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和苦难都属于灵魂(作者:周国平)

快感和痛感是肉体感觉,快乐和痛苦是心理现象,而幸福和苦难则仅仅属于灵魂。幸福是灵魂的叹息和歌唱,苦难是灵魂的呻吟和抗议,在两者中凸现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或正或负的强烈体验。

幸福是生命意义得到实现的鲜明感觉。一个人在苦难中也可以感觉到生命意义的实现乃至最高的实现,因此苦难与幸福未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在苦难中感觉到的却是生命意义的受挫。我相信,即使是这样,只要没有被苦难彻底击败,苦难仍会深化一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

“幸福”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活得有意义”的鲜明感觉。它必须通过反思,所以会有“身在福中不知福”之说。幸福只是灵魂的事,肉体只会有快感,不会有幸福感。

幸福问题与人生意义问题有着极密切的联系,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与他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往往是一致的。但两者仍不是一回事,我们不妨考虑一个简单的事实:许多伟人的一生绝不能说是幸福的。由此看来,幸福是否是人生的目标和最高价值,这个问题至少是可以争论的。

幸福是一种苟且,不愿苟且者不可能幸福。我们只能接受生存的荒谬,我们的自由仅在于以何种方式接受。我们不哀哭,我们自得其乐地怠慢它,居高临下地嘲笑它,我们的接受已经包含着反抗了。

我相信人有素质的差异。苦难可以激发生机,也可以扼杀生机;可以磨练意志,也可以摧垮意志;可以启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扬人格,也可以贬抑人格,全看受苦者的素质如何。素质大致规定了一个人承受苦难的限度,在此限度内,苦难的锤炼或可助人成材,超出此则会把人击碎。

这个限度对幸运同样适用。素质好的人既能承受大苦难,也能承受大幸运,素质差的人则可能兼毁于两者。

佛的智慧把爱当做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当做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化为生命的财富。

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

在多数情况下,同情伤害了痛苦者的自尊。如果他是强者,你把他当弱者来同情,是一种伤害。如果他是弱者,你的同情只会使他更不求自强,也是一种伤害。

如同肉体的痛苦一样,精神的痛苦也是无法分担的。别人的关爱至多只能转移你对痛苦的注意力,却不能改变痛苦的实质。甚至在一场共同承受的苦难中,每人也必须独自承担自己的那一份痛苦,这痛苦并不因为有一个难友而有所减轻。

一个经历过巨大灾难的人就好像一座经历过地震的城市,虽然在废墟上可以建立新的房屋和生活,但内心有一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沉落了。

灵魂(作者:周国平)

编辑推荐语:对于一切有灵魂生活的人来说,精神的独立价值和神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灵魂一旦敞亮,你的全部人生就有了明灯和方向。


人身上必有一种整体的东西,是它在寻求、面对、体悟、评价整体的生命意义,我们只能把这种东西叫做灵魂。

古往今来,以那些最优秀的分子为代表,在人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精神性的渴望和追求。人身上发动这种渴望和追求的那个核心显然不是肉体,也不是以求知为鹄的的理智,我们只能称之为灵魂。我在此意义上相信灵魂的存在。

我相信,灵魂和肉体必定有着不同的来源。我只能相信,不能证明,因为灵魂的来源是神秘的,而一切用肉体解释灵魂的尝试都过于牵强。

人的灵魂渴望向上,就像游子渴望回到故乡一样。灵魂的故乡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只要生命不止,它就永远在思念,在渴望,永远走在回乡的途中。至于这故乡究竟在哪里,却是一个永恒的迷。我们只好用寓言的方式说,那是一个像天国一样完美的地方。

帕斯卡尔说:人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否则就不会因为自己失了王位而悲哀了。借用帕斯卡尔的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把人类的精神史看作为恢复失去的王位而奋斗的历史。

当然,人曾经拥有王位并非一个历史事实,而只是一个譬喻,其含义是:人的高贵的灵魂必须拥有配得上它的精神生活。

人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被废黜的是人的灵魂。由于被废黜,精神有了一个多灾多难的命运。然而,不论怎样被废黜,精神终归有着高贵的王室血统。在任何时代,总会有一些人默记和继承着精神的这个高贵血统,并且为有朝一日恢复它的王位而努力着。我愿把他们恰如其分地称作精神贵族。

然而,真正的精神贵族何其稀少!尤其在一个精神遭到空前贬值的时代,倘若一个人仍然坚持做精神贵族,以精神的富有而坦然于物质的清贫,我相信他就必定不是为了虚荣,而是真正出于精神上的高贵和诚实。

智力可以来自祖先的遗传,知识可以来自前人的积累。但是,有一种灵悟,其来源与祖先和前人皆无关,我只能说,它直接来自神,来自世界至深的根和核心。

人不只有一个肉身生命,更有一个超越于肉身的内在生命,它被恰当地称作灵魂。外在生命来自自然,内在生命应该有更高的来源,不妨称之为神。二者的辦证关系是,只有外在生命状态单纯之时,内在生命才会向你开启,你活得越简单,你离神就越近。在一定意义上,人生觉悟就在于透过社会堆积物去发现你的自然的生命,又透过肉身生命去发现你的内在的生命,灵魂一旦敞亮,你的全部人生就有了明灯和方向。

灵魂是什么?很可能是原始而又永恒的生命在某一个人身上获得了自我意识和精神表达。因此,一个有灵魂的人决不会只爱自己的生命,他必定能体悟众生一体、万有同源的真理。

不妨把灵魂定义为普遍性的精神在个体的人身上的存在,或超越性的精神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存在。

一个人无论怎样超凡脱俗,总是要过日常生活的,而日常生活又总是平凡的。所以,灵魂的在场未必表现为隐居修道之类的极端形式,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恰恰是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和精神享受。

灵魂的行走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寻找上帝。灵魂只能独行,因为每一个人只有自己寻找,才能找到他的上帝。

灵魂是一只杯子。如果你用它来盛天上的净水,你就是一个圣徒。如果你用它来盛大地的佳酿,你就是一个诗人。如果你两者都不肯舍弃,一心要用它们在你的杯子里调制出一种更完美的琼液,你就是一个哲学家。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灵魂之杯,它的容量很可能是确定的。在不同的人之间,容量会有差异,有时差异还非常大。容量极大者必定极为稀少,那便是大圣徒、大诗人、大哲学家,上帝创造他们仿佛是为了展示灵魂所可能达到的伟大。

不过,我们无须去探究自己的灵魂之杯的容量究竟有多大。在一切情形下,它都不会超载,因为每个人所分配到的容量恰好是他必须付出毕生努力才能够装满的。事实上,大多数杯子只装了很少的水或酒,还有许多杯子直到最后仍是空着的。

在生存需要能够基本满足之后,是物质欲望仍占上风,继续膨胀,还是精神欲望开始上升,渐成主导,一个人的灵魂品质由此可以判定。

对于一切有灵魂生活的人来说,精神的独立价值和神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无法证明也不需证明的公理。

人的高贵在于有灵魂生活。作为肉身的人,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唯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高贵和卑鄙。

一个人的灵魂不安于有生有灭的肉身生活的限制,寻求超越的途径,不管他的寻求有无结果,寻求本身已经使他和肉身生活保持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便是他的自由,他的收获。

一切简单而伟大的精神都是相通的,在那道路的尽头,它们殊途而同归。说到底,人们只是用不同的名称称呼同一个光源罢了,受此光源照耀的人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人类的精神生活体现为精神追求的漫长历史,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这个历史一开始是外在的,他必须去重新占有它。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无论在什么时代,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并且能够独自面对他自己的上帝,靠自己获得他的精神个性,而这同时也就是他对人类精神历史的占有和参与。

世上有多少个朝圣者,就有多少条朝圣路。每一条朝圣的路都是每一个朝圣者自己走出来的,不必相同,也不可能相同。然而,只要你自己也是一个朝圣者,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缺陷,反而是一个鼓舞。你会发现,每个人正是靠自己的孤独的追求加入人类的精神传统的,而只要你的确走在自己的朝圣路上,你其实并不孤独。

我们在黑暗中并肩而行,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无法知道是否在走向同一个圣地,因为我们无法向别人甚至向自己说清心中的圣地究竟是怎样的。然而,同样的朝圣热情使我们相信,也许存在着同一个圣地。

人类精神始终在追求某种永恒的价值,这种追求已经形成为一种持久的精神事业和传统。当我也以自己的追求加入这一事业和传统时,我渐渐明白,这一事业和传统超越于一切优秀个人的生死而世代延续,它本身就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甚至是人世间唯一可能和真实的永恒。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肩负着人类的形象向上行进,而人类所达到的高度是由那个攀登得最高的人来代表的。正是通过那些伟人的存在,我们才真切地体会到了人类的伟大。

当然,能够达到很高的高度的伟人终归是少数,但是,只要我们是在努力攀登,我们就是在为人类的伟大做出贡献,并且实实在在地分有了人类的伟大。

夜深人静之时,读着先哲的作品,分明感觉到人类精神不息的追求,世上自有永恒的精神价值存在,心中很充实。但有时候,忽然想到宇宙之盲目,总有一天会把人类精神这最美丽的花朵毁灭,便感到惶恐和空虚。

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作者:周国平)

01.

苦难是人格的试金石,面对苦难的态度最能表明一个人是否具有内在的尊严。譬如失恋,只要失恋者真心爱那个弃他而去的人,他就不可能不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同为失恋,有的人因此自暴自弃,有的人为之反目为仇,甚至行凶报复,有的人则怀着自尊和对他人感情的尊重,默默地忍受痛苦,其间便有人格上的巨大差异。当然,每个人的人格并非一成不变的,他对痛苦的态度本身也在铸造着他的人格。

不论遭受怎样的苦难,只要他始终警觉着他拥有采取何种态度的自由,并勉励自己以一种坚忍高贵的态度承受苦难,他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地提高着自己的人格。

凡苦难都具有不可挽回的性质。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只是指不可挽回地丧失了某种重要的价值,但同时人生中毕竟还存在着别的一些价值,它们鼓舞着受苦者承受眼前的苦难。

譬如说,一个失恋者即使已经对爱情根本失望,他仍然会为了事业或为了爱他的亲人活下去。但是,世界上有一种苦难,不但本身不可挽回,而且意味着其余一切价值的毁灭,因此不可能从别的方面汲取承受它的勇气。

在这种绝望的境遇中,如果说承受苦难仍有意义,那么,这意义几乎唯一地就在于承受苦难的方式本身了。弗兰克说得好: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证明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始终要面对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苦难,那就是死亡。而以尊严的方式承受死亡的确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最后一项伟大成就。

02.

可是,面对自然悲剧,我们有什么呢?这里没有舞台,只有空漠无际的苍穹。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朝生暮死的众生。任何人间理想都抚慰不了生老病死的悲哀,在天灾人祸面前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感。当史前人类遭受大洪水的灭顶之灾时,当庞贝城居民被维苏威火山的岩浆吞没时,他们能有什么慰藉呢?地震、海啸、车祸、空难、瘟疫、绝症……

大自然的恶势力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或我们的亲人毁灭。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灵魂的敌手,因而不能以精神的优越自慰,却愈发感到了生命的卑微。没有上帝来拯救我们,因为这灾难正是上帝亲手降下。我们愤怒,但无处泄愤;我们冤屈,但永无伸冤之日;我们反抗,但我们的反抗孤立无助,注定失败。

然而我们未必就因此倒下。也许,没有浪漫气息的悲剧是我们最本质的悲剧,不具英雄色彩的勇气是我们最真实的勇气。在无可告慰的绝望中,我们咬牙挺住。我们挺立在那里,没有观众,没有证人,也没有期待,没有援军。我们不倒下,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肯让自己倒下我们以此维护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尊严——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尊严。

03.

面对无可逃避的厄运和死亡,绝望的人在失去一切慰藉之后,总还有一个慰藉,便是在勇敢承受命运时的尊严感。由于降灾于我们的不是任何人间的势力,而是大自然本身,因此,在我们的勇敢中体现出的乃是人的最高尊严——人在神面前的尊严。

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着,还得朝前走。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有权利证明,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属于同一种能力。

没有被苦难压倒,这不是耻辱,而是光荣。

 

面对苦难(作者:周国平)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难。所谓苦难,是指那种造成了巨大痛苦的事件和境遇。它包括个人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例如遭遇乱世或灾荒,患危及生命的重病乃至绝症,挚爱的亲人死亡,也包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例如失恋、婚姻破裂、事业失败。有些人即使在这两方面运气都好,未尝吃大苦,却也无法避免那个一切人迟早要承受的苦难——死亡。因此,如何面对苦难,便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

人们往往把苦难看做人生中纯粹消极的、应该完全否定的东西。当然,苦难不同于主动的冒险,冒险有一种挑战的快感,而我们忍受苦难总是迫不得已的。但是,作为人生的消极面的苦难,它在人生中的意义总是完全消极的吗?

苦难与幸福是相反的东西,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直接和灵魂有关,并且都牵涉到对生命意义的评价。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难时,它便醒来了。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的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而使灵魂陷入了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对它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只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灵魂在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不成为一个精神事件,就称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应当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

多数时候,我们是生活在外部世界上。我们忙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忙于工作、交际和娱乐,难得有时间想一想自己,也难得有时间想一想人生。可是,当我们遭到厄运时,我们忙碌的身子停了下来。厄运打断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与外界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回到了自己。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肯于思考,就会对人生获得一种新眼光。古罗马哲学家认为逆境启迪智慧,佛教把对苦难的认识看做觉悟的起点,都自有其深刻之处。人生固有悲剧的一面,对之视而不见未免肤浅。当然,我们要注意不因此而看破红尘。我相信,一个历尽坎坷而仍然热爱人生的人,他胸中一定藏着许多从痛苦中提炼的珍宝。

苦难不仅提高我们的认识,而且也提高我们的人格。苦难是人格的试金石,面对苦难的态度最能表明一个人是否具有内在的尊严。譬如失恋,只要失恋者真心爱那个弃他而去的人,他就不可能不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同为失恋,有的人因此自暴自弃,委靡不振,有的人为之反目为仇,甚至行凶报复,有的人则怀着自尊和对他人感情的尊重,默默地忍受痛苦,其间便有人格上的巨大差异。当然,每个人的人格并非一成不变的,他对痛苦的态度本身也在铸造着他的人格。不论遭受怎样的苦难,只要他始终警觉着他拥有采取何种态度的自由,并勉励自己以一种坚忍高贵的态度承受苦难,他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地提高着自己的人格。

凡苦难都具有不可挽回的性质。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只是指不可挽回地丧失了某种重要的价值,但同时人生中毕竟还存在着别的一些价值,它们鼓舞着受苦者承受眼前的苦难。譬如说,一个失恋者即使已经对爱情根本失望,他仍然会为了事业或为了爱他的亲人活下去。但是,世上有一种苦难,不但本身不可挽回,而且意味着其余一切价值的毁灭,因而不可能从别的方面汲取承受它的勇气。在这种绝望的境遇中,如果说承受苦难仍有意义,那么,这意义几乎唯一地就在于承受苦难的方式本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个名叫弗兰克的人被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凡是被关进这个集中营的人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希望,等待着他们的是毒气室和焚尸炉。弗兰克的父母、妻子、哥哥确实都遭到了这种厄运。但弗兰克极其偶然地活了下来,他写了一本非常感人的书讲他在集中营里的经历和思考。在几乎必死的前景下,他之所以没有被集中营里非人的苦难摧毁,正是因为他从承受苦难的方式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说得好:以保持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证明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终归要面对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苦难,那就是死亡,而以保持尊严的方式承受死亡的确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最后一项伟大成就。

苦难(作者:周国平)

编辑推荐语:一个历尽坎坷而仍然热爱人生的人,他胸中一定藏着许多从痛苦中提炼的珍宝。


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

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会突然翻出轨道。

“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作例外。

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那种一交好运就得意忘形的浅薄者,我很怀疑苦难能否使他们变得深刻一些。

人生的本质决非享乐,而是苦难,是要在无情宇宙的一个小小角落里奏响生命的凯歌。

多数时候,我们生活在外部世界上,忙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忙于工作、交际和娱乐,难得有时间想一想自己,也难得有时间想一想人生。可是,当我们遭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我们忙碌的身子一下子停了下来。灾难打断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与外界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回到了自己。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肯于思考,就会对人生获得一种新的眼光。一个历尽坎坷而仍然热爱人生的人,他胸中一定藏着许多从痛苦中提炼的珍宝。

我相信人有素质的差异。苦难可以激发生机,也可以扼杀生机;可以磨炼意志,也可以催垮意志;可以启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扬人格,也可以贬抑人格,——全看受苦者的素质如何。素质大致规定了一个人承受苦难的限度,在此限度内,苦难的锤炼或可助人成材,超出此则会把人击碎。这个限度对幸运同样适用。素质好的人既能承受大苦难,也能承受大幸运,素质差的人则可能兼毁于两者。

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项巨大成就,因为它所显示的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整个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证明了这种尊严比任何苦难更有力,是世间任何力量不能将它剥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受难者如同伟大的创造者一样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不幸对一个人的杀伤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不幸的程度,二是对不幸的承受力。其中,后者更关键。所以,古希腊哲人如是说:不能承受不幸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幸。

但是,承受不幸不仅是一种能力,来自坚强的意志,更是一种觉悟,来自做人的尊严、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的智慧,以及超越尘世遭遇的信仰。

喜欢谈论痛苦的往往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而饱尝人间苦难的老年贝多芬却唱起了欢乐颂。

年少之时,我们往往容易无病呻吟,夸大自己的痛苦,甚至夸耀自己的痛苦。究其原因,大约有二。其一,是对人生的无知,没有经历过大痛苦,就把一点儿小烦恼当成了大痛苦。其二,是虚荣心,在文学青年身上尤其突出,把痛苦当作装饰和品位,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只是到了真正饱经沧桑之后,我们才明白,人生的小烦恼是不值得说的,大痛苦又是不可说的。我们把痛苦当作人生本质的一个组成部分接受下来,带着它继续生活。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就说点别的,比如天气。辛弃疾词云:“却道天凉好个秋”一这个结尾意味深长,是不可说之说,是辛酸的幽默。

一个人只要真正领略了平常苦难中的绝望,他就会明白,一切美化苦难的言辞是多么浮夸,一切炫耀苦难的姿态是多么做作。不要对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默默之中,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何必用舞台上的绘声绘色,来掩盖生活中的无声无息。

浪漫主义在痛苦中发现了美感,于是为了美感而寻找痛苦,夸大痛苦,甚至伪造痛苦。然而,假的痛苦有千百种语言,真的痛苦却没有语言。

事实上,我们平凡生活中的一切真实的悲剧都仍然是平凡生活的组成部分,平凡性是它们的本质,诗意的美化必然导致歪曲。

人天生是软弱的,唯其软弱而犹能承担起苦难,才显出人的尊严。我厌恶那种号称铁石心肠的强者,蔑视他们一路旗开得胜的骄横。只有以软弱的天性勇敢地承受着寻常苦难的人们,才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们不是英雄,做英雄是轻松的,因为他们有净化和升华,做英雄又是沉重的,因为他要演戏。我们只是忍受着人间寻常苦难的普通人。

一个经历过巨大灾难的人就好像一座经历过地震的城市,虽然在废墟上可以建立新的房屋和生活,但内心有一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沉落了。

古人云:忍为众妙之门。事实上,对于人生种种不可躲避的灾祸和不可改变的苦难,除了忍,别无他法。忍也不是什么妙法,只是非如此不可罢了。忍是一种自救,即使自救不了,至少也是一种自尊。以从容平静的态度忍受人生最悲惨的厄运,这是处世做人的基本功夫。

定理一:人是注定要忍受不可忍受的苦难的。由此推导出定理二:所以,世上没有不可忍受的苦难。

人生难免遭遇危机,能主动应对当然好,若不能,就忍受它,等待它过去吧。

越是面对大苦难,就越要用大尺度来衡量人生的得失。在岁月的流转中,人生的一切祸福都是过眼烟云。在历史的长河中,灾难和重建乃是寻常经历。我们不可能持之以恒地为一个预知的灾难结局悲伤。悲伤如同别的情绪一样,也会疲劳,也需要休息。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死刑犯,一定会想象他们无一日得安生,其实不然。因为,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谁不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呢?

只要生存本能犹在,人在任何处境中都能为自己编织希望,哪怕是极可怜的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终身苦役犯,服刑初期被用铁链拴在墙上,可他们照样有他们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别的苦役犯一样,被允许离开这堵墙,戴着脚镣走动。如果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去。即使是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们的彻底也仅是理论上的,在现实生活中,生存本能仍然驱使他们不断受小小的希望鼓舞,从而能忍受这遭到他们否定的人生。

请不要责备“好了伤疤忘了疼”。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自卫本能,人如何还能正常地生活,世上还怎会有健康、勇敢和幸福?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过多少伤疤,如果一一记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人类是在忘却中前进的。身陷任何一种绝境,只要还活着,就必须把绝境也当作一种生活,接受它的一切痛苦,也不拒绝它仍然可能有的任何微小的快乐。

身处绝境之中,最忌讳的是把绝境与正常生活进行对比,认为它不是生活,这样会一天也忍受不下去。如果要作对比,干脆放大尺度,把自己的苦难放到宇宙的天平上去称一称。面对宇宙,一个生命连同它的痛苦皆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

离一种灾祸愈远,我们愈觉得其可怕,不敢想象自己一旦身陷其中会怎么样。但是,当我们真的身陷其中时,犹如落入台风中心,反倒有了一种意外的平静。

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哲学研究者,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著名学者之一。

苦难的精神价值(作者:周国平)

编辑推荐语:“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

维克多·弗兰克是意义治疗法的创立者,他的理论已成为弗洛伊德、阿德勒之后维也纳精神治疗法的第三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尽非人的折磨,九死一生,只是侥幸地活了下来。在《活出意义来》这本小书中,他回顾了当时的经历。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并非像一般受难者那样流于控诉纳粹的暴行,而是尤能细致地捕捉和分析自己的内心体验以及其他受难者的心理现象,许多章节读来饶有趣味,为研究受难心理学提供了极为生动的材料。不过,我在这里想着重谈的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精彩之处,便是对苦难的哲学思考。对意义的寻求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当这种需要找不到明确的指向时,人就会感到精神空虚,弗兰克称之为”存在的空虚”。这种情形普遍地存在于当今西方的”富裕社会”。当这种需要有明确的指向却不可能实现时,人就会有受挫之感,弗兰克称之为”存在的挫折”。这种情形发生在人生的各种逆境或困境之中。寻求生命意义有各种途径,通常认为,归结起来无非一是创造,以实现内在的精神能力和生命的价值,二是体验,藉爱情、友谊、沉思、对大自然和艺术的欣赏等美好经历获得心灵的愉悦。那么,倘若一个人落入了某种不幸境遇,基本上失去了积极创造和正面体验的可能,他的生命是否还有一种意义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是靠希望活着的,即相信或至少说服自己相信厄运终将过去,然后又能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然而,第一,人生中会有一种可以称做绝境的境遇,所遭遇的苦难是致命的,或者是永久性的,人不复有未来,不复有希望。这正是弗兰克曾经陷入的境遇,因为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战俘来说,煤气室和焚尸炉几乎是不可逃脱的结局。我们还可以举出绝症患者,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相关例子。如果苦难本身毫无价值,则一旦陷入此种境遇,我们就只好承认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了。第二,不论苦难是否暂时的,如果把眼前的苦难生活仅仅当作一种虚幻不实的生活,就会如弗兰克所说忽略了苦难本身所提供的机会。他以狱中亲历指出,这种态度是使大多数俘虏丧失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他们正因此而放弃了内在的精神自由和真实自我,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彻底成为苦难环境的牺牲品。

所以,在创造和体验之外,有必要为生命意义的寻求指出第三种途径,即肯定苦难本身在人生中的意义。一切宗教都很重视苦难的价值,但认为这种价值仅在于引人出世,通过受苦,人得以救赎原罪,进入天国(基督教),或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佛教)。与它们不同,弗兰克的思路属于古希腊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他是站在肯定人生的立场上来发现苦难的意义的。他指出,即使处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人仍然拥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即可以选择承受苦难的方式。一个人不放弃他的这种”最后的内在自由”,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所显示的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整个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证明了这种尊严比任何苦难更有力,是世间任何力量不能将它剥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受难者如同伟大的创造者一样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

我无意颂扬苦难。如果允许选择,我宁要平安的生活,得以自由自在地创造和享受。但是,我赞同弗兰克的见解,相信苦难的确是人生的必含内容,一旦遭遇,它也的确提供了一种机会。人性的某些特质,惟有藉此机会才能得到考验和提高。一个人通过承受苦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是一笔特殊的财富,由于它来之不易,就决不会轻易丧失。而且我相信,当他带着这笔财富继续生活时,他的创造和体验都会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底蕴。