。

1963年，王晓棠接到了《野火春风斗古城》剧组的邀请，这次演出很特别，要她一人分饰两角儿，扮演一对性格经历都完全不同的孪生姐妹。姐姐金环是个内心成熟做事稳重的地下工作者，妹妹银环是天真单纯不谐世事的知识分子。为了演好这两个有挑战性的角色，她背下了整部小说，不断揣摩姐妹的性格，最终呈现出了两个完全不同，各具特色的姐妹花。表演天衣无缝，观众甚至以为王晓棠真的有个姐妹。这部电影奠定了王晓棠的影视地位，成了她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因为这部电影，王晓棠拿到了历史上唯一一次全票通过的“百花影后”。

本来星途璀璨，事业正处在黄金期的王晓棠，却因为一场大运动的爆发，被迫终止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遭遇变故 失去爱子这场大运动中，王晓棠备受折磨，但是她没有被打倒，依旧用顽强的意志挺过来了。
1969年，王晓棠和丈夫被下放到怀柔林场改造。

王晓棠的丈夫言小朋，父亲是“四大须生”之一的言菊朋，姐姐言慧珠是梅派传人。出身京剧世家的言小朋从小耳濡目染，10岁就能登台演出。在代表总政文工团去上海招募演员时，言小朋看到了美丽的王晓棠，被那双大眼睛深深的吸引了。在言小朋的追求下，王晓棠也慢慢被打动了，和言小朋谈起恋爱。

随后，王晓棠拍完《神秘的旅伴》，接受了言小朋的求婚。1956年，他们的儿子言群诞生了。言群小时候聪明帅气，画画也很有天份，王晓棠夫妻对这个宝贝儿子都寄予厚望。

本来幸福的三口这家随着夫妻双双被下放林场打破了，年幼的言群被送到亲戚家生活。1974年，言群不幸得了肝炎，没几个月就因为病情恶化去世了，当时还不满18岁。

王晓棠心碎欲裂，至今仍能清新的回忆起儿子去世前3天，拉着她说：“妈妈，我的画还没画完”“妈妈你吃点东西吧，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儿子的离世成了王晓棠不能触碰的伤，直到现在，她还保留着儿子用的玩具，画的画，她能留住和儿子的联系只有这些了。

日后，很多人劝王晓棠夫妻再要一个孩子，但是王晓棠觉得再要也不是儿子小群了，所幸就不要了。丈夫言小朋也理解支持王晓棠的想法，一直陪在妻子身边，专心照顾妻子。

1975年，王晓棠重回八一制片厂。
1982年，王晓棠创作了电影《翔》，这是她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影视作品。
1992年，陪着王晓棠经历风风雨雨的丈夫言小朋也去世了，享年67岁。

这一年王晓棠被选为八一制片厂厂长。
一年后，王晓棠从大校升为少将，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女将军。
失去孩子和丈夫的王晓棠从此孑然一身，专心投入到了电影事业。
担任厂长期间，王晓棠拍摄了《大进军》《挺进大别山》《奇袭》等优秀作品，获得了一系列大奖。
1998年，王晓棠卸任厂长。
2005年~2015年，王晓棠分别获得了中国“百年百名优秀演员”、“国家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和“金鸡奖终身成就奖”3项大奖。

王晓棠的一生跨越了导、演、编多种职业，而且把每一种都做到了极致，其成就和奉献不可估量，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如今王晓棠已经86岁了，但是依然精神矍铄，气质儒雅。
希望这个经历苦难的老艺术家能够安度晚间，健康长寿。

来源：解脱之路 2020年 5月19日    侵删

送别

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我们常常唱起这首歌，悲悲戚戚又绵软悠长，一字字敲打着心房，满目美景化作长亭古道，乌啼残阳。而这首歌便出自脱尘大师弘一之手。

他出家前曾写给日本妻子的一封信：

《见字如见面》：放下你，并非我薄情

诚子：

关于我决定出家之事，在身边一切事务上，我已向相关之人交代清楚。上回与你谈过，想必你已了解我出家一事，是早晚的问题罢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索，你是否能理解我的决定了呢？若你已同意我这么做，请来信告诉我，你的决定于我十分重要。

对你来讲，硬是要接受失去一个与你关系至深之人的痛苦与绝望，这样的心情我了解。但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我想你的体内住着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愿佛力加被，能助你度过这段难挨的日子。

做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义，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

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的。

我们要建立的，是未来光华的佛国，在西天无极乐土，我们再相逢吧。

为了不增加你的痛苦，我将不再回上海去了。我们那个家里的一切，全数由你支配，并作为纪念。

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是要来，如今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

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愿你能看破。

在佛前，我祈祷佛光加持你。望你珍重，念佛的洪名。

叔同戊午七月一日

1918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李叔同正式皈依佛门。

剃度几个星期后，他的日本妻子，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和她的朋友，寻遍了杭州的庙宇，最终在一座叫“虎跑”的寺庙里，找到了自己出家的丈夫。

这一年，是两人相识后的第11年。

38岁的他，原来是西湖对岸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不久前辞去教职离开学校，在这里落发为僧。

10年前，他在日本留学时与妻子结识，此后经历了多次的聚散离合，但这一次已经是最后的送别，丈夫决定离开这繁华世界，皈依佛门。

李叔同决心已定，连门都没有让妻子和孩子进。

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知道已挽不回丈夫的心，便要求与他见最后一面。

临别前，几个人一同在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吃了一顿相对无言的素饭，丈夫把手表交给妻子作为离别纪念，安慰她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西湖边，杨柳依依、水波滟滟，没有比西湖更合适送别的场景了。

清晨，薄雾西湖，两舟相向。

诚子:“叔同——”

李叔同:“请叫我弘一”。

诚子:“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李叔同:“爱，就是慈悲。” 岸边的人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船上的人连头也没有再回过一次。

五年前的一首《送别》，意境高远，满耳戚戚，而今竟一曲成谶。从此，世间再无那个会作诗、会书法、会作画、会填词、会篆刻、会演戏、又会音乐……的李叔同，只有一代名僧弘一法师。

李叔同遁入空门之心决绝，不给自己留半点退路，但他不是个无情的人。在出家前，叔同曾预留了三个月的薪水，将其分为三份，其中一份连同自剪下的一绺胡须，托老朋友杨白民先生，转交给自己的日籍妻子，并拜托朋友将妻子送回日本。

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弘一大师内心的柔情和歉疚，以及处事的细心和周到。

据说，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和诸般猜测。

世人大多无法理解，一时间猜测四起，“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失恋说、政界失意说……”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存着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

其实李叔同为什么要出家，读读他写给妻子的那封信，再明白不过。

他的学生丰子恺，曾经这样解释：

“他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

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

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

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

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

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

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

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

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

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

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

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

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

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

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

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梁。

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梁而已。

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梁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

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

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

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

丰子恺，大概是最了解他老师的人了吧。

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其实，他要的不是这些，他要的，一直是自己的本心。

他出家，既不是为了当律宗第十一世祖，更不是为了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

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

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僧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 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弘一法师圆寂时，有两件小事令人深思。

一是他圆寂前夕，写下的“悲欣交集”的帖子，无论是这句话本身，还是他所写的墨宝，都使人看到一位高僧，在生死玄关面前的不俗心境，既悲且欣，耐人寻味。

二是他嘱咐弟子在火化遗体后，记得在骨灰坛的架子下面，放一钵清水，以免将路过的虫蚁烫死。

活着的时候，怜惜蝼蚁命并不奇怪，这是对修道之人的一般要求，但是快死了还惦记勿伤世上的生灵，这份心思的细腻，非真正的大慈大悲者不能有。

他放下个人的小爱，却以慈悲之爱对待众生，这一场无法挽留的离别，是成全世间的大爱。

作者：洞见.一默      来源：洞见    侵删

古人说，心若不动，万事从容。
万事万物都是人内心的投射，凡事都在人的心里。
一个人内心足够强大，无论外界发生什么，都能从容应对。
而强大的内心，需要一点点去修行，《格言联璧》有言：
“闹时炼心，静时养心，坐时守心，行时验心，言时省心，动时制心。”
做到这六点，人生才能内心强大，无往不利。

01   闹时炼心
王阳明说：“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
面对的环境越是糟糕，越要守住内心，境转心不转，这是炼心之道。
毛泽东年少读书，喜欢去嘈杂的菜市场。
在商贩的叫卖声中，时而朗读、时而默念、旁若无人。
所以，毛泽东练就了一份可以随时定心的功夫。
此后的日子里，行军路上，枪声炮火中，他也能安然自若，专心读书。
很多人定不下心来总是找外因，觉得是外界影响到自己。
殊不知，“不是幡动，是尔心动”。
不要总是责怪外界没有安静的环境。
在嘈杂中磨炼自己，向内寻求定力，一个人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02   静时养心
古人云：“养心贵以静，淡泊宜于性。”
一个人只有保持安静，才能放松自己，淡泊从容。
苏轼被贬黄州，为自己建了一座草堂，他请人将草堂四壁绘满雪花，称之为雪堂。
外界复杂纷扰，雪堂却独守一份简单。
闲来无事，苏轼便静坐其中，独自面对四面雪白，内心平静而丰盈。
现代人忙忙碌碌，没有一刻安闲，疲惫的心灵时刻紧绷，迟早会有崩断的一天。
安静下来，一个人才有时间去沉淀，去反思，去升华。
古人说：静能生慧。
只有安静下来，才能拥有一份应对复杂的智慧。
只有心灵安静下来，才有了观照万物的可能。

03  坐时守心
古人认为独处可以“神不浊”、默坐可以“心不浊”。
一个人在自己独处的时候，要守住自己内心的清明。
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守住内心的准则，守住人生的底线。
曾国藩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有个县令送了他一副王羲之的字，价值连城，珍贵异常。
曾国藩晚上拿出来细细观赏之后，退还给县令，说：“世间尤物，不敢妄取。”
为官几十年，权倾朝野，曾国藩却家无余财，后来他儿子曾纪鸿给家人看病还需要外出借钱。
这样的曾国藩着实不愧为一代大儒。
曾国藩说：“慎独则心安。”
人只有守住自己的良心，上不负天，下不愧地，才能坦坦荡荡面对天地鬼神。
守住利益的诱惑，守住自己的内心，才能守住人格与尊严。

04  行时验心
古人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苏轼小时候立志成为范滂那样真诚正直的人。
长大之后，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乡野，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
哪怕被贬千里，流浪一生，他依然不站队，不结党，始终保持一份真诚与善良。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
时刻检省自己，提点自己，想想当初为何启程。
不要忘记初心，不要偏离航向。
人生只有一次，生命无法重来，务必要活出自己的模样。

05 言时省心
老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一个人话越多，招致祸患的几率也就越大。
清代咸丰皇帝下令百官建言献策。
曾国藩二话不说上了一份奏折，毫不客气地指责皇帝三个错误。
咸丰皇帝很生气，当场就要拿他开刀。
幸亏有人替曾国藩说好话，他才免了一场牢狱之灾。
经历这次事件后，曾国藩说话越来越谨慎，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不给别人留把柄。
每天回家曾国藩都把自己的言行记录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改正自己。
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一个人说话之前，一定要注意在脑子里先过一遍。
能说不是本事，懂得慎言，适时沉默，才是保身善身之法。

06 动时制心
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从道不从己，不凭空揣测，不自以为是。
凡事客观理性，恪守规律。
曹操宠爱曹植，但他却选择了曹丕作为继承人。
曹植浪漫多情，文采斐然，是个不可多得的诗人。
曹丕勤恳务实，政务娴熟，是个出色的政治家。
所以纵然强悍如曹操，最终也选择放弃心爱的曹植，把江山事业交给了曹丕。
古人说：恶不去善。
就是说，不能以个人好恶论是非、定行止。
喜欢的人或者事，不一定是最适合的，千万不要被情绪迷失理智。
克制自己肆意妄为的心，按规律办事，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行贵在修心。

一个人唯有内心丰盈坚定，安静澄澈，才能抵抗世间所有的不安与躁动。

修好这颗心，安好这条命，才能活好这一生。

图/文：王京雪   来源：新华社每日电讯    侵删

他是新中国教龄最长的大学教授，是教授们的教授，老师们的老师。他的学生可以从“20后”排到“00后”，其间英才辈出

问及让他自豪的学生，他怕说不完整，干脆放弃“列举”。不过，我们知道，早在山东大学做助教时，他带的第一批学生里，就有我国激光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之一马祖光。5年前，他过90岁生日，代表学生赠送生日礼物的是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

清华大学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一句沿用至今的口号，叫“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已经干了70多年啦。”张礼说，常有人问他这么多年来，动力何在，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觉得有意思！”

张礼教授坐在书房中，疫情期间，他就是在这里给学生们在线授课的。

张礼先生是那种岁月拿他没辙的人。这一点，年纪越大越明显。

年轻时和时代角力，年老时和时间角力，这位95岁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82年清华物理系复系后的首位系主任，1949年正式踏上大学讲台的理论物理学家，一退休就接受返聘，继续留在讲台上，至今每年春季学期都仍会开课。

他是新中国教龄最长的大学教授，是教授们的教授，老师们的老师。他的学生可以从“20后”排到“00后”，其间英才辈出。

问及让他自豪的学生，他怕说不完整，干脆放弃“列举”。不过，我们知道，早在山东大学做助教时，他带的第一批学生里，就有我国激光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之一马祖光。5年前，他过90岁生日，代表学生赠送生日礼物的是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

最近，张礼刚讲完本学期的“量子力学前沿选题”课，这是1998年，他73岁时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一门选修课，讲到今年已经讲了22年。因为讲的是“前沿”，每一年，每节课，他都得重新准备教案，更新大量内容。

跟过去站在教室里讲课不同，受疫情影响，今年他讲的是网课。这位95岁的老教授适应得好极了，发现通过微信群等方式，学生比面对面听课时更愿提问。他希望恢复正常上课后，能想办法结合线上授课的长处。

直到现在，张礼还在不断琢磨，怎样讲课能让学生们更爱听，学到更多东西，产生更大的兴趣。

他清楚地感受到每代学生各有不同，去年秋天，他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做自我检查，说在帮助学生上做得不够，比如只在课后答疑，让有不懂问题的学生主动来问的做法，更适合从前一门心思念书的学生，不适合成长在各种外界诱惑里的新生代，必须改进。

为此，今年他在每周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的正课外，增设了一次专门的答疑课，效果不错。

清华大学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一句沿用至今的口号，叫“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已经干了70多年啦。”张礼说，常有人问他这么多年来，动力何在，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觉得有意思！”

采访中，他至少说了15次“有意思”——物理，真有意思；讲课，真有意思！

学不厌，教不倦。

所有人都觉得他真不像90多岁的人，全然无视大众对“什么年龄做什么事”的普遍认知。“没人规定我要怎么做啊？”张礼说，在任何年龄，他都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张礼教授的书房，疫情期间，他在这里给学生们在线授课。

“讲课是我的救命稻草”

物理对他有不变的“引力”，“什么东西把我撬走了，它就又把我吸回来。”他笑着感叹，“人生啊，我这辈子就和物理干上了”

“现在很多家长要监督甚至逼着孩子用功，这不行，这么弄他根本不喜欢这东西。我小时候是玩大的，干什么都找有意思的做。”

1925年，张礼生于天津，父亲是有名的中医，家境殷实。作为家中独子，家人对他没太多要求，只要别出门乱跑，他尽可以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拿方匣子照相机拍照，用钻石针唱片机放京剧，从收音机里听古典乐……后来，张礼一辈子都喜欢摄影、京剧和古典乐，书房里有一排排相册，和一打打唱片。

“念书当然费力气，但在这个过程里，我也能找到趣味。”中学时，张礼对物理产生兴趣，“力热声光电，里面有好多道理，多有意思！”

高中毕业，他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4年后，以理学院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在刚复校的山东大学做了一年助教后，张礼考取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出国深造。

1948年秋天到美国，刚读完一学期，有中共地下党员朋友动员他回国参加革命。1949年初，张礼给导师留了封信，悄然回国。

他的导师、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后来多次寄来最新出版的物理书。张礼家中仍保存着1951年时收到的一本《量子力学》和莫里森的随书来信：“衷心祝愿你和所有新中国人民拥有和平且充满创造力的未来。”

导师莫里森寄来的书和信

回想求学经历，在康奈尔大学的半年虽短暂，却因为莫里森和著名物理学家费曼的存在，成为张礼难以忘怀的时光。

他永远记得听费曼讲课时的心情，“这个人有魔力，讲课太迷人、太有意思了，跟变魔术似的，一下就把我吸引住，我后来无论什么情况都一心要搞物理，和费曼有关。”

回国后，张礼先到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任教，又由国家公派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进修。1957年，32岁的他调入清华，参与创建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成立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张礼最想做的，一直是物理科研，探究物理学里的“道理”。但国内师资人才稀缺，到清华不久，他就相继出任工程物理系核物理教研组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务，长期分管教学及研究生培养，一半以上的时间搞行政，剩下时间搞教学。

“讲课是我的救命稻草，科研搞不成了，我靠讲课不丢业务。”张礼说，“而且这也很有意思。”

他一门接一门地讲，原子核理论、原子核结构、原子核衰变、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磁流体力学、受控热核反应……许多专业课过去没学过，就先自学，边学边教。“科研搞不成，搞教学也是搞物理，我也喜欢。”

最痛苦的是“文革”时期，课也讲不成，整天开会挨批。有朋友把书全卖了，说再也不干物理。张礼一本没卖，“我将来还要干这个，虽然看不到出路，很苦恼，可我这志向并没有改，那就等着吧。”

等“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哎呦！我这个高兴，热情高到什么程度？”张礼回忆，物理学家赵保恒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讲课，当时已经50多岁的他，约着比自己年轻20岁的北大物理学教授赵志泳，每周两三次从清华北大骑车去玉泉路上的高能所听课，一堂不落。

杨振宁、李政道回国讲课、作报告，他也全去听了。“好不容易有机会学习，赶快好好学，那是我人生里最快乐的时间之一。”他觉着能与这种快乐相提并论的，是家里小孩诞生的时刻。

被时代的风浪裹挟前进，对物理的热爱是张礼内心的压舱石，不论现实把他推向哪个轨道，一有机会，他就想方设法偏回心之所向。

物理对他有不变的“引力”，“什么东西把我撬走了，它就又把我吸回来。”他笑着感叹，“人生啊，我这辈子就和物理干上了。”

永不退休的退休教授

当时，他的学生不少在二机部工作，“那是给国家起了多么重要作用的地方，一看那些骨干，好多是我们培养的，我特别激动，觉得自己可真不白活”

“文革”中，清华大学曾开设固体物理等4个研究班，没办多久被叫停。“文革”结束后复班，学生们点名要张礼来讲量子力学。“我高兴极了，非常愿意去教，学生们这样欣赏我，我教得也很使劲。”

固体物理班班长隋森芳，2009年当选中科院院士。接受清华大学采访时，他提到当年张礼用英语给他们讲量子力学课，“把微观世界描述得惟妙惟肖，他在讲台上的一举一动，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顾秉林也是这个班的学生。他说张礼是清华老师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之一，“讲课条理清晰，任何概念和内容都非常深刻，我们讨论哪个老师影响大，很多同学都提到他。”

“我很珍视学生们对我的肯定，很喜欢他们，也很惦记他们，他们给了我很多力量。”张礼说。

1974年前后，他去二机部（即后来的核工业部）参观，他的学生不少在这里工作，“那是给国家起了多么重要作用的地方，一看那些骨干，好多是我们培养的，我特别激动，觉得自己可真不白活。”

他总想着，怎么能为学生们多做点事，这一想就是70年。

20世纪80年代，张礼观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报告，开了门叫“近代物理学进展”的课，“我想帮学生们学会找问题，问题找得最好的就是诺奖得主们，所以我就给学生们介绍一些诺奖得主的工作，他们怎么发现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希望给他们启发。”

1995年，物理界发生了一件大事，科学家们首次成功制造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张礼一听说就感觉这很重要，希望大家重视起来。他跑到物理系宣传，又去清华新成立的高等研究院组织讨论会，70出头、退休多年的人了，没课题，没经费，没队伍，没义务，但他却乐于做这种努力。

“这东西有意思，而且重要。参加讨论会的学生越来越多，也有人转做这方面题目，我折腾半天，能吆喝一群人一起来研究这个，已经够高兴了。”张礼说。

清华高研院教授翟荟后来从事的就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他也是1998年，张礼开设“量子力学前沿选题”课的第一班学生，现在成了办公室跟张礼打对门的同事。

张礼常去参加翟荟组织的课题组讨论，“我得听听、学学，跟上发展啊，自己做不了不要紧，但要知道发展到哪一步了。”

在翟荟看来，张礼是真正以科研为乐的人。年前，张礼对他说，自己正在看翟荟之前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可能听我们讲到论文里的一些内容，觉得有意思，他就把论文拿来学了。”

翟荟认为，“张先生最让人尊敬的有两点，一是他至今仍对科研新知有兴趣，新的东西出来，他还会很有激情地去学；另一点，是他从70多岁到现在，始终坚持教学。”

今年和张礼搭档，一同进行“量子力学前沿选题”线上教学的清华物理系助理教授胡嘉仲对此有同感。“说是退休，但他从没在真正意义上退休，以前的研究状态和习惯，很多都保留到现在。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非常高，对年轻学生的想法也能很快理解。”

胡嘉仲去年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国，“量子力学前沿选题”是他从教生涯的第一门课。10年前，他在清华读书时，选修过这门课，“我现在的研究方向就是听张老师的课后产生兴趣的。”

回母校任教后，胡嘉仲主动找张礼，希望参与授课，刚好张礼也一直在找接班人。“我是做理论物理的，胡老师是实验物理学家，我们搭档太有好处了，对学生的训练可以更全面。”

他们常一起讨论怎么把课程讲得更吸引学生，胡嘉仲会建议讲课时使用更前沿、甚至网络化的表达，运用包括B站动画在内的各种互联网资源，张礼会强调对重要知识，不仅要讲内容，还要讲历史背景和故事，让学生充分理解一个问题从提出到解决，是怎么一步步实现的。

张礼喜欢讲课，“教学时，感到自己尽了责任，对学生有好处了，就会得到满足。”

偶尔遇到烦心事，一开始备课，他心情就变好。

讲课之余，张礼在退休后还翻译了华人物理学家徐一鸿的科普作品《可畏的对称——探寻现代物理学的美丽》，获得2014年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佳作奖。

责任感是当代学生的必备特质

“没有这种责任感，什么事只看个人利益，今天这个合适做这个，明天那个合适做那个，很难有大出息”

张礼的很多学生，都听他讲过自己治学中的一大憾事。

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做理论物理研究时，张礼发表的有关“电子-正电子系统的定态及其湮没转变”的论文，被国际公认为正电子湮没谱学的奠基性文献。学校为他安排了类似博士后的职位，希望他继续深钻，但他没理解校方用意，也没向人讨教，匆匆交差回国。

几年后，一位美国教授用他的方法深入研究，发展了全新的分支学科“正电子湮灭谱学”。这位教授后来到清华讲学，特地打听了张礼的消息，并在作报告时向他致谢。

“一个研究方向，愣让我毫不在乎地丢掉了，这是我会记一辈子的遗憾。”张礼讲这件事给学生们听，希望他们吸取教训，在学习中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主动请教的习惯。

他认为很多中国学生都是过去“培养乖孩子”的教育方式的受害者，像他自己，就是“乖大的”，“不太会闯自己的路，别人闯出来的路，我有能力跟着走，并走出一定结果，可为什么不自己闯呢？”

教了70多年书，他说想教给学生们的，首先是知识，然后是方法，最后是思路，也就是如何找到问号并解决。

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学生，首先应具备的特质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这是必要条件，要从这个角度思考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没有这种责任感，什么事只看个人利益，今天这个合适做这个，明天那个合适做那个，很难有大出息。”

其次，“我真是希望我的学生，学什么都真正感兴趣地学，真正去爱它，想把它跟自己造成一个再也分不开的关系，得有这样的感情。”

说到底，他不愿看见年轻人只是出于功利心、带着过于轻浮的企图选择学习方向。

备课闲暇，他和胡嘉仲讨论，在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形势下，中国的科技水平如何能赶上甚至超越对方，他们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十分重要。

在80岁生日宴上，张礼曾发表演讲，梦想未来的清华物理系成为学术创新的发光点，“我一直有这个梦，希望我们的教育不断提高，不仅吸引国人，还能吸引全世界的学者来学习。”

“找最吸引自己的事，玩命去干”

“这个年纪是可以不干了，但我愿意干啊，我还想干呢！”张礼不计得失成败地做了一辈子自己爱做的事，也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快乐。

今年，张礼的著作《量子力学前沿问题》将推出内容更丰富的第三版，还有一本去年完成翻译的经典物理教材译著即将面世。“这个年纪是可以不干了，但我愿意干啊，我还想干呢！”

从52岁到90岁，张礼每天清早5点半，会出门跑3公里步，近几年才在医生建议下改成快走。

7点左右，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9点，躺上床看报，打开CD机放古典乐，困意上头就关灯睡觉。

翟荟觉得张礼的生活几十年一成不变，规律到单调，作为旁观者，很难从中找到什么了不起的故事。

“看上去平淡，但只有很少很少很少的人能做到。尤其在做出成就后，还能保持这种纯粹的科研生活，更不容易，因为很多人的精力重心都会离开学术，转向各种社会活动。”

如果要追逐名利，张礼是很有资本的，“在他那个年代，他做出了许多不错的工作。包括2013年，他和徐湛等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工作获得中国物理学会周培源奖，这是国内理论物理方面的最高奖。他们的工作被国际同行称为Chinese Magic（中国魔术），至今仍有很多用处和新发展。”翟荟说。

但张礼对名誉加身或追求名利都没什么兴趣，也不怎么参加评奖之类的活动。他只是简单快乐地干自己的物理教学。

走过近一个世纪风雨，在张礼看来，人生在世，什么最重要？

“做出你可能做出的贡献。”他这样回答，“有多大本事都使出来就行了。”

他认为自己就是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人，其实没太多人生经验可供人参考。跟子孙辈交流，也只跟他们讲最简单的几条：要老老实实学习，要尽可能帮助别人，对帮助自己的人要感恩。

“我的一生很平稳，没怎么在很不利的条件里折腾，有人说我是‘福将’，包括‘文革’时，我也没进劳改队，比较幸运。”

但张礼先生的福气，或许不是来自运气，而是来自他一生都遵从自己内心，以及永不厌倦的好奇、持之以恒的热忱和脚踏实地的努力。他不计得失成败地做了一辈子自己爱做的事，也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快乐。

“如果您现在是个年轻人，会选择过怎样的生活？”

他“哈！”地笑出声，兴致勃勃地畅想，“那选择太多了，要找最有意思、最吸引自己的事情，玩命去干。当然也不是整天只干活，”他抬手指指书桌旁的唱片机，“还要听听这些。”

 

来源：国学新语FM  2020年5月23日    侵删

这是微信里热传的一篇文字，也是在网上引起众多反响的文字。

作者是湖北省安陆市紫金路街道的一位退休作家，即将去养老院时发出的感慨。
无论我们会如何养老，这文章里观点都值得我们看看，也应该广为转发。

我要去养老院了，非不得已，我是不会去养老院的。但是当生活开始不再能完全自理，而儿女又工作忙碌还要照顾孙子，无暇顾及你时，这似乎成了我唯一的出路。

一、我要准备搬家了，搬到养老院去！

养老院条件不错：干净的单人房间，配有简单实用的电器；各种娱乐设施齐全；饭菜还算可口；服务也很周到；环境也很优美；就是价格不菲。

我的退休金肯定无以支撑。但是我有自己的住房，将它卖掉，钱就不是问题了。我养老花不了，不久的将来剩下的就作为遗产，留给儿子。
儿子很理解：你的财产应该您享用，不要考虑我们。剩下的就是我要考虑做去养老院的准备了。

俗话说：破家值万贯，指的是东西多。过日子针头线脑什么也少不了，箱子、柜子、抽屉都装满了各种日常用品：四季的衣服，四季的床上用品，堆积如山；

我喜欢收藏，邮票集了一大堆；紫砂壶也集了百十来把；还有许多珍藏的小件物品，什么翠、核桃等小把件、掛件，还有二条小黄鱼。特别是书，整个一面牆的书柜，装的满满的。

好酒什么茅台、五粮液，洋酒，也存了几十瓶；还有全套的家用电器；做饭的各种器具，锅碗瓢盆，柴米油盐、各种调料，再把个厨房也塞的满满的；还有积攒的几十本像册……

看着满满的一屋子东西，我发愁了！

养老院只有一间屋子，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沙发，一个冰箱、一个洗衣机，一台电视机，一个电磁炉，一个微波炉。

根本没有存放我这些平生积攒的财富的地方。在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我的这些所谓财富都是多余的，它们并不属于我！

我只不过是看一看、玩一玩，用一用，它们实际上只属于这个世界，轮番降临的生命，都只是看客。

故宫是谁的？皇帝认为是朕的，但是今天，它是人民的，是社会的。

二、我忽然明白了

为什么比尔·盖茨要把自己身后的财产全部捐献；为什么马未都宣布要把他博物馆的全部藏品全部捐献……

那是因为他们明白：
这一切原本就不是他们的，他们不过是看一看，玩一玩，用一用，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倒不如沽名钓誉，落得个积善行德。多么明智！

我的这一屋子东西，真想捐献，但是拿不出手。要处理现在成了个难题。子孙能接受的廖廖无几。

我能想象，当儿孙面对我的这些苦心积垒的宝贝时会是怎样的情景：
衣服被褥全部扔掉；几十本珍贵的照片会全部毁掉；书被当作废品卖掉；收集的藏品不感兴趣会处理掉；红木家具不实用，会贱价卖掉。

正如红楼的结尾：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真干净！

我面对着如山的服装，只拣了几件爱穿的；厨房用品只留了一套锅碗瓢盆；书挑了几本还值得看的；

紫砂壶挑了一把喝茶的；再带上身份证、老年证、医疗卡、户口本，当然还有银行卡，足够了！

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走了，我告别了邻居，我在门口跪下拜了三拜，我把这个家还给这个世界！

是啊！人生只能睡一张床，住一间房，再多的都是看着玩的！

人活一辈子终于明白：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多，不要被多余的东西束缚住了快乐！

三、四句话

争名夺利挺荒唐
焦虑算计天天忙
等到最后才明白
人生不过一张床

此文说的都是真情实感，对于老热一族，是应该好好地想想，人生最后一程的路怎么走？放下幻想和包袱，放下那些吃不完、穿不尽、也带不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